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课堂霸凌，意大利学者菲德里戈·巴蒂尼（Federico Batini）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54所学校分发了一份问卷。此调查是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实施的，旨在探究青年人在何种程度上遭受到来自同侪的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倾向的歧视。

然而，巴蒂尼不但没有深入了解到学生的体验，反而发现全国的媒体上都见不到自己的名字了，其研究也被迫中断。一名来自极右翼的联盟党的参议员指责巴蒂尼的问卷调查是“性别灌输（gender indoctrination）”。一家全国性的保守派报纸《真理报》（La Verità）痛斥该调查为“疯狂的性别意识形态”。接着，同属联盟党的意大利教育部长马可·布塞蒂（Marco Mussetti）封杀了整个问卷调查。

像巴蒂尼这类人畜无害的地区研究课题猛然被摆到政治聚光灯下的情形，在欧洲似有蔚然成风的势头。去年八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保加利亚学校的一项性别平等计划草案就未能通过该国的教育部这一关。十月，匈牙利彻底禁止了大学里的性别研究课程，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继续着他奉行的不无矛盾色彩的“非自由主义民主”。二战后首度进入德国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也作出类似承诺，要中止一切对性别研究的资助、大学职位和研究。在意大利，由于某极右翼组织威胁要以强力加以阻止，维罗纳大学的一场与性别相关的会议被迫取消。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去年的大选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同年十二月，哥德堡大学的瑞典国家性别研究中心外出现可疑包裹，导致好几栋建筑里的人群被迅速疏散。

随着极右翼政治家纷纷在欧洲议会和欧陆各国议会上位，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在其看来不接地气的、腐化的专家和知识分子。遭到审查和攻击的学术科目有好一些，但性别研究是受毁谤最严重的目标。

对极右翼而言，维系男性权威和鼓吹以二元性别为准绳的核心家庭，是其更广阔的民族主义谋划的核心原则。相比之下，性别研究推崇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自我与社会观，尤其视性别为一种受到既定社会秩序塑造和诠释的事物，而非永恒不变的生物学事实。性别研究对传统的身份、性别、亲属关系概念展开追问，就此弱化了极右翼的简单化叙事，即一群本土的“我们”对一群外来的“他们”。同时，该领域还扰乱了内在于诸多极右翼自我形象的男性威权主义，如奥尔班在匈牙利肆意推行的强人政治，以及意大利内政部长、联盟党党魁马蒂奥·萨维尼（Matteo Salvini）的父权式口吻。话说回来，极右翼对性别研究的攻讦既有观念之争的成分，也是一种选战中的权变策略。虽然性别理论家还不至于在选票箱前排出足以左右结果的长队，但他们却是一个可借以批评欧盟、谴责西方和激发宗教-保守派情绪的便利工具。

“性别研究已经成为一处战场，”维罗纳大学政治学研究员马西莫·普雷阿罗（Massimo Prearo）说，“过去五年来，它从一个相当边缘的关切一跃成为了欧洲基督教文明卫道士们的核心话题。”

几乎所有攻击都在暗示：性别研究本身并非学术科目，而是某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撒谎成性的东西。极右翼领袖及其拥趸以一种快刀斩乱麻式的修辞招数，把性别研究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研究者则是“代理人”，且指责该研究领域是赤裸裸的政治议程而非正当的学术活动，以败坏其信誉。性别研究“在大学里没有存在的必要”，匈牙利副总理若尔特·谢姆延（Zsolt Semjen）在学科禁令颁布时如是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

虽然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波反对性别研究的小高潮，但它在各地的表现是有别的。在那些有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国家，有关意识形态的指控很容易就会与教化性的洗脑联系在一起。在德国，性别主义（genderismus）这个新词——它与“性别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观念相伴相生——则可以令人联想到东德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socialism）记忆。在爱沙尼亚，极右翼的保守人民党于三月加入了联合政府，极右翼网站“如实”（Objektiiv）则屡屡发表评论文章，将“性别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比附。

