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6日，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正在巴黎拉丁区一家餐馆里享用午餐。餐食既半，出版社的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年轻人不顾侍者的招呼，径直走到加缪跟前，和他分享刚在广播中得到的消息——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周后，加缪接受了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这位作家和他的对谈者并非像人们惯常期待的那样，坐在一个舒适的演播室里对文字的力量夸夸其谈。事实是，他们坐在王子公园体育场中，和三万五千名球迷一起观看球赛。油管（YouTube）上还保存着这场访谈/比赛的黑白影像。脚步紊乱的队员错过了本已传偏的来球，足球弹到近门柱的地方。画面切到看台上，此时的加缪像极了面相柔和版的亨弗莱·鲍嘉，平和而恳切地请求人们不要对这位球员过于严苛。

据我所知，这是新晋诺贝尔奖获得者唯一一次在足球比赛上接受采访。（这一细节本身透露出的违和感与淡淡的喜剧感也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受之于那句广为流传的错误引用——“我将关于道德与义务的所知尽数归于足球”——加缪对于这一运动的喜爱广为人知。但他的喜爱并非转瞬即逝的渴望，也超出了这脱口而出的妙言警句的字面意思。1959年，距离去世不到一年的加缪在另一次采访中表示，足球场和剧院才是对他而言两所“真正的大学”。跻身于20世纪法国最伟大作家之列的加缪认为，人类最强大而有价值的意志保存于足球这项竞技运动中。在这一比赛编织出的肉体的戏剧中，他觉得自己面对着整个的生命，它对悲怅与苦痛细腻的共鸣，以及人性中葆有的美惠恩典。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评审理由时认为加缪“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时代关于人类良知的种种问题”。这一索然无味的官方评述完全抓不住加缪作品中挠人的题材和充满张力的情感表达。他与之角力的核心问题很简单：生活是荒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幸福与理性的渴望，世界却处处以它无可捉摸的冷漠示人。现代性把旧时宗教带给人们的温存与慰藉一扫而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空荡荡的冰冷宇宙。我们的心灵渴求卓越，但正如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所写，“他们让新生命在坟墓上降生，光明只闪现一刹，跟着又是无尽黑夜”。这种心之所欲与现实所给根本上的错配，便是荒谬的源头。加缪将人类的存在与西西弗斯的命运作类比——在古希腊神话中受宙斯定罪的西西弗斯将巨石滚上山坡，看其再次滚落山底，然后重复，直到永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自杀并不在选项之列。那只会徒增荒谬，加缪无论如何是喜爱活着的感觉的；悲剧性在于如此美好动人的现实却总如水银珠般从指尖滑溜而走。加缪同样无法接受的是宗教的哲学式自杀。他虽然也着迷于宗教献身，曾和朋友说过想隐匿于修道院，但这一念头并不根植于他体中。突然袭来的苦行主义倾向总会褪去。加缪想存在于这个世界，用无畏的勇气和英雄般的姿态直面它的冰冷与琐屑，而不是以绝望或虚幻处世，心智上却早已做出臣服。

所剩下的唯一选择，至少对加缪来说，便是完完全全地接受我们所处的困境。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被宇宙定罪，每个人都要背负并滚动自己的巨石。但只要我们允许，向着高处的抗争本身就足以充盈一个人的心灵。加缪的哲学中，意义和价值从高傲而具有私人性的创造力中涌出来。这是一种狂喜的虚无主义。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终将归于平寂，加缪这样说道，但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只要下定决心以激情与力量浸灌我们的境况，我们就能丢下那裹挟的无可奈何，心中怀着对终会被碾压而过的命运的确信活下去。在这荒凉有界的人类宇宙中，我们都将带着确信而蔑视的微笑背负自己的巨石。

对加缪来说，足球便属于那类否定神迹、推滚巨石的事情。开始写西西弗斯之前，他早已爱上这项竞技。像很多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他是在贫穷中觅得这一真爱的。加缪因战争成了孤儿，由一个不识字的单亲母亲在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里养大。他的祖母经常因为踢球责骂他，因为这会磨损穿去学校的靴子，修鞋又得花掉家里好一笔钱。但加缪并没有罢休。他死前着手编写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有位叫雅克的年轻小伙。少年时期，足球是雅克的“王国”，青春期，他开始为这项体育项目“着了迷”。加缪就是雅克，年轻时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粗犷的田野上踢着“用破布做成的球”。

