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难免会遇上重大危机：政治乱局、经济崩溃、内战、自然灾害和流行病。叙利亚、也门、委内瑞拉和刚果这些国家目前就处于危机中。危机是复杂而多面的，富国也同样受其困扰——英国发生了退欧运动；西班牙一直有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呼声；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如今，美国悠久的民主传统也正面临威胁。

普利策奖获奖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新书《动荡：危机中国家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旨在说服我们相信：国家危机和个人危机高度相似，因而其解决方案也类似于某些心理治疗师所诉诸的手段。尽管个体和国家之间有不计其数的差异，但戴蒙德仍不惜以长篇大论来证明自己的方法的确能够有效地诊断和化解国家危机。但危机重压之下的国家和个体是否真的有可比性？他的分析终究缺乏说服力。

戴蒙德的方法有诸多瑕疵，其中较突出的有三点。第一，戴蒙德认为意志力（willpower）是决定危机管理成败的一大关键因素，且对个人和国家都成立，尽管他没有明确陈述这一点。有些人有意愿完成克服危机所需的一切步骤，其它一些人则不具备这种意愿。在戴蒙德眼里，这一点也适用于国家；一些国家拥有克服危机的必备条件，另一些则没有。但“结果如何主要依赖于达成它们的意愿的有无”这个预设是有争议的。一个被困难民营的年轻妈妈能不能只靠贯彻意愿就解决危机？把意愿说成是一个可以驱使整个国家的行为的变量就更成问题。国家的意愿对于解释国家何以失败而言，实在过于模糊。戴蒙德的论证隐然地假设了——或者干脆规定了——国家的团结性（unity）。在他看来，建构全国性共识的可能性乃是危机管理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问题是，国家的团结不仅少见而且很难实现，不团结倒是常态，并且通常是危机的重要导因。

戴蒙德分析中的第二个瑕疵是，他假设国际上的利他主义（altruism）在援助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他人无私的帮助在个人的危机管理中当然不可或缺。戴蒙德主张，利他主义也是成功化解国家危机的关键一环。问题在于，包括援助有需要的他国在内的国家行为更多出于利益和政治考虑，而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主义有时确实可以催生国际援助，但更常见的现实则是，外援存在诸多问题：它经常姗姗来迟、不够充分、附加条件过于苛刻或者干脆就悲剧性地缺位了。

第三个弱点在于，有关国家危机的起因、预防和善后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戴蒙德对文献的引证有所不足。书里虽然提到了该领域的一些主要文献，但戴蒙德在讨论和建言时却显然没有参考这些文献里的研究发现。

相反，戴蒙德依赖于一张12个因素的清单，它出自专长于预测个人应对危机的好坏程度的那一派治疗师，其中包括“承认某人处于危机中，接受某人自己采取措施的责任，从其它个人或群体处取得物质和情感上的协助”。接着，戴蒙德又将这张清单应用于民族国家，并解释说“治疗师所确定的这些与个人危机管理成败相关的因素表明，不同清单所列举的因素具有显而易见的相近性”。他所列出的左右国家能否走出危机的12个因素包括“对国家处于危机中有全国性的共识，接受采取措施的国家责任，从他国取得物质和财政的援助”。

在将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里的案例时，戴蒙德分析了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危机经历。他解释称，自己的书乃是“一本针对七个国家多年以来的危机与选择性变革（selective change）所做的比较性、叙事性、解释性研究”并且“采纳了个人危机中的选择性变革的视角”。

针对这七个差异甚大且危机也各不相同的国家的案例研究，使读者可以游历这些社会，而导游则是一位81岁的夏尔巴人智者（Sherpa，这里是形容戴蒙德，夏尔巴人散居于喜马拉雅山周围，对山地环境了如指掌，经常从事登山导游的工作——译注），兼具博学者的才华和作家的流畅文笔，又特别会讲故事。他带领我们来到1939年芬兰的危机中，当时该国的370万人正受到苏联的攻击并且被盟友抛弃。战斗紧张而激烈，芬兰失去了男性人口的5%，这个比例相当于今天有900万美国人战死。然而芬兰仍勉力维持了相对于苏联的独立地位，尽管二者的国土面积相差40倍。

戴蒙德把芬兰的困局描绘得入木三分，但他试图用自己的12步框架来硬套这个国家的危机，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跳过了其它针对芬兰何以成功的解释，把自己与芬兰友人的街谈巷议拔高到了决定性证据的层次。

戴蒙德绘声绘色地讲述了19世纪日本遭逢的一场危机，就像餐桌上能说会道的客人一样将故事娓娓道来。但他在下结论时又在生搬硬套心理疗法的框架。危机的爆发始于1853年美国将军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一支小舰队抵达东京湾。他的任务是迫使日本政府签订条约，在闭关锁国两百年后打开国门，开放港口以便对外尤其是与西方世界通商。这引发了广泛的变革，冲击了日本文化与社会赖以为根基的许多传统。戴蒙德最后总结称，日本成功度过了危机，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文化。

1973年，在智利，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Gen. Augusto Pinochet）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引发国家危机，戴蒙德对此的讨论也受到分析中缺陷的牵累。他在经济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上着墨不多，主要借重于自己在该国的好友们的观点以及一些道听途说。他高估了1970年代以前的民主品质以及重度依赖采矿的农业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在表面上触及到了冷战对左右派的压力。危机的解决以及智利向民主的回归，源自值得赞赏的、来之不易的政治妥协，以及各党派共享和交接权力的意愿。戴蒙德低估了国际人权共同体以及世界铜价的经济重要性，且对冷战结束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也重视不够。

戴蒙德企图表明智利的危机管理也符合他的清单，功夫花了不少但收效甚微，它对我们理解1970年代早期南美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无甚助益，反倒是在混淆视听。他早期那部更严谨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存在过度诉诸地理学来解释复杂的、多维度的事件的问题，而《动荡》则是过分依赖心理学。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无关紧要。且不论分析上的缺陷，戴蒙德优秀的故事讲述技巧仍是一贯的闪光点。不必在意他试图把“12步疗法”强加于历史的努力。也不必在意他论及人类面临的致命威胁所说的一堆正确的废话（核武器、气候变迁、资源枯竭和不平等）。不妨让这位老练的、一切微小细节都能尽收眼底的观察家带领你周游世界，领略七个国家引人瞩目的抉择关头。《动荡》这本书与其说增进了我们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不如说是一本不错的游记。

本文作者摩西·纳伊姆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著有《权力的终结：从会议室到战场到教会再到国家，负责任的方式何以不同于以往》和《无法无天：走私者、贩毒者和抄袭者如何劫持全球经济》。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