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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如何影塑造法兰西民族?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法国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君主和贵族的色彩。

作者:高林·经济观察报书评

法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文学化的国家。法国之外,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几乎都可以被一个、或者几个名字所概括,他们的作品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丰碑和典范,他们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甚至这种语言所孕育的文学的象征: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马克吐温或者海明威之于美国。但法国没有一个典范式的作家,也没有一本足以代表法国文学的作品。法国拥有的是若干个作家群和整整一个文学谱系。

全世界的人都通过文学认识法国,而法国人也通过文学认识他们自己。只有认同法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化的伟大的人,才会认为巴黎圣母院失火是全人类共同的损失;也只有曾经被雨果打动过的读者们,才会被法国总统的呼吁所打动,真的掏出钱来重建雨果和浪漫派使之不朽的巴黎圣母院。

相比陈述事实,解释总是显得更有魅力。尤其是当你要用客观的因素去解释一个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事实时就更是如此。本雅明的《试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就是一个伟大的典范:用一种旁征博引的方式,用一系列客观事实去讨论波德莱尔诗歌里那些抽象得暧昧不明的主题。同时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再现了波德莱尔作为一个“闲逛者”所看的那个世界。《文学法兰西》的作者所追求的和本雅明一样,就是用客观的因素去解释“法国文学”和“文学化的法兰西”这一对客观上虚无缥缈的文化现象。在本书中,作者克拉克始终没有被这个领域里无穷无尽而且往往乐趣无穷的枝蔓所吸引,而是清晰明确地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法国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君主和贵族的色彩。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德意志各邦的君主愿意为文学和艺术花钱,却往往力不从心;英国的君主虽然有钱,但要么非常吝啬,要么就信奉新教,视文学和艺术为堕落,伊丽莎白一世就公开表示不会为颂扬自己的作品付一分钱;只有法国君主既有心扶持艺术、又有足够的力量,同时还有这样做的客观需要。

这个时期的法国国王们趁着德意志的涣散,对内扫荡贵族势力,对外把英国国王从法国领地上赶出去,从而让法国渐渐崛起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了压制那些新近并入王国的领土上的地方势力,法国国王奖励艺术,尤其是能够直接为王室服务的——以巴黎和宫廷的语言创作、并且可以在整个王国和欧洲传播的文学。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一时期的法国,还会发现虽然此时的法国号称欧洲第一强国,但事实上与法国崛起相伴的,是欧洲其他所有强国联合起来对法国的包围和压制。从1648年法国主导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15年法国最终在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里功败垂成,签署《维也纳和约》,一百多年间法国空有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实力与威势,领土扩张却微乎其微。相比法国,1683年奥地利在维也纳城下战胜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和巴尔干成功扩张。而18世纪末,俄、普、奥三国更是联手,把曾经的欧洲强国波兰从地图上抹掉了。

《文学法兰西》
(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 / 著  施清婧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2月

法国这种骄傲而孤立的处境,在法国国王看来正是波旁王朝崇高而仁慈的体现。强大的法国之所以无所作为,是因为法国的崇高。因为法国崇高,所以法国不会趁火打劫或者欺负弱小,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既是波旁王朝给自己的尴尬处境提供的解释,也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给他所创立的法兰西学院的使命。

法兰西学院必须追求法国文学的崇高。因为法国文学是法国语言的旗帜,文学的崇高可以证明法语的崇高,而法语又是巴黎和宫廷的语言,证明法语的崇高,也就证明了宫廷、贵族和法国君主的崇高。通过文学的创造,让在国际角逐中渐趋落寞的法国获得应有的地位。这种来自宫廷和贵族的理想,奠定了法国文学的基调。当大革命让王朝崩溃、贵族离散之后,共和国的“革命者”却继承了宫廷和贵族沙龙所追求的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法语所孕育的文学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重要的一面则因为新生的共和国必须在王朝之外,塑造属于法国本身的合法性和认同感。

而在当时的法国,有一半以上的国民甚至根本不讲法语,共和国必须在整个法国推广法语。如果说法国国王是用法语去征服欧洲的宫廷和贵族,让他们承认法国的文化和法国的枪炮一样强大;法兰西共和国则需要用波旁王朝和法兰西学院塑造的法语去征服法国人。法语要在整个法国证明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像旧制度下一样继续创造出足够伟大和崇高的作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共和国才能证明自己让法国人讲法语这一政策的正当性;通过雨果、左拉、法郎士和阿尔方斯·都德这样的人和他们的作品,才能证明共和国是因为法语本身的崇高和优越而推广法语的。这种推广政策的里程碑就是《最后一课》,韩迈尔先生最后在黑板上写给课堂里那些平时讲德语的学生们两个法语词,他写的是“法兰西万岁!”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文学正如本书所说,是一个持续几个世纪,被连续几代、十几代法国君主和贵族、政治家和文化精英所共同塑造的梦想。当英国人认为英语本身不用学时,当利希滕贝格抱怨整个德意志连一句通用的脏话都没有时,法语已经成为法国理想的载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法兰西国家的化身。

法语不单单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一点曾经是绝大部分用法语创作的文人的共识。君主和贵族与文化精英一起塑造了最初的法语,当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式微的贵族和崛起的平民精英一起进一步塑造了法语。法语承载着比其他语言更多的理想,足以让来自下层阶级的作家完全抛弃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学着用文人作家的腔调去写作。法国曾经长期没有真正的“下层阶级文学”,因为即使是表现下层阶级生活的作品,终究还是文化精英写的。同样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加缪,来自魁北克的法语作家,甚至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最终还会用“纯正的法语”——也就是“巴黎的法语”——写作。作为文学语言的法语,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经过拣选、服务于君主和宫廷才智之士的语言。莫里哀曾经骄傲的宣布“法国人天生就是廷臣”,也就是说一个讲法语的人天生就应该混迹于宫廷,这句话激怒了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淳朴日内瓦公民卢梭。