上学期间，加缪是一个无论在前场后场都表现出众的足球运动员。他曾担任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RUA）门将。1930年，16岁的加缪凭借其“出众的表现”登上球队荣誉榜。而在此后两个月不到，加缪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故——这位青年开始咳血，随后被诊断为肺结核（加缪的某些亲戚认为这是他有次比赛完着凉所致）。肺结核宣告了这位年轻人足球之路的终结，就像它此后也阻碍了加缪参军入伍那样。他的健康每况日下，需要格外提防使自己不要消耗过多体力。

加缪对足球的热爱从未减退。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很喜欢看当地球队的比赛。刚到巴黎新闻行业工作时，他总是格外期待周日晚上出的球赛结果，希望看到自己热爱的RUA获胜。1941年，在学校教书的他同时担任校队教练，甚至还偶尔踢球（同时对自己体格的变化不无诧异）。1944年6月，同盟军诺曼底登陆时，他对事件直接的认识便是一场在巴黎的冠军赛要被取消了。1949年去巴西进行一次巡回演说，加缪的接待方在得知他有意观看当地球赛时激动不已。

足球成为了青年加缪的光，并一直伴随他度过余生，以致当他到了一处没有球赛的地方，会觉得有什么东西从他体内被活生生夺走。像《鼠疫》（1947）中的冈萨雷斯一样，加缪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在街上踢空易拉罐的机会。对球赛的热爱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小说。这位作家声称生活是西西弗斯式的，而存在的唯一方式便是向着虚无进行反抗，也正是他，比对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加强烈和持久地爱着一场纯粹的足球比赛。这是为什么？

不妨这样想，有什么事情比下面描述的场景更荒谬呢——22个人连续90分钟在一块矩形草皮上追着球跑，坚信越过某条划出的线的次数至关重要。任何一种理性计算都会认为足球是荒谬的。

但在荒谬主义者看来，任何一种追逐人生意义的努力都是荒谬的，而所有“意义”归根说来都是臆想。将视野放大，直到宇宙尽在你眼中，那么，无论是追着一个球跑，还是一段仕途、一个家庭、一位知己，抑或是为消除种族歧视而斗争，都没什么差别。我们所有的喧嚣熙攘、奔波忙碌都将耗尽，消逝在时间之河中。在加缪看来，要想从生活中觅得意义，光以冰冷的理性去接近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要让现实渗入不同的存在状态，再缓缓滤出。像那些亲历过真正的“贫困”的人一样，加缪首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想知道什么能真的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加缪如此喜爱这部小说以至将其改编成剧本——中的伊凡一般，加缪认为赋予生命意义的，“不是依凭理智欣赏的事物，而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无需明证的热爱”。

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怀疑是加缪无法完全进入巴黎知识分子团体的原因之一。加缪在战时任抵抗组织出版物《战斗报》的主编，他富有激情、充满忧思的社论受到同他一样憎恶着纳粹的左岸同侪的赞许。但接下来的十年，加缪和巴黎知识分子界（尤其是与萨特）的关系日趋恶化。苏联的暴政逐渐浮现，萨特等人却声称古拉格及其所致的伤亡是抵达理想社会令人心痛却无法避免的代价。加缪为此惊愕不已，集中营竟被美化成实现自由的工具。这场以血为代价的赌博，即便可能创造出一个未来乌托邦，在他看来也是不值得的，“宁愿不杀一人而作出错误决定，也不要靠把人推进墓地而作出正确决定。”加缪对斯大林的抵制使他被相信苏联能重塑未来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孤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他被要求为支持反殖民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势力发声，为此他作出回应：“此时此刻，有人可能正往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扔炸弹，而我母亲可能就在车里。如果这就是你说的正义，那么我选择我的母亲。”这一立场宣告了他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决裂，他们对他将一条生命置于一个宏大的政治理想之上的狭隘与天真嗤之以鼻。

加缪对足球的热爱只能在这些更广阔的理智斗争背景之下加以理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察觉到一种飘忽不定、自我封闭的理想主义正在图谋蒙蔽当代思想。加缪开始认识到他在充满邪魅谎言的巴黎所熟知的思想模式是对现实世界的过分抽象，从而与具体经验中的痛与乐相隔绝。被授予诺贝尔奖之后，加缪回到阿尔及尔，出租车司机认出他是当年RUA的守门员，而不是某位作家，加缪为此感到十分欣喜。

