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开创性的反乌托邦小说，其中没有公民权的育龄女性在极权主义体制的强迫之下，为权势显赫但大多不育的统治阶级生儿育女。乔安妮·拉莫斯（Joanne Ramos）的《农场》里同样有没有公民权的育龄女性为不育的权贵阶层生育的情节，但在这个高度逼真、着眼于不久的将来的故事里，女性与权贵的交换并非源自可怕的法西斯政府。这些女性自己“选择”接下了育儿的艰苦任务，原因在于，身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这是她们维系生计的最佳选项，有时更是唯一出路。

她们并没有像使女那样被禁锢在指挥官的家里，而是有“主人”（Hosts）之称，常驻于纽约州北部地区的“金橡木”（Golden Oaks），这里是一家设施完善的豪华代孕诊所，设有游泳池和生态步道等。她们的制服由轻薄、松软的羊绒制成，从事高薪工作，受孕在实验室里进行——而不像使女那样要经过一场仪式性的强奸。且不论这些轻松愉悦之处以及对她们多有关照的“协调人”（Coordinators），昵称为“农场”的金橡木诊所和基列至少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女性——多为少数群体且就业方面没有选择空间——仅仅是因为可以帮权贵生孩子才有了价值。为保障“客户”的投资，确保新生儿的素质（健康），主人是禁止离开诊所或单独接客的。其作息异常严格，饮食和活动都受到高度限制，且脖子上必须佩戴“健康牌”（WellBand），用以向诊所里的“数据管理团队”报告心率和所在地。

小说以来自菲律宾的移民简为核心，她的姑妈阿蒂因年老体弱而请求她代替自己工作，于是她第一次去了别人家里做婴儿护士，薪酬还不错。简有个一个月大的女儿阿玛利亚，与丈夫离婚以来，她一直和阿蒂以及其他30名菲律宾人住在一间公寓里，其中大部分人都从事相似的护理行业。简知道这种情形只是暂时性的，她虽然不想和女儿分开，但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阿玛利亚去照顾70岁的姨妈，以及去位于翠贝卡区（Tribeca，纽约著名富人区，以超高房价著称——译注）的一个大户人家帮助照料刚出生的宝宝。在卡特家里，简接触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里面无所不有，不过她以及阿玛利亚完全没体验过这些东西，她所知的人里面也没有”。她放眼望去，“卡特家里的世界”包括：精致的美食、有机美妆、干洗的内衣和设计师款的服装，此外还有健保。宝宝亨利一咳嗽，就有医生随叫随到，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共健保的“培养皿”（petri dish）。卡特家的财富令其不用承担婴幼儿护理的苦差事；半夜起床给亨利喂奶的是简，卡特夫人的朋友来访时设法让亨利高兴起来的也是简。与此同时，简自己的宝宝却远在他乡，与姑妈一同生活在斗室里，没有吸乳器的简只得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用自己的双手“像奶牛一样挤奶”。社会经济光谱两端的育儿方式差别在此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且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国，谁才有资格成为好母亲？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谁能买得起单？

根据最近的研究，美国的育儿行为仍然有阶级上的分化。高学历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不仅比低学历父母多，且时间的具体用途也不同：让子女参加课外活动，担忧其脆弱的自我，绞尽脑汁地规划其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一项调查访问了3600名子女年龄介于8至10岁之间、在人口和经济意义上足以代表全国人口的父母，发现大部分父母——不论其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当青睐这种手把手的育儿方式。无非是中产阶级上层的人群才有相应的支付能力而已。这样一来：不平等也就传递到了下一代人当中。而西北大学的马蒂亚斯·多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的法布里齐奥·齐里波第（Fabrizio Zillibotti）这两名经济学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二人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一书指出，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父母更倾向频繁地介入子女的生活，如美国和俄罗斯就是典型。与瑞典、德国和挪威等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美俄等国的父母更倾向于强调“刻苦用功”而非“想象力”。其起因不难明白。生活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及谋得适宜职业的机会，取决于其社会经济地位，这让成功的重要性极为凸显。父母希望子女在这个残酷的、市场至上的世界里始终能够高人一等。

在金橡木诊所，此类特权在子宫里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主人的餐饮与活动分分秒秒都受到精心调控，以确保生出健康无比的“超级宝宝（uber-babies）”。“就算农场给婴儿打健脑针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一名主人说道。简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其中有“莫扎特宝宝”（Baby Mozart）阶层并实行低糖饮食，她感到追悔莫及，心想自己怀孕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吃的是巨无霸汉堡和一袋一袋的墨西哥油炸脆猪皮。”这是一种残酷的、从本质上讲是美国特色的讽刺，像简这样的母亲唯有怀上了富家子弟才有享受产前护理的价值。最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P）报告称，美国的黑人、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土著女性与怀孕相关的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三倍。不难想象，假如可以像农场里那样，给她们的生育指定一个实质性的金钱价值——说到底，主人们本质上怀着一件可自由定制的奢侈品——这些女性的处境想必会好不少。

