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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头的贝聿铭认为格罗皮乌斯说的不对,而今他们都进入了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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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头的贝聿铭认为格罗皮乌斯说的不对,而今他们都进入了建筑史

格罗皮乌斯预言了一种全球化的建筑样式,他对贝聿铭说:“其他国家将会追随那些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设计。”“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贝聿铭回忆说,“我当时是一个学生,我来自中国,我不希望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可见的建筑也出现在中国。”

年轻时的贝聿铭

1935年,当18岁的贝聿铭能够离开家乡,去见识整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非常兴奋。在抵达美国之前,他所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邮船经过日本,首站停靠在下关,之后继续往横滨进发。这时,年轻的贝聿铭已经压抑不住想亲眼看看世界的冲动情绪,他找到船长,请求放自己下船,并允诺会在横滨归队。如愿之后,贝聿铭乘坐火车,访问了神户、京都和东京,最后来到横滨。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只身在日本游历,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这是他对于世界的最初记忆。在东京的时候,贝聿铭住在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里。这时的他,开始真切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它们是我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刻,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贝聿铭在8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东京,在和东京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分享自己年轻时的见闻时,他说:“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对建筑还一无所知。”这句话应该是过于谦虚了,18岁的贝聿铭已经见识了当时中国建筑的一些精髓,并且正是因为如此,他已萌发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心愿。不过,那时的他也还不知道,未来80余年的时间里,世界建筑的历史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而他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他的祖籍是苏州,当时贝家在苏州是拥有500年积淀的望族,拥有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狮子林。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贝聿铭会跟随家人回到苏州,与堂兄弟们在假山、石桥、池塘和瀑布间穿行玩乐。

贝聿铭在狮子林

10岁的时候,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被任命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主管的工作,贝家随之搬到上海,而今的贝轩大公馆正是其父亲的产业。贝公馆的院子仿造了苏州园林的样式,主体建筑采取了当时时兴的欧洲装饰主义风格,细部则有中国传统图案的融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开埠已有半个世纪,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城市,与此同时,各类新的建筑还在不断拔地而起。少年贝聿铭见证了“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建起。每天中午放学,他会乘坐电车到大光明影院,碰上新片上映就躲进电影院看电影,没有新片就坐在梧桐树下,看着冉冉升起的国际饭店的工程进展。他着迷于国际饭店24层的楼高和二百多个房间的庞大体量,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份建筑图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贝聿铭日后回忆道,“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离开中国的时候,贝聿铭大约只知道建筑就是造房子。到了美国之后,他才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门类、学科可以选择。“你可以成为一个建筑师,也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还可以成为一个建造者。我必须对此加以选择。所以我选择成为一名工程师,建筑工程师,而非建筑设计师。”

贝聿铭首先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留美建筑学生的选择。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对那里的巴黎艺术学院式的教育感觉失望,并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建筑工程。很快,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传授方式也开始感到不满意。二战爆发,贝聿铭在美国空军服役了三年,退役后转入了哈佛大学。当时,从德国流亡而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巨匠、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正在那里进行建筑教学的实验,贝聿铭这次留了下来,直至完成了硕士学位。

包豪斯的教育方式非常宽泛,尤其是在早期。学校里有教授绘画的老师,包括保罗·克利,还包括家具设计师,如布劳耶尔。换句话说,这里汇集了多种学科门类,聚集了各种类型的专家,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所有这些对于建筑本身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格罗皮乌斯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贝聿铭笑着评价说,“但是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格罗皮乌斯告诉自己的学生,“国际式”就是未来人们应该追随的风格。他预言了一种全球化的建筑样式。有一天,格罗皮乌斯对贝聿铭说:“其他国家将会追随那些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设计。”

“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贝聿铭回忆说,“我当时是一个学生,我来自中国,我不希望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可见的建筑也出现在中国。但是我错了,你们看在上海、东京和大阪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格罗皮乌斯是对的。”说到这里,他苦笑了起来。

建筑师贝聿铭

贝聿铭对于格罗皮乌斯的预言不敢苟同,对于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才华也并不特别认同。不过,自那之后直到现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师,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都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风靡全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多年以后,在东京大学的讲堂里,再去回忆那段求学岁月的时候,贝聿铭意识到,自己在格罗皮乌斯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析的能力,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之中,每个建筑师必须为自己的风格作出陈述、分析和证明。