1956年的出版小说《堕落》的男主角克拉芒斯可能是最具加缪个人自传色彩的角色之一。“我从来没有像在运动场上那么真实地充满真诚与热情。”克拉芒斯对读者这样说道，他认为，在剧场中演戏和在拥挤的体育场中踢球是他仅有的“感到纯真”的时刻。也正是这段时间前后，加缪接受RUA校友会杂志访谈被问及过去踢球的日子，他回答道：“这么多年来，世界教我看了这些以后，我更加坚信自己所确信的关于道德和人的义务的一切，都是RUA教给我的。”这一论断中容括了加缪十年来对巴黎的全部幻灭感，是对萨特式非人化的抽象的拒斥，也暗示着他认为足球赛给心理带来的冲击，比左岸烟雾缭绕的咖啡馆更诚恳而关乎道德。这一论断还凝聚着对理性更广泛的批评，是贯穿加缪一生对能够凭借凝神沉思通达智慧的质疑。与将足球及其他运动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认知相反，加缪将这一运动看作亲近的而非具有距离感的获得生命智慧的途径。

“关于道德和人的义务”当中包括了真挚而诚实的友情。加缪认为自己被短暂地赋予他以团体感的人们背叛了，这种背叛感把他撞得粉碎。加缪或许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站在主流意见看来是错误的一边。他的信件揭示出他常有的孤独感，那种被他视作朋友的人们背弃的感觉。

在更为个人的层面，认为世界由于缺乏自我认识而陷入道德混乱的加缪开始相信，世人需要的正是一场激动人心、能揭示自我的足球赛。这能剥开那些人们性格中矫揉造作的自恋情结。我怀疑那些踢过足球的人是否真的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在我青年时期，足球教会我的是我自己并非毫无瑕疵：我会在碰壁的时候轻易放弃，会在队友犯错时发怒，会不愿面对左脚相对较弱的问题。它也让我看到自己更好的一面：我不会在目标面前过分自私；我不愿意伤害他人；当我的朋友受到侵犯，我会以一种使我自己都惊诧的愤怒进行报复。这些洞见是我无法从图书馆中获得的。时至今日，它们都伴随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像加缪认识到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歪曲你自己所是是很容易的，但要在体育竞技的激烈场合中编织同样的谎言几乎不可能。

加缪认为足球具有这么大的魔力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更加非政治——不仅因为少年时期的内涵更加远离政治，还因为西西弗斯的困境具有比政治更加深厚的根基。加缪一生热衷于佛教偈语，还在壁炉架上摆了一个古代圣贤的小型木质雕像。随着年纪增长，加缪开始欣赏佛教的奠基性洞见：一切人类苦痛都始于头脑中无休无止挠人的动荡。加缪享受各种感官享受。他热爱跳舞，他喜爱仙山露起泡酒配沙丁鱼，在他去世前一个礼拜，他给五位女性写了情书。但他从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追溯他日记中的思想与情感，你可以从那感官狂喜的背面窥见他所寻求的其实是一种满足而专心的沉静。随着岁数渐长，加缪愈渐从自然，从石头、天空和流水诉说的真理中获得这种满足。他探求“关于大海和高歌的蟋蟀的隐喻”，但像《第一个人》中的雅克那样，我猜测他第一次有这种被光芒照亮的感觉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平原上，和他那破布做成的球一起。

我也同样强烈地感受过这种感觉——凌空抽射的一瞬间看到球与我的鞋带相分离，像炮弹般射出，擦过横梁发出地核震颤般的声音。那是苏塞克斯明亮的大晴天，一场联赛，我大概14岁。记忆中的我陷入恍惚，当下的一切都被运动着的明亮的球滤过。它那耀目的六边形划过天际，割开那完美的湛蓝色幕布。那一刻的我是谁已不重要。所有踢过球的人大概都有这种记忆，即使是从未停下来思考过思想的本质的人也知道：足球可以冲走一切噪音。当你发挥良好的时候，你的感知被提纯成视野所见与反应所动，发热的意识成为其他力量的玩物——肌肉、肉体、肺，这些我们人体身上更古久、进化得比那喋喋不休的大脑皮质更久远的部件正在迸发力量。你在足球场上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情只有在你真的做出以后才被你知晓。在那短暂的片刻你感到纯粹的运动，一种无名的自然力量。你前所未有地感受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虽说你时不时地陷入忘我状态。你在场上的时候，佛珠不再从指间略过，而是在游戏的永恒性中被凝固而暂停在那里。这种大脑令人陶醉的化学反应是足球的精神秘密，也是所有运动员从青葱年少到耄耋之年都深深沉醉其中的感觉。作家克瑙斯高（Knausgard）年轻时写道：“踢足球是我唯一能从那些具有侵略性的思想中完全解脱出来，只关注自己物理存在的时候。”我猜若加缪读到这句话，也会会心一笑。