与《使女的故事》相反，最终作出代孕决策的乃是富有的女性而非有权势的男性。虽然客户的身份对绝大部分主人保密，但多数客户都是事业异常成功的女性，她们要么是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要么因日理万机而根本抽不出身来育儿。换言之，她们如今通常被推崇为女权主义的典范。事实上，其谋求代孕的决定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女权主义的行动，但那是为了谁？一种名为“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指出，它忽略或者淡化了诸如种族和阶级之类的因素给人带来的压迫。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尽管成功地争取到了走出家门工作的权利，但这一成就或多或少是踩在贫穷的非白人女性身上取得的，后者一般从事清洁工、保姆或是厨娘等工作。不难想象，上述的交换或取舍最终将延伸至育儿劳动本身。

不过《农场》并没有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作出简单的区分，这也是该书的力量所在。金橡木诊所的负责人于梅（Mae Yu，音译）是个精明而无情的人，看起来她似乎就是大反派的不二之选了，但拉莫斯却巧妙地让读者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于梅的父亲是中国移民，母亲是美国人，后者爱怪罪丈夫不够富有，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于梅堪称是美国梦的象征。她克服了偏见和贫穷，考上了大学，一步一步地登上了霍洛韦公司（Holloway）——金橡木诊所的母公司——的高位。金橡木诊所就好比是她的孩子。在她眼里，这家诊所就是与她类似的女性的未来，即那些忙于打破玻璃天花板，根本没有时间来生育的女性。她是个非常狂热的资本主义支持者。

主人里有个名叫里根的女孩尤其受于梅的青睐，当她对金橡木诊所里的潜在剥削性质表示担忧时，玉梅当即大谈了一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好处，强调“自由贸易——自愿的贸易——对双方都有益”。尽管她承认许多主人在从事此“自由交换”时根本没有别的选项可言，但她依然主张金橡木诊所的代孕“仍是可以得到的最佳选项”。“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交换，没有这个相对好的选项，那某一方的境况是不是就会变坏？我们并没有强迫谁来当主人。是她们自由选择为我们工作的。”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提醒我们，剥削不一定非要通过显见的强迫、人身威胁或者外在的强力来完成；相反，只要资本家的经济议价权力远远超过工人，且工人没有别的选择可言，那么剥削就成立了。金橡木诊所里的女性或许同意签合同，但拉莫斯写得很清楚，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别无选择。考虑到主人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小笔钱，而“于女士（Ms. Yu）承诺的奖金……？只有到最后才能到手”。假如某个主人流产、行为不端或是生下了有某些缺陷的小孩，奖金便会被扣掉。

这是拉莫斯的第一本书。她生于菲律宾，6岁时移民美国，生活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移民社区里。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本科学位，后来去投行工作，并很快地成为了《经济学人》的专栏作者，这些都是她写作《农场》之前的经历。兰登书屋的一篇新闻稿里提到，拉莫斯“横跨两个世界，以真实的深度和同情心生动地呈现了经济鸿沟两侧的不同角色”。此话不假，但在我看来拉莫斯在小说结束处并没有采取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立场。读《农场》这本书，有时会觉得它明显在批判资本主义；有时又更像是一种辩解。情节里的某些元素显然是专门设计来增加张力或是引入一个拉莫斯特别想要展开的论证。其中有个悬念是究竟哪位主人怀有来自富可敌国的中国亿万富豪的“亿万美元宝宝”。此外还有一件事，某位主人的锁骨上被发现有肿块，其身份一开始并没有透露给读者，我想这大概是有意吊读者的胃口。但这个过场显得有些多余。真正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哪位主人可能患有癌症，而在于它引发了哪类问题：是主人还是宝宝的生命更优先？假如对胎儿有害，客户能否禁止主人接受化疗？这是亮点所在，拉莫斯从双方的立场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且不乏同情心和洞察力。不过这个悬念似乎揭晓得太快了：肿块最终被诊断为良性的，读者难免会因此而产生一种印象，即拉莫斯本人似乎都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想透。

简的故事线结局也有类似的问题，太过草率且说到底是不令人满意的：她收获了幸福，从许多方面看都比故事开头要好，但她很大程度上依旧是有钱有势的人们的工具。或许拉莫斯想要借此表明资本主义的浑水是很难彻底逃脱的，但我觉得她似乎没有真正深入小说里的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话虽如此，她把握问题微妙之处的能力——其文风紧凑而简洁，情节设置也很巧妙——依旧让我十分期待她的下一本书。如果真出了续作的话，但愿她能够把故事写得更完整、更厚实。从风格上看她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女性寻求代孕谈不上有什么错。从圣母玛利亚开始，母亲就一直是受到严格审视的对象，且经常蒙受不公正的论断和酷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怀孕或者生育方法，女性应当能选择对自己而言最好的途径。真正的过错之处在于，一个社会只让某一社会经济群体里的母亲拥有选择权、健保和受教育的机会而排斥了其他的群体。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