很多人或许认为现代建筑的开端是赖特、密斯、勒·柯布西耶或是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的建筑课程中学习了“艺术的历史”的贝聿铭却将现代建筑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一场影响广泛的艺术运动——立体主义。在他看来,是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等艺术大师,为现代建筑开启了大门。在立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俄国出现了构成主义,在荷兰有里特维尔德的风格派,在德国有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在法国有勒·柯布西耶。我们现在会说,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代,而所有一切的源头,在贝聿铭看来,正是立体主义。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仍旧认为世界要比现在全球化的局面要有意思的多。”对于格罗皮乌斯的预言,贝聿铭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提出了“场地性”的概念。在后世很多建筑设计师那里,这个概念都被用来回击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倾向性,而在贝聿铭,这个来自中国的华裔建筑师的心里面,在他提出“场地性”的时候,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定伴随着他18岁以前对于中国的记忆。

“要建造一座建筑就必须要有场地,而这个场地必须在一个地方,而一个地方必定有自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贝聿铭看来,“(建筑师)应该了解这个场地,了解它的历史,它的根,而这种根是很难发掘的,但是一名建筑师如果想要有所创造,就必须对此有所发现。”

将现代建筑的材料、几何形状的运用与建筑场地的“文脉”相结合的建筑观,体现在了他一生中许多出色的作品里:卢浮宫的五个玻璃金字塔将光线引入地下,同时又反射着周围的老建筑,在视觉上达到传统与现代景观的巧妙平衡;在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时,他在研究了清真寺的建筑特征后,又将强调光线重要性与化繁为简的建筑理念与中东的装饰性地板图案、波斯屋顶、塔楼等传统要素相结合,在延续过往风格的同时又通过细读文化与历史做出了新的突破;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他将玻璃和钢材融汇于中式园林里,与水、石头和植物的经典元素共同组成了一种新的和谐。

“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2017年,贝聿铭的小儿子贝礼中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这样总结他父亲的创作,“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

从童年时代在不同风格建筑环境里的耳濡目染,到青年时代对全世界各种建筑的阅览,到学院生活中对各种设计模式的描摹,再到后来每一次设计时对场所的历史底蕴与美学细节的理解,贝聿铭的好奇心驱使着他透过各式各样的形状看到孕育建筑的人文环境,并致力于将其中的精髓凝结成简约而隽永的建筑语言。

或许可以说,在贝聿铭这里,建筑在超越纯粹的建筑工程后,并不是创作者个性的彰显,而是一种理解世界、追寻本质的方式。

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

(本文写作参考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建筑师的20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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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头的贝聿铭认为格罗皮乌斯说的不对,而今他们都进入了建筑史

格罗皮乌斯预言了一种全球化的建筑样式,他对贝聿铭说:“其他国家将会追随那些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设计。”“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贝聿铭回忆说,“我当时是一个学生,我来自中国,我不希望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可见的建筑也出现在中国。”

年轻时的贝聿铭

1935年,当18岁的贝聿铭能够离开家乡,去见识整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非常兴奋。在抵达美国之前,他所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邮船经过日本,首站停靠在下关,之后继续往横滨进发。这时,年轻的贝聿铭已经压抑不住想亲眼看看世界的冲动情绪,他找到船长,请求放自己下船,并允诺会在横滨归队。如愿之后,贝聿铭乘坐火车,访问了神户、京都和东京,最后来到横滨。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只身在日本游历,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这是他对于世界的最初记忆。在东京的时候,贝聿铭住在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帝国饭店里。这时的他,开始真切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它们是我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刻,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贝聿铭在8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东京,在和东京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分享自己年轻时的见闻时,他说:“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对建筑还一无所知。”这句话应该是过于谦虚了,18岁的贝聿铭已经见识了当时中国建筑的一些精髓,并且正是因为如此,他已萌发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心愿。不过,那时的他也还不知道,未来80余年的时间里,世界建筑的历史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而他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他的祖籍是苏州,当时贝家在苏州是拥有500年积淀的望族,拥有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狮子林。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贝聿铭会跟随家人回到苏州,与堂兄弟们在假山、石桥、池塘和瀑布间穿行玩乐。

贝聿铭在狮子林

10岁的时候,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被任命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主管的工作,贝家随之搬到上海,而今的贝轩大公馆正是其父亲的产业。贝公馆的院子仿造了苏州园林的样式,主体建筑采取了当时时兴的欧洲装饰主义风格,细部则有中国传统图案的融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开埠已有半个世纪,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城市,与此同时,各类新的建筑还在不断拔地而起。少年贝聿铭见证了“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建起。每天中午放学,他会乘坐电车到大光明影院,碰上新片上映就躲进电影院看电影,没有新片就坐在梧桐树下,看着冉冉升起的国际饭店的工程进展。他着迷于国际饭店24层的楼高和二百多个房间的庞大体量,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份建筑图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贝聿铭日后回忆道,“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离开中国的时候,贝聿铭大约只知道建筑就是造房子。到了美国之后,他才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门类、学科可以选择。“你可以成为一个建筑师,也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还可以成为一个建造者。我必须对此加以选择。所以我选择成为一名工程师,建筑工程师,而非建筑设计师。”

