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天，苏格兰化学家威廉·拉姆齐爵士（Sir William Ramsay）拿出了一项新发明，它将为巴黎、拉斯维加斯大道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夜晚带来永恒的闪耀。以氩气的沸点为参考，拉姆齐和他的同事莫里斯·W.特拉弗斯（Morris W. Travers）分离出了三种更稀有的气体，并给它们取了令人回味的希腊语名字：氖（neon）、氪（krypton）和氙（xenon）。如此一来，科学家就为这三种气体中最著名的那种贴上了历久弥新的文化标签——霓虹/氖（neon），从希腊语翻译过来是“新”的意思。这一发现为法国工程师乔治·克劳德（Georges Claude）制作新形式照明奠定了基础。十年后，克劳德设计出了可以捕获氖气的玻璃管，往管中通电，就可以产生持续照明超过1000小时的光。

在2012年由迈克尔·韦尔斯（Michael Wells）翻译成英文的《L'étre et le Néon》一书中，哲学家路易斯·德·米兰达（Luis De Miranda）将霓虹灯的历史书写成人造物和隐喻的交织。该书的英语书名是《存在和霓虹》（Being and Neonness），告诉我们它不是一部典型的物质史。书中没有图片，就连德·米兰达自己在巴黎发现的霓虹灯熟食标志的例子也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的，充斥着大写字符和破折号的文字勾画出标志的边界，正如人们可能会在推特上尝试的那样。迈阿密海滩的修复艺术装饰酒店和加州保龄球馆的粉丝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光鲜的历史图像而感到失望。尽管如此，德·米兰达还是说服我们相信霓虹灯是20世纪宏伟现代野心的象征。

德·米兰达在书的引言部分唯美地介绍了霓虹灯在20世纪的标志性地位：“当我们听到霓虹这个词时，这样一幅图画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光、颜色、符号和玻璃的组合。这幅图画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它自带一种氛围。它讲述了......城市的本质，20世纪夜晚的诗歌。”当霓虹灯在欧洲首次亮相时，它们带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感。后来由于塑料在荧光灯制作中的广泛使用，它们坚硬的躯壳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变得过时。今天的霓虹灯大多使用全新的数字广告牌技术，但它们仍然充满魅力和熟悉的味道：标志必须手工制作，因为没有经济有效的方法来大规模生产它们。

在1910年代，霓虹灯开始被用于巴黎大都会的照明，这恰好与第一波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相重合。德·米兰达对一个世纪以前在法国首都出现的创造回顾让人忍不住兴奋地思考：毕加索的立体艺术、可可·香奈儿激进解构的时尚、格特路德·斯坦的意识流诗歌，以及克劳德·德彪西那蔑视流派的音乐——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欧洲和世界文化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股艺术风潮中，乔治·克劳德（Georges Claude）于1910年12月在巴黎车展上首次展示了他的霓虹灯，这些贴在建筑物外墙上的40英尺管子吸引着游客的注意，灯光发出橙红色，因为霓虹本身会产生这种颜色。霓虹灯照明是一个笼统的术语，它描述了气体或化学物质在玻璃管中通电后发光的技术。例如，霓虹灯制造商用二氧化碳制造白色，用汞制造蓝色。克劳德当时承认，霓虹灯不能为标准灯泡带来理想的颜色，并坚称它不会对白炽灯泡造成商业威胁。

德·米兰达指出，霓虹灯装置无法成为室内照明的特征让它非常适合用于室外标志。第一个霓虹灯标志在1912年点亮，那是巴黎蒙马特大道上一家理发店的广告牌，这个创意最终被电影院和夜总会采用。虽然克劳德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垄断了霓虹灯照明，但商业机密的泄露和一系列专利的到期打破了对技术快速扩散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霓虹灯的持续闪烁和鲜艳的色彩将普通建筑的表面变成7/24小时广告牌，为大小企业营造出永不打烊的感觉。美国的第一盏霓虹灯在洛杉矶首次点亮，帕卡德汽车公司使用了两个巨大的蓝橙色帕卡德（PACKARD）标志，导致驾驶员注意力分散，车流停止。在1933年芝加哥的世纪进步博览会和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灯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纽约博览会上，一个巨大的“FUTURAMA”霓虹灯点亮了通往通用汽车展区的道路，这场展览预示着“未来世界”（The World of Tomorrow）即将到来。

德·米兰达指出，企业并不是唯一一个使用霓虹灯进行有效信息传递的主体。到20世纪中叶，照明被用于更多的政治目的。“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人部署了大量‘霓虹化’任务来模仿资本主义大都市，”德·米兰达写道，“因为波兰首都（华沙）的消费品商店很少见，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点亮了公共建筑的外墙。”换句话说，与对海报或标语的单独使用这样更明显的宣传方式相反，霓虹灯照明的大规模引入，让共产主义城市的公民得以享受和西方大城市一样的夜间魅力。

随着更便宜、劳动强度更低的替代品出现，霓虹灯开始逐渐被淘汰。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产生了一种景观，在这种景观中，破旧的、闪烁的、也许是主人没钱修理和更换的霓虹灯，看起来像是衰落的象征。这些标志曾经是复杂而新颖的，现在看起来过时甚至肮脏。

德·米兰达通过将20世纪微缩为“霓虹世纪”来理解这种演变，他将霓虹灯的物理形式拆解为电气化的气体和充当容器的玻璃胶囊——暗示着它们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瓶中信。“从那以后，（霓虹灯）见证了创造我们生活世界的所有变革，”德·米兰达写道，“今天，它们有时保持着一种混合状态，这种状态介于垃圾场和博物馆之间，就像欧洲城市的首都那样。”

霓虹的复杂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它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恰好是一些当代艺术家开始在雕塑中使用灯光的时刻。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1968年的作品《把我的名字写在月球表面》（My Name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调侃了太空竞赛——这是20世纪技术创新的另一个象征，现在看来也已经过时。这件作品使用蓝色的“霓虹”字母（实际上是水银），用小写草书拼出“布鲁斯”这个名字，每个字符都重复几次，好像是为了传达一个人在外太空发出的缓慢语音。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制作了类似霓虹情人节糖果的雕塑：它们被解读为艳丽又多情的甜点标志，以粉红色心形为框架，周围是蓝色的文字碎片。借鉴了霓虹灯的怀旧风格，这尊雕塑充斥着老式的电影对话，其中包括诸如“你爱我就像爱一颗遥远的星星”和“亲吻是美丽的”等话语。

在画廊中展示的霓虹灯印证了德·米兰达的观点，即霓虹灯技术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时间胶囊。在博物馆中，霓虹灯艺术和设计作品与堪称它们老前辈的物品摆在一起——对因“未来世界”广告而声名大噪的霓虹来说，这是多么带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啊。然而在今天，霓虹灯也经历了一种工艺复兴。它不能大规模生产，必须手工制造。酒吧和餐馆雇用曼哈顿的“让霓虹现身”（Let There Be Neon）等公司，或洛杉矶的霓虹灯艺术家丽莎·舒尔特（Lisa Schulte）来定制标志和艺术品。霓虹灯的故事甚至在博物馆内部（比如加州霓虹艺术博物馆和拉斯维加斯霓虹博物馆等）不断延续。如果它仍然是今天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要工作媒介，那么“霓虹灯”不必再被困在过去。它也可能会捕捉到来自未来的神秘光芒——就像一个世纪前那样。

（翻译：冷君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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