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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恐慌》:针对LGBT的真实猎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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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恐慌》:针对LGBT的真实猎巫历史

在《薰衣草恐慌》中,导演乔什·霍华德揭露了美国政府曾系统性地计划把同性恋群体从工作环境中清除出去的这段骇人过往。

《薰衣草恐慌》剧照,弗兰克·卡梅尼正在示威抗议。图片来源:PBS

乔什·霍华德(Josh Howard)早在2009年就开始准备拍摄纪录片《薰衣草恐慌》(The Lavender Scare),那时候的美国与现在截然不同,尤其是对于LGBT公民来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不久就修改了布什政府的政策,签署了联合国宣言,要求将同性恋去歧视化。几个月后,白宫通过了《马修·谢巴德和詹姆斯·伯德预防仇恨犯罪法案》。与此同时,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名单正在稳步增长。

简而言之,这部关于国家歧视LGBT群体的纪录片似乎更像是一节有价值的历史课,而不是行动主义的专题作品 。然而,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环境变得更为恶劣,《薰衣草恐慌》能够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故事记录了全国性的“女巫猎杀”故事:当同性恋男女被国家调查并因为性取向而失去工作,当跨性别者被禁止在军队服役,当一位恐同的面包师拒绝向LGBT顾客提供结婚蛋糕,这提醒我们,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渐削弱对LGBT人群的保护,而我们可以一直斗争到最高法院并取得胜利。

“我确实认为历史上的‘薰衣草恐慌’事件是一个需要记录的重要时刻,但我并没有预料到其中的一些史实会和当下的时事如此贴合,”霍华德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视新闻制作人,《薰衣草恐慌》是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我一直希望它能产生额外的共鸣。它在现在播出是有价值的,让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背景下来讨论现在的问题。”

但“薰衣草恐慌”事件的历史背景仍然相对鲜为人知:虽然薰衣草恐慌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领导的反共运动密切相关,但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历史曝光和分析。我有点羞怯地告诉霍华德,在观看他的电影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电影中的主人公弗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一位同性恋天文学家。他在1957年被美国军队地图服务部门解雇后,毕生致力于同性恋权利活动,并于1965年在白宫外带头示威抗议。霍华德反过来承认,他在2009年阅读历史学家大卫·K·约翰逊(David K Johnson)的著作《薰衣草恐慌》(The Lavender Scare)之前,也对卡梅尼(以及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知之甚少,但他迅速决定拍摄一部这个题材的电影。

“我以为我了解美国的历史,而且我经历了不少同性恋权利运动。但我从来不知道政府曾系统性地计划把同性恋男女从工作环境中清除出去,”他说,“弗兰克·卡梅尼为这场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学校里并不会开设同性恋历史课程,也没有很多作者撰写关于他的文章。所以我希望这样一部电影能帮助他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霍华德很快采取了行动,2009年年中,他带着自己对纪录片的拍摄理念与大卫·K·约翰逊取得了联系。 2010年,他采访了85岁仍然充满激情的卡梅尼,这些采访成为了电影的中坚力量。第二年,卡梅尼去世。 “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卡梅尼对这个故事的重要性,他也依然乐意与每个人讨论同性恋历史和同性恋权利,”他说,“但他似乎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认可,或者说,他因为自己不够出名而有一丝苦涩。他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同性恋权利运动中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美国民权之母)。他本来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有一天突然站起身说,‘我不能再忍受现状了。’”

薰衣草恐慌中,一名同性恋男子被捕。图片来源:PBS

卡梅尼当然不是《薰衣草恐慌》中的唯一人物,在约翰逊的介绍下,霍华德采访了其他一些因为“薰衣草恐慌”而受到迫害的同性恋男女,电影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此之后所获得的专业和个人成就,如今,他们依然为自己自豪。电影是否从一系列不同的故事中组合出了这些幸福的结局?“不完全是,”霍华德说,“约翰逊为他的书采访了几十个人,我听了所有的录音,其中一些人仍然表露出了苦涩、生气、破碎的情绪。但我采访的人大多非常乐观,他们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也总是很好奇,好心态是否能让人长寿。”

然而,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几位当年的政策执行者也愿意接受采访,其中包括前国务院官员约翰·哈内斯(John Hanes)。他几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却话锋一转,“[哈内斯]说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现在不会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但他并不愿意道歉。”霍华德说。

随着采访的推进,类似的论调越来越多。“我们采访过的每个政府人士都说,他们相信他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联系他们采访时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肯定不会接受采访。但我们逐渐明白了背后的原因:他们不会为曾经做出的行为感到懊悔、尴尬或惭愧,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采访过的一个人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当时是在履行总统的命令。’”

霍华德本来已经退休,但这部电影让他重回工作状态,不过他坚持认为这会是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我并不是在积极地寻找一个电影项目,”他说,“但是我看到了这本精彩的书,它记录了人们知之甚少的历史。作为记者,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

此外,他认为拍摄电影只做完了一半的工作,还需要让不知情的公众了解“薰衣草恐慌”,尤其是应该让曾经强制执行这种歧视行为的专业领域了解情况。他已经与一系列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合作,调查了大众对此事的了解。不如在白宫放映一次《薰衣草恐慌》? “那会让我很激动。”他停顿了一下说。他根本不需要开口,至少当现任总统还在任的时候,他被邀请到白宫的机会微乎其微。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Lavender Scare: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of an anti-LGBT witch-hunt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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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恐慌》:针对LGBT的真实猎巫历史