贝聿铭首先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留美建筑学生的选择。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对那里的巴黎艺术学院式的教育感觉失望,并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建筑工程。很快,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传授方式也开始感到不满意。二战爆发,贝聿铭在美国空军服役了三年,退役后转入了哈佛大学。当时,从德国流亡而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巨匠、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正在那里进行建筑教学的实验,贝聿铭这次留了下来,直至完成了硕士学位。

包豪斯的教育方式非常宽泛,尤其是在早期。学校里有教授绘画的老师,包括保罗·克利,还包括家具设计师,如布劳耶尔。换句话说,这里汇集了多种学科门类,聚集了各种类型的专家,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所有这些对于建筑本身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格罗皮乌斯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贝聿铭笑着评价说,“但是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格罗皮乌斯告诉自己的学生,“国际式”就是未来人们应该追随的风格。他预言了一种全球化的建筑样式。有一天,格罗皮乌斯对贝聿铭说:“其他国家将会追随那些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设计。”

“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贝聿铭回忆说,“我当时是一个学生,我来自中国,我不希望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可见的建筑也出现在中国。但是我错了,你们看在上海、东京和大阪所发生的一切,就可以知道,格罗皮乌斯是对的。”说到这里,他苦笑了起来。

建筑师贝聿铭

贝聿铭对于格罗皮乌斯的预言不敢苟同,对于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才华也并不特别认同。不过,自那之后直到现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师,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都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风靡全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多年以后,在东京大学的讲堂里,再去回忆那段求学岁月的时候,贝聿铭意识到,自己在格罗皮乌斯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析的能力,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之中,每个建筑师必须为自己的风格作出陈述、分析和证明。

很多人或许认为现代建筑的开端是赖特、密斯、勒·柯布西耶或是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的建筑课程中学习了“艺术的历史”的贝聿铭却将现代建筑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一场影响广泛的艺术运动——立体主义。在他看来,是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等艺术大师,为现代建筑开启了大门。在立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俄国出现了构成主义,在荷兰有里特维尔德的风格派,在德国有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在法国有勒·柯布西耶。我们现在会说,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时代,而所有一切的源头,在贝聿铭看来,正是立体主义。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仍旧认为世界要比现在全球化的局面要有意思的多。”对于格罗皮乌斯的预言,贝聿铭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提出了“场地性”的概念。在后世很多建筑设计师那里,这个概念都被用来回击现代主义建筑千篇一律的倾向性,而在贝聿铭,这个来自中国的华裔建筑师的心里面,在他提出“场地性”的时候,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定伴随着他18岁以前对于中国的记忆。

“要建造一座建筑就必须要有场地,而这个场地必须在一个地方,而一个地方必定有自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贝聿铭看来,“(建筑师)应该了解这个场地,了解它的历史,它的根,而这种根是很难发掘的,但是一名建筑师如果想要有所创造,就必须对此有所发现。”

将现代建筑的材料、几何形状的运用与建筑场地的“文脉”相结合的建筑观,体现在了他一生中许多出色的作品里:卢浮宫的五个玻璃金字塔将光线引入地下,同时又反射着周围的老建筑,在视觉上达到传统与现代景观的巧妙平衡;在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时,他在研究了清真寺的建筑特征后,又将强调光线重要性与化繁为简的建筑理念与中东的装饰性地板图案、波斯屋顶、塔楼等传统要素相结合,在延续过往风格的同时又通过细读文化与历史做出了新的突破;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他将玻璃和钢材融汇于中式园林里,与水、石头和植物的经典元素共同组成了一种新的和谐。

“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2017年,贝聿铭的小儿子贝礼中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这样总结他父亲的创作,“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

从童年时代在不同风格建筑环境里的耳濡目染,到青年时代对全世界各种建筑的阅览,到学院生活中对各种设计模式的描摹,再到后来每一次设计时对场所的历史底蕴与美学细节的理解,贝聿铭的好奇心驱使着他透过各式各样的形状看到孕育建筑的人文环境,并致力于将其中的精髓凝结成简约而隽永的建筑语言。

或许可以说,在贝聿铭这里,建筑在超越纯粹的建筑工程后,并不是创作者个性的彰显,而是一种理解世界、追寻本质的方式。

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

(本文写作参考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建筑师的20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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