那么观看球赛又怎样呢？加缪16岁后只是偶尔踢球，但他一生都热爱着这项运动。加缪时常留意RUA的战绩，还支持巴黎竞技队，因为他们同他的大学球队一样穿着蓝白条纹的球服。对加缪而言，足球迷的狂热便是荒谬性的缩影。我猜他一定也悄悄沉醉在这非理性的狂喜之中，因为他一定看出对西西弗斯来说为真的一切也都适用于足球迷。为一个球队踢球或作为它的球迷都是一种不存在最终大团圆结局的投入。如果我们输了，就得从山底重新将巨石滚上山；但就算我们赢了，就算我们一直在赢，我们最终也会输，而在那时又得将巨石滚回山上。很难想象在未来某一时刻有哪个球队能够解决足球的终极命题，使我们打道回府。这种抱负是荒谬的原因正因为它属于理性的范畴。像剧场一样，关键在于不断地回到舞台，即使知道终有灯光亮起、剧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显现的那一刻。每次英格兰队在重要的国际联赛中与出线失之交臂的时候，我总会在一阵阴郁昏沉后收到父亲的短信：“还有下一次。”这不关乎我们是否相信会赢，而关乎两年后，当我们需要重新肩负巨石的时候，要怀着同样无法阻挡、同样易碎而又纯真的孩子般的希望。这关乎世界以痛吻我，是否还能报之以歌，还能以同样的激情与童心描绘出对庆祝的想象。这或许是那些以进攻球员和赌场好运代替了神和圣人的人们剩下的唯一信念了。

在《局外人》中，主角莫尔索看到当地球队凯旋归来，“引吭高歌着球队的永不衰败”。但他们终有衰败之日，难道不是吗？再伟大的球员也会有这样一天，荒谬将不断弥散，直到衰老将梅西的神话吞噬。然而，加缪所言“身体机能的奇妙性质”能使我们从漫长而平庸的日常经验中跃升出来。足球界有个奇怪的真相：它的绝大部分都无聊至极。但加缪同千百万足球迷一样在球场中干坐近两小时，只为等待夜色中谁的足背轻柔地将球拱进球门的刹那，只为看到足球如坠落的流星般在球场上划出对角线，或等待一次二过一的配合，让球穿越后卫的防线，构成神圣而完美的几何图形。

这不仅是关于技术精确性的时刻。我们身陷荒谬性的囹圄之中，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物理性的，最终解开这一切的将是我们的细胞和神经在生理上的退化。但足球场上每一次令人惊艳的发挥，都从物质世界确定的熵增中偷走了些什么。球员表现得越好，偷走的东西也越珍贵。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观看最精彩的球赛，因为顶尖球员的表现就像能摆脱物理规律一般。在乌拉圭诗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笔下，“斯蒂法诺的钉鞋像装下了整个球场”，贝利“足不触地”便能轻松避开防守球员，而马拉多纳的“眼睛长满了全身”。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令人称奇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存在。那些掌握了身体全部奥秘之人便敢于在狂暴的宙斯面前挥舞自己的拳头，而观看这一壮举的人便领会到加缪所言：未曾辜负这等待的是那片刻荣光，是地上转瞬即逝的卓越。即使是捧着咖喱碗窝在沙发上看比赛，那激动人心的片刻也足以带来这种纯粹的感觉。你难道没有过这种发现吗？自己在看球赛时突然加入了身体动作，就好像自己也成功拦下一球或是长传突破射进一脚。加缪写过这样一行字：“美就是将永恒存于一瞬之间，却使人忍不住想使那片刻无限延展。”足球对他而言，是对美不知餍足的追索，在踢球的过程中，也在观赛的体验中。