与此同时，针对性别研究的批评也被包装进了一种更一般的、有关布鲁塞尔的古怪欧盟官僚的叙事里。这种融合利用了欧盟对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公开承诺——即在一切政策、管制和预算项目里都纳入性别视角。与此类政策和程式化语言的结合，意味着极右翼分子可以方便地诉诸“性别”来一般性地指代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专制（这一关联也让性别研究成为了极左翼的指责对象，他们相信欧盟对该学科的支持令其遭到了败坏，并指其为一项资本主义的议程）。

在一些非英语国家，对“性别”一词的策略性运用强调这个概念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来自西方的虚构。波兰语里面已有dzender这个词，但使用更多的仍是英文的gender一词，以凸显它的外来身份。“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词听起来就像外来的，”华沙大学性别研究讲师阿格涅希卡·格拉夫（Agnieszka）告诉我说，“你马上就会联想到性别会毒害本土文化，是某种来自腐朽的西方的东西。”

在格拉夫看来，这种语言上的污名深刻地反映出欧洲战后秩序的演变轨迹。在她和同行于1990年代早期筹建波兰第一个性别研究项目时，使用gender这个词——而非女性或女性主义——的理由之一，就在于它看起来比较先进而且较少争议。“它代表着我们西化、欧化和现代化的决意，”她说，“二十年后这些都基本实现了，但这个词却成了妖魔鬼怪。”

这种道德化的论述框架在一些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尤其能引起共鸣。透过对性别研究宣战，极右翼政客强化了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战略同盟，动员起了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选民。梵蒂冈自200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公开反对性别理论，否定男性和女性体验可能受到社会力量的塑造，且反其道而行之，推崇内在的男性和女性特质。就在不久前的2016年，教宗方济各还称性别理论为“意识形态的殖民”。

这种宗教色彩浓厚的话语主要聚焦于保护家庭和儿童，而性别相关的研究则屡屡被说成是一股毒害青年的力量。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辛斯基（Jaroslaw Kaczynski）近来表示，性别和LGBTQ运动是“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直接攻势”。在意大利，联合政府中的三名联盟党籍部长——包括封杀巴蒂尼问卷调查的同一名教育部长——参与了第13届世界家庭大会，它是一个持极端保守立场的基督教组织，致力于捍卫“自然的家庭”。

联盟党参会一事，体现出对性别研究开战既有机会主义的策略性考量，也关乎对威胁的感知。“他们嘴上说的是性别和性别理论，但实际上无非是恐惧而已。”巴蒂尼告诉我说。反社会性别和支持家庭的语言的结合也助长了反移民情绪，这样一来，联盟党的部长标榜自己是家庭的保卫者，其修辞实际上针对的是土生土长的、白皮肤的核心家庭，并暗中拒斥了非本国的家庭以及不遵循主流规则的家庭组织模式。在匈牙利国立的罗兰大学教授性别相关课程的索菲亚·本（Zsofia Ban）认为，政府的性别研究禁令与排外主义的政治有密切关联：“它既试图与西方学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又排斥其它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后者在伙同难民对国家进行渗透。”

在一众性别研究学者探讨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极右翼进逼之下的生活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忧反社会性别的攻势可能意味着进一步对教育加以管控的计划。他们警告说，巴西的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就支持监控学校里的所谓左翼分子灌输，其手段包括鼓励学生举报有嫌疑的老师等。三月，荷兰极右翼政党民主论坛也开设了一条类似的教育热线，以便让人们报告大学和中小学里的“左翼灌输”。

部分该领域的研究者承认，性别研究未能以一种接地气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将自身的理念及研究成果传递给学术界之外的人群，而这也是其亟待克服的大敌。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少人对这个话题已经有所投入，并且希望有一些拓展性的阅读，但可读之书却来自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这类人，”格拉夫提到了那位右翼加拿大心理学家、性别理论的主要批评者，“我不是说我们要担全责，但我们也并非无可指摘。”

本文作者Eliza Apperly是一名记者，现驻柏林。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