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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死”后,无知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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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死”后,无知野蛮生长

“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按:“反智主义”这个词如今越来越常见,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无知者的傲慢比其无知本身更令人惊讶。我们暂且不论中文互联网上把反疫苗当成社会良知的浪潮,以及诋毁“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潜流——谁能说今天当一个人被贴上这两个标签时他会感到崇高或骄傲?——或许美国的“专家之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镜像、一则预言或者一声警示。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The Death of Expertise)一书中写道,“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而无知并不足以解释问题,“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一方面网络给了普通人以自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人们以为搜一搜信息读两篇文章就不再需要专家了;另一方面,就算我们需要专家,也只是把他当作技术人员——解决了我的问题就请离开。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消失了,专业知识被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托马斯·尼科尔斯说,“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

症结之一或许还在于知识圈与公众的疏远和断裂。托马斯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过去(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民众又不去询问(而只是争论),这种沉默便愈来愈甚。

《专家之死》(节选)

文 |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译 | 舒琦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抗议者呼吁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停止否认艾滋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

“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在于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2019-03

本文节选自《专家之死》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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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死”后,无知野蛮生长

“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按:“反智主义”这个词如今越来越常见,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无知者的傲慢比其无知本身更令人惊讶。我们暂且不论中文互联网上把反疫苗当成社会良知的浪潮,以及诋毁“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潜流——谁能说今天当一个人被贴上这两个标签时他会感到崇高或骄傲?——或许美国的“专家之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镜像、一则预言或者一声警示。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The Death of Expertise)一书中写道,“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而无知并不足以解释问题,“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一方面网络给了普通人以自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人们以为搜一搜信息读两篇文章就不再需要专家了;另一方面,就算我们需要专家,也只是把他当作技术人员——解决了我的问题就请离开。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消失了,专业知识被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托马斯·尼科尔斯说,“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

症结之一或许还在于知识圈与公众的疏远和断裂。托马斯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过去(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民众又不去询问(而只是争论),这种沉默便愈来愈甚。

《专家之死》(节选)

文 |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译 | 舒琦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抗议者呼吁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停止否认艾滋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

“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在于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2019-03

本文节选自《专家之死》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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