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至2015年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时间点上，城市居民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创下历史新高。城市化几乎不可逆。自那时起，每周约有300万乡村居民成为新城市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高度集中于少量的大都市，且其规模远超内陆腹地的诸多中小城市，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十分少见。就某些方面而言，诸多国际大都市及其居民之间的相似性，其实要大于大都市居民与本国小城市及乡村居民之间的相似性。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新事物都更可能在城市里出现。

近二十多年来，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围绕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性质和角色多有争论。历史学家来得要晚一些，他们在城市和全球化方面的论著较少但也更谨慎，读者相对不多。这种相对的安静值得注意。最早在1996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提出，历史学家“有望在全球社会进程如何影响微观层面的社会生活这一问题上成为最重要的解释者”。但从总体上看，历史学家并没怎么接招。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我们依旧难以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意义重大的城市化进程的许多方面提出足够有力的洞见。

几个世纪以来，从让-雅克·卢梭一直到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提醒我们注意城市对社会形态的深度塑造。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大城市和乡村之间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都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城市与省份的关系以及大都市与乡村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的。城市的历史对理解当今世界有颇多教益。不过，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以及更加专注当下的城市研究学者相比，城市史家的声音在最近的公共对话里显得并不怎么突出。

眼下的政治生活可以算一个不错的起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城乡民众的投票方式差别巨大，以至于县人口密度这个指标竟然比种族、收入、学历或性别更能预测选情。空间上的政治群集还会变得更加显著。记者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2004年所说的“大分类”（the big sort）塑造了政治辩论中充满怨恨的基调和语词，呈现为天真无邪的小城镇和农村民众与大城市里具有腐蚀性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

虽然仇视城市的心态最近在美国异常高涨，但城乡分野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却并非新近才有的现象。一些人主张，杰斐逊式的重农主义令亲近乡村的执念成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难以磨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反城市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全世界都存在。1860年代至1870年代，俄国有一群名为“民粹主义者”（narodniki）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度歌颂过小农的浪漫主义，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更是以屠杀的方式来整个地泯灭城市生活。德国在世纪之交的生活改革运动和甘地的苦行主义也高调地推崇乡村生活的道德优越性。20世纪早期的阿根廷知识分子则将健壮的南美乡村牛仔（gaucho）形象打造为了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同时，他们还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舞为“杂种”，斥之为一种移民港口城市中的败坏音乐形式。

城乡之间的政治差异并非单纯源自民粹主义的幻想：城乡民众确实支持着不同的政治生活形态。当其在民主选举里竞逐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党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乡村所斩获的选票比在大城市要多得多，甚至于在乡村守旧派和一部分天主教会对法西斯在某些区域的扩张形成了阻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1932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在诸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法兰克尼亚等地区所获得的选票的城乡差额达到了将近20个百分点。如今，诸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或是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城市里就并不吃香。事实上，它们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尤其不受欢迎。而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也不约而同地对巴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精英们抱有怨恨。

部分学者追溯了第一批城市所催生出的新型政治组织体系及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最近推测称，人类首次创建国家的目的就在于应对“城市的生态影响”。民主与希腊城邦具有深刻的、或许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观察到这一点，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此也多有讨论。中世纪德国有句俗语叫“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它体现了当时的习惯法，即一个农奴在城市生活一年以上就可获得解放。这句俗语如今依旧脍炙人口。在罗曼语系里，“公民”（citizen）这个词的所有变体都显现出城市与关于政治共同体的一系列观念间的深刻联系。反过来，英语词“居民”（denizen）就跟城市缺乏词源学上的联系，令人怀疑此居民是否还有完整的归属。

现代的城市反对者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居民开除出了政治共同体的范畴。有时这确实体现得更直白，如红色高棉不甚光彩的案例所展示的那样。认为城市人缺乏国家认同的看法，和现代民族主义一样古老。想要知晓一个国家吗？“请研究一群城市之外的人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它，”卢梭在《爱弥儿》（又名《论教育》）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写道，政府的精神“在城乡之间永远是不一样的”，且“正是乡村才构成了国土，也正是乡村的人民才构成了国家”。

到了20世纪初，城里人的心智和生活方式催生出了社会学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仍有敌视城市的心态。西美尔在1903年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里便提出诊断，认为大城市居民受累于“不断变化的影像的迅速集聚……以及汹涌而来的、始料未及的各种印象”，以致于“神经频繁进入兴奋状态”。西美尔发现，过度兴奋的城市生活催生出了一种典型的大都市“冷淡型”（blasé）人格特质。在他看来，这种“大都市类型的人”倾向于“用脑子而不是用心来回应”。