普鲁斯特说，唯一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的那一个。对加缪而言，患结核病的青年时期与他最珍惜的踢球岁月紧紧交织在一起，成为现实冰冷灰暗的真相向他袭来前最后的回忆。加缪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也蕴含了普遍性。几乎每一个足球爱好者最美的记忆就是和少年时期最好的玩伴在公园里踢球——那是属于他们的伊甸园，是纯粹通透得让之后所有称得上美好的体验都深觉无法企及而心生艳羡的。这或许是足球的创世神话，是将那站在尖端科技发展前沿的百万富翁和抱着电话高声喋喋不休的捣蛋鬼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加缪在《堕落》中用了“纯真”这个有意思的词。每个人都有过一段这样的时光，身体像火种般轻盈地跃动，意识像玻璃片般犀利透亮，这段美丽而易逝的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有过那么一段时光，这令人费解而棘手的生活具有着像比赛时要听哨、赛后双方球员握手般简单的伦理。足球提供了这种感觉。我们很难原谅它将生活这一隅昙花一现地揭给我们看，但也为此更加深爱它。

加缪去世前两年在马赛北部50英里外的卢尔马兰买了一栋房子。他结识了当地球队的队员，为他们提供日常装备，还在赛后和他们喝咖啡。他或许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但在1960年的新年夜，加缪的故友和出版商米歇尔·伽利玛提议将他从法国南部载回巴黎。加缪当时已经买好了火车票，但在最后一刻决定接受朋友的提议。一位不久前才给伽利玛的车做了修理的机械师告诉车主他的车子简直是“带轮子的棺材”。他的话得到了应验。车子偏离道路撞上路边一棵大树，加缪当即身亡。

人们在失事车辆的行李箱中找到了《第一个人》的未完成手稿，小说描绘了男孩雅克在足球中创立了自己的一片王国。一年前，加缪告诉一位朋友他只完成了预计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一切才刚刚起步。此前他和朋友聊起觉得最荒谬的死亡方式便是车祸而亡，这简直是随机性残忍的缩影。加缪被葬在卢尔马兰的山坡上。葬礼当日，当地球队的球员为他抬棺。

阿瑟·霍普克拉夫特在《足坛风云人物》（1968）中写道：“足球同时孕育着冲突与美，当这两种品质被展示给公众看，便成为了我所理解的‘艺术’”。艺术蕴涵着现代人从虚空中提炼出意义与卓越性的最原始方式，而加缪将足球视为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对他而言，比赛是一部戏剧作品，一部以所呈现的具体现实代替了理性缘饰的关乎身体行动的戏剧。加缪声称不存在什么将至的最终慰藉，也不存在一条道路能使我们逃离所身陷的荒谬性困境。这种生活，这个当下，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所以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倾倒出来吧。关于身体的粗粝教导，对非理性活动无所掩饰的爱，关于青春纯真情愫的回响，超拔出物质世界囹圄的短暂片刻……这便是加缪的美丽游戏。

“倘若我在被世界遗忘的寒山中死去，被我的人民抛弃，连最后一点气力都耗尽，大海便会在最后一刻涌入我的身体，缓缓抬升到高于我自己的地方，让我在将死的那刻平静得心无所怨。”加缪的另一项爱好是游泳，尤其是在海洋中游泳。我在温哥华生活的六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段认真踢足球的时光。每年盛夏，我都会在艳阳高照的周六早晨踢球，直到双腿酸得颤抖、脸颊被汗水渗透。到那时，我就骑车回到住处附近的沙滩上，一跃进入太平洋的海水中。水寒冷得惊人，但我会一直游泳、潜水，让身上的尘垢被洗去，毛孔中贮藏的盐分混合了大洋深处的盐分，我感到自己的肌肉被一种刺痛感所麻痹。然后我会上浮，大口呼吸。烈日使人在海水中晕眩，我让自己的肺慢慢扩张、被充满，然后漂浮在水面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会玩些球类运动，依旧能体会到那种在身体里流淌的记忆般的感觉，动作的幽灵在我脚边萦绕，在胸中回荡，在股间盘旋。天气差强人意的时候，我便主要进行漂浮，试图借此冲走压在我心上自责的重负。下午晚些时候，我会到城里看温哥华白帽队的比赛，看那些比我强的队员们是怎么做的。那都是些最美的时光，以一种愉悦的忧伤向洁净的天空挥舞着拳头。只是一场比赛。那心头失而复得的乐园。只是一场游戏。

（翻译：周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