但岁月流转,法语的贵族色彩最终随着王朝的崩溃和贵族的式微而渐渐消退。但法语对现实低头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作家。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复辟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浪漫主义作家中大部分都有贵族血统,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册封的贵族,拉马丁、缪塞和维尼是旧贵族。大仲马和乔治桑虽然是不合法的贵族血统,但也有贵族血统,剩下的巴尔扎克和梅里美也来自体面家庭。而时间向后推移半个世纪,到世纪之交也就是第三共和国和美好年代的巴黎,一对像龚古尔兄弟这样出身贵族的作家,在巴黎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作家身上的贵族色彩在消退,但他们却依然捍卫“纯正的法语”。莫泊桑认为法语“是一条纯净的河流”,每一代人都试图改造它,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留下痕迹,因为法语是“清晰、有逻辑和严谨的,它不会被削弱、模糊或者孵化。”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出身下层阶级的作家,到美好年代的巴黎也只能用凡尔赛腔的巴黎法语写作。作家可以随着时代演变、但法语不会,至少莫泊桑理想中的法语不会。

作为王朝留给法国文学最大遗产的法兰西学院,也不会向时代低头。即使王朝变成帝国,帝国又变成共和国,法兰西学院还是法兰西学院。它不会轻易接受任何改变,即使到今天,每一位院士的当选都要经过共和国总统的批准,这是法国文学里宫廷色彩最浓厚的一环。这个学院拒绝了莫里哀一辈子,因为巴尔扎克不肯老老实实的找一个职位,所以也拒绝了巴尔扎克一辈子。旧王朝不喜欢职业作家和流行作家,也不喜欢小说。法兰西学院到1862年,才以接纳小说家为院士的方式原谅了小说这种面向大众的文体。

但其实法国的作家自己也不喜欢市场化,更不喜欢流行作家这个名号。文学在法国人眼中,应该是贵族和文人业余消遣的产物。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法国人看来是不体面的,他的作品也不可能是诚实的。巴尔扎克靠写作几乎成了百万富翁,但他绝不承认自己是流行作家,他觉得欧仁苏才是流行作家。法国文学长期仰仗旧王朝,所以虽然法国的出版业历史更长,但法国文学的市场化却比英国晚得多。因为英国君主的吝啬,英国作家只能依靠出版市场生活。而英国市民阶级的崛起与作家的不懈耕耘,真的培养出了一个足以供养英国作家的出版市场,像蒲伯那样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在法国文人眼中不仅是难以想象的、更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也颁布了版权法,开始了法国出版业的爆发性增长,但法国人依然不喜欢市场化的作家,作家自己就更不喜欢市场化。当法兰西学院因为戈蒂耶曾经长期依靠给报纸撰稿生活而拒绝他的时候,作为法兰西学院仇家和对头的龚古尔兄弟,在自己的遗嘱里要求把他们的遗产作为龚古尔奖颁发给文学新人,以此让法国作家能够尽可能的摆脱市场的折磨,而保持创作的自由。

法国文学诞生在宫廷和贵族沙龙里,而不是出版社和报社里。即使王朝不复存在,红衣主教创立的法兰西学院依旧保持了学院被王朝所赋予的使命;王朝时代的贵族沙龙衰退,但文学的聚会、定期讨论会和私人聚会接替了贵族沙龙的使命。而无论是学院还是文人聚会都坚定的抗拒市场化,贵族的偏见依然影响着文学的传统。

同样有趣的是,当王朝塑造的文学理想被共和国所接替时,经过一个多世纪持之以恒的努力,法国人民最终也接受了王朝所留下的文学理想。法国被法国文学所影响和塑造了,法国成为一个最艺术化的国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它被看作是浪漫的艺术之国。而在这个国家里,随着教育的普及、下层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接受了那个几经流转的王朝的文学理想。在法国人眼中,作家拥有天然的优越地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自己天然的比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崇高,甚至把后者看作是自己的“贴身男仆”,法国公众也接受了他们的偏见。

在19世纪末,当法国社会被德雷福斯事件所撕裂时,整个法国都围绕着这起政治事件的重审问题而分裂成两个阵营,甚至夫妻都会因为德雷福斯到底是不是德国间谍而去离婚,无数的法国作家、诗人、记者都纷纷写文章、发表或者签署宣言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的呼声赢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和反对者的谩骂,却从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发言权。但当居里夫人和其他法国科学家也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支持德雷福斯时,人们除了反对他们的观点之外,更多的是质疑她和她的科学家同行们有什么资格对政治问题指手画脚。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法国公众已经习惯于在听完政治家的声音之后,也听一听文人的呼声。但当科学家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公众却被激怒了。

法国文学是一个王朝刻意营造的梦幻,共和国却为了实际的目的接纳了它,并且赋予它重塑法国社会的使命。这个过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文学真的在法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让法国人在现实生活里接受了一部分旧王朝的幻想。原本出于对市场化的抗拒和厌恶而设立的龚古尔奖,今天成了最能拉动图书销售的奖项。这个看起来有点讽刺的事实,却最好的证明了那个来自王朝的文学梦想,最终是如何改造了法国人的心灵,塑造了《文学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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