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类似，西美尔认为，城市的关键特征在于，其居民所参与的活动大都无涉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如食品等。相反，城市人从事的是道德上可疑的、发生于彼此均为匿名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双方都只是为了钱才互动的。与农夫接地气的直率性格相比较，城市居民就显得油腔滑调，道德水准令人生疑。譬如，典型的城市人形象是这样的：一个油头粉面的小青年，和土地及其丰收毫无关系，代表着好逸恶劳和肤浅的情感。

认为各种腐朽的、败坏的社会团体都集中于城市的观点也并不新颖。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就对商人抱有怀疑，这一群体与城市有本质性的联系，人们担忧商人会危及道德秩序。不过，西美尔和其他早期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城市的观念，如今也依旧能博得广泛的认同。例如他认为城市是“金钱经济的温床”，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里人不制造任何实体产品。西美尔也承认，城市所实现的乃是“以一种比小地方人更具感染力的方式来推销各种东西。而这也解释了城市何以同时也是态度最冷淡的地方”。市场交换的集中化与指数级增长，蕴涵了交易者之间的匿名性、不断细化的分工以及价值观的抽象化，这样一来，城市就成了“理智”与“世界主义”之家。

卢梭虽然总体上对城市没什么好感，但他在许多作品的末尾都骄傲地签上了“日内瓦公民”这个名号。西美尔1858年出生在柏林，他的身上几乎囊括了对一个当时的德国人而言所可能具备的一切大都市人的特征：出身于一个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中产名门望族，父亲是巧克力制造商，持有著名品牌“萨洛蒂”（Sarotti）的股份。西美尔在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拐角处长大，并进入了一所声誉颇高的文科中学，该校位于柏林地标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后者是在他高一那年建成的。随后，他在邻近的菩提大道旁的柏林大学（即今日的洪堡大学）学习了哲学和历史。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里的尖刻点评即来自其亲身经历。

且不论西美尔对大城市生活的反感，就20世纪有关城市及其本质和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思想而言，还没有谁的贡献能大过他。西美尔的影响力尤其见于早期的芝加哥学派。身为该学派理论旗手之一的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也是德国犹太人。沃思的成长历程和西美尔有着天壤之别：他1897年生于小城格明登，父亲是牲口贩子，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知名喜剧演员约阿奇姆·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曾对那座小城里“古色古香的小巷”赞不绝口。1911年，沃思前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与叔叔一起生活，后来又去了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年仅31岁的沃思于1928年出版了《犹太人聚居区》（The Ghetto）一书，该书研究了欧美两地的犹太人群体在城市空间里的聚居状况。书中强调，犹太人的聚居乃是出于经济理由的自愿性聚集，而非强制性的隔离，这种观点如今依旧影响着美国人对城市中的居住隔离现象的思考。

西美尔、沃思及其他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对城市化之迅猛及社会变革之深刻颇觉困惑。 二人的论著不仅关乎个人好恶，也表现出了对熙熙攘攘的城市的强烈好奇：地上地下，火车川流不息，车内人头攒动；灯火通明的冬夜；还有百货公司里不加节制的消费主义。他们第一时间目睹了一切看似坚固的事物的烟消云散。 当然，事实上看，有了钢筋混凝土，城市生活也令许多东西更加坚固了，有如磐石一般。 在西美尔的一生中（1858-1918），柏林的人口从46万增加到了190万，翻了两番还多。在沃思搬到芝加哥前的几十年里，该市人口也有将近10倍的增长——从1870年的29.8万人变为了1920年的270万人。与此同时，全球的城市化率亦从1870年的12％上升至1900年的20％。

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化进程对西美尔和沃思等社会学家，以及对作为现代社会科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而言，乃是构成性的（formative），有鉴于此，在社会学初创之时，城市空间的转型本身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极为边缘的角色。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族群隔离时，也对城市空间的转型基本不感兴趣，连沃思自己那本《犹太人聚居区》都是如此。在他们的论著中，城市对居住于其中的民众而言，似乎是一个给定了的、不可移易且不变的背景设定。

这种非历史的城市研究路径一直持续了下来，而历史学家对我们思考和理解城市化也没有发挥多大影响。虽然城市史这个子领域在1960年代以来已发展出了自身的学术建制与期刊杂志，社会学家及其他城市研究者对其成果却并未给予关注。随着历史学家们转向文化方面的研究，脱胎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城市史在之前的一两代学者那里变得更冷门了，城市史这门学科本身也深受其害。晚近的全球史复兴及其对长程联系及运动的关注，对城市史也没有起到多大帮助。