在《薰衣草恐慌》中,导演乔什·霍华德揭露了美国政府曾系统性地计划把同性恋群体从工作环境中清除出去的这段骇人过往。

《薰衣草恐慌》剧照,弗兰克·卡梅尼正在示威抗议。图片来源:PBS

乔什·霍华德(Josh Howard)早在2009年就开始准备拍摄纪录片《薰衣草恐慌》(The Lavender Scare),那时候的美国与现在截然不同,尤其是对于LGBT公民来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不久就修改了布什政府的政策,签署了联合国宣言,要求将同性恋去歧视化。几个月后,白宫通过了《马修·谢巴德和詹姆斯·伯德预防仇恨犯罪法案》。与此同时,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名单正在稳步增长。

简而言之,这部关于国家歧视LGBT群体的纪录片似乎更像是一节有价值的历史课,而不是行动主义的专题作品 。然而,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环境变得更为恶劣,《薰衣草恐慌》能够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故事记录了全国性的“女巫猎杀”故事:当同性恋男女被国家调查并因为性取向而失去工作,当跨性别者被禁止在军队服役,当一位恐同的面包师拒绝向LGBT顾客提供结婚蛋糕,这提醒我们,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渐削弱对LGBT人群的保护,而我们可以一直斗争到最高法院并取得胜利。

“我确实认为历史上的‘薰衣草恐慌’事件是一个需要记录的重要时刻,但我并没有预料到其中的一些史实会和当下的时事如此贴合,”霍华德说,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视新闻制作人,《薰衣草恐慌》是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我一直希望它能产生额外的共鸣。它在现在播出是有价值的,让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背景下来讨论现在的问题。”

但“薰衣草恐慌”事件的历史背景仍然相对鲜为人知:虽然薰衣草恐慌与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领导的反共运动密切相关,但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历史曝光和分析。我有点羞怯地告诉霍华德,在观看他的电影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电影中的主人公弗兰克·卡梅尼(Frank Kameny)——一位同性恋天文学家。他在1957年被美国军队地图服务部门解雇后,毕生致力于同性恋权利活动,并于1965年在白宫外带头示威抗议。霍华德反过来承认,他在2009年阅读历史学家大卫·K·约翰逊(David K Johnson)的著作《薰衣草恐慌》(The Lavender Scare)之前,也对卡梅尼(以及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知之甚少,但他迅速决定拍摄一部这个题材的电影。

“我以为我了解美国的历史,而且我经历了不少同性恋权利运动。但我从来不知道政府曾系统性地计划把同性恋男女从工作环境中清除出去,”他说,“弗兰克·卡梅尼为这场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学校里并不会开设同性恋历史课程,也没有很多作者撰写关于他的文章。所以我希望这样一部电影能帮助他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霍华德很快采取了行动,2009年年中,他带着自己对纪录片的拍摄理念与大卫·K·约翰逊取得了联系。 2010年,他采访了85岁仍然充满激情的卡梅尼,这些采访成为了电影的中坚力量。第二年,卡梅尼去世。 “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卡梅尼对这个故事的重要性,他也依然乐意与每个人讨论同性恋历史和同性恋权利,”他说,“但他似乎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认可,或者说,他因为自己不够出名而有一丝苦涩。他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同性恋权利运动中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美国民权之母)。他本来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有一天突然站起身说,‘我不能再忍受现状了。’”

薰衣草恐慌中,一名同性恋男子被捕。图片来源:PBS

卡梅尼当然不是《薰衣草恐慌》中的唯一人物,在约翰逊的介绍下,霍华德采访了其他一些因为“薰衣草恐慌”而受到迫害的同性恋男女,电影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此之后所获得的专业和个人成就,如今,他们依然为自己自豪。电影是否从一系列不同的故事中组合出了这些幸福的结局?“不完全是,”霍华德说,“约翰逊为他的书采访了几十个人,我听了所有的录音,其中一些人仍然表露出了苦涩、生气、破碎的情绪。但我采访的人大多非常乐观,他们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也总是很好奇,好心态是否能让人长寿。”

然而,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几位当年的政策执行者也愿意接受采访,其中包括前国务院官员约翰·哈内斯(John Hanes)。他几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却话锋一转,“[哈内斯]说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现在不会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但他并不愿意道歉。”霍华德说。

随着采访的推进,类似的论调越来越多。“我们采访过的每个政府人士都说,他们相信他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联系他们采访时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肯定不会接受采访。但我们逐渐明白了背后的原因:他们不会为曾经做出的行为感到懊悔、尴尬或惭愧,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采访过的一个人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当时是在履行总统的命令。’”

霍华德本来已经退休,但这部电影让他重回工作状态,不过他坚持认为这会是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我并不是在积极地寻找一个电影项目,”他说,“但是我看到了这本精彩的书,它记录了人们知之甚少的历史。作为记者,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个机会?”

此外,他认为拍摄电影只做完了一半的工作,还需要让不知情的公众了解“薰衣草恐慌”,尤其是应该让曾经强制执行这种歧视行为的专业领域了解情况。他已经与一系列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合作,调查了大众对此事的了解。不如在白宫放映一次《薰衣草恐慌》? “那会让我很激动。”他停顿了一下说。他根本不需要开口,至少当现任总统还在任的时候,他被邀请到白宫的机会微乎其微。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Lavender Scare: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of an anti-LGBT witch-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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