结果就是，城市研究的思路执着于当下（present-mindedness），导致了不少盲点。说到底，城市是历史的产物，鉴于此，它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在一定的城市里，特定的族群社区究竟定居于何处，通常与他们来到此地时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有莫大关系。不同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大利人的社群。芝加哥学派对此差异的解释主要诉诸其所谓的社会-空间假设（social-distance hypothesis），根据这一假设，移民群体与其侨居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移民群体在居住上的集中程度也就越高。这套论证认为，由于意大利人和阿根廷说西班牙语、信仰天主教的主流人群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并不大，当地最终也就没有发展出专门的意大利人社区。

但如果要解释为什么意大利人在纽约而没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社群，社会-空间假设就不起作用了。它的前提是有缺陷的，预设了城市的形态是确定的，而我们只需要探讨人们如何分布于其中就行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与意大利人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移民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与阿根廷社会更加接近，但其在空间上聚众而居的程度却要高于意大利人。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人何以没有形成社群的关键，不是人口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历史性的原因，换言之，应考察意大利移民最初抵达该地时尚且存在，但随后西班牙移民到来时却已经消失了的某些条件。意大利移民较早到达此地，他们一般住在大草原上的小片村落里，当时周边的城市规模还不算大。意大利移民广泛地分布于城乡结合部（大都市后来渐渐扩张到了这些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晚近一些的人口调查里，他们在空间上的分布才显得较为均匀。是城市走向了移民，而不是移民走向城市；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城市的生命与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诞生的时机以及诞生于何种母体。所有城市都有两个母体，一个是地方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性的。例如，新加坡的国际大都市地位，就来自英国殖民主义、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国的政经与社会历史以及后来东南亚的去殖民化等多股力量的交互影响。即便某地的既定环境在数十年当中一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居住区的性质和意义也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巨变。在20世纪的美国，城市的中心地带几乎都面临贫穷和衰退的困扰，而向郊区移民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上升。1990年代，许多评论者依旧相信，互联网技术革命很快就会令工作场所与居住区彻底分离，如此一来彻底乡村化（ruralisation）的古老美国梦就有望实现了。但事情的发展却与此相反。科技领域开始追求高附加值而非量产，这助长了城市的中产化，扭转了郊区化的趋势且导致只有富人才具备在中心城市定居的支付能力。在制造业的衰退及数字革命的催化之下，美国人对郊区的特有偏爱及其对市中心的反感心态也开始发生倒转。

然而，在美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组织在最近几十年里变得缺失异质性的同时，另一变革也开始显出端倪。与市中心的中产化同步，财富份额也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的国际大都市，这对兴建更多的住房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后者恰好有助于缓和物价的飞涨。这一僵局加剧了城乡的两极化，助长了反城市的怨恨心态。此外，它还窒息了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区域的社会融合，危及到了起初令这些区域极具吸引力的关键因素。2002年时，城市理论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还对他所称的“创意阶层”在大都市里的集聚大加赞赏，认为这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城市的革新，但到了2017年，他却转而断定“城市危机”正是他一度看好的中产化的后果。

对城市的长时段历史变迁多加留意，或是跳出北美这一特殊案例，或许有助于让这位理论家一改吹捧“创意阶层”的做法，转而细究其对人居环境的长远影响。非洲史专家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曾在《帝国的张力》（Tensions of Empire）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无论是在过去五十年里还是在19世纪晚期，皆“造就了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区块和场所，其周边则并无权势可言”。一般来说，这些区块分布于特定城市的特定部分。19世纪的商品转运口岸大多属于全球意义上的南方，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新加坡等，这很好地例示了全球化的桥头堡是如何运作的。其市中心乃是权力和财富的中枢，而边远地区则容纳了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的、向城市移民的乡村贫困人群。今天的城市理论可以从这些先例中学到很多东西。

承认全球和地方性的力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塑造我们的城市以及其中的社会生活，其意义并不超出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时间和地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蒂利也有类似的告诫。然而如今我们在理解全球城市时却经常会忽略两者之一。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曼（Jeremy Adelman）警告称，全球史的兴起有低估“地点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之嫌。另一方面，对全球城市感兴趣的城市学者对地点极为敏锐，但却忘记了时间这一维度。

城市化进程仍在迅猛推进中，且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但如今有半数人类都生活在城市里这一事实，也并非城市环境之所以重要的唯一理由。西美尔等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很早就观察到，社会分化（social diffentiation）从整体上看，就是发生在城市中并且为城市所驱动的。就此而言，任何对全球化与不平等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认真考察城市区块，它们正是浩大的全球进程和微观社会生活的交互点。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这样做的紧迫性，其中一部分学者已经因此而成了学术明星。但其论著仍旧缺少为理解全球城市的现状所必需的历史深度。历史学家必须将之进一步推向深入。

本文作者Michael Goebel系柏林自由大学全球与拉美史教授，著有《反帝国的大都市：战时巴黎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种子》。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