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的气候和政治都笼罩在过热的环境之中，在如何支持或反对某些公共事业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全球气温上升敲醒了警钟，当权者的行为不负责任，极端主义兴起，我们的各种权利被剥夺，还有明摆着的自杀式政策，这一切都引发了极度的愤怒、不安和叛乱。女性中不乏一些对此予以反击的生动例子。少女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瑞典政治小演员，发起了一系列阻止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宣传活动）为青少年一代能够在未来获得良好的环境挺身而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与受害的一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决反对出现分裂性的“异类化”行为，并快速实施了枪支法，压制了新西兰的仇外暴力事件。这些都是勇敢的对抗行为。但是，如果女性选择更直接的斗争方式，又会怎样？

今年早些时候，沙米玛·贝居姆（Shamima Begum）被剥夺英国公民身份，并被贴上了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新娘”的标签，这暴露了公众和政府对女性（在这个例子中更确切地说是“女孩”）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极为不安。她是受害者还是帮凶？我们无从得知贝居姆的想法、选择和经历，也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是在“作战”。她的事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但这绝非偶然。20世纪初，由于战时的宣传活动，很多男孩选择加入欧洲的战事，在复杂的形势和动机下，他们有的成为了牺牲者，有的成为了英雄。然而，如果女性有意接触暴力，即使身上没有带枪，社会仍然会对其感到极为忧虑，对之进行严密监视并常常施加惩罚。

那么，女性与暴力之间、辅助角色与斗争角色之间的惩罚边界在哪？女性什么时候才会赞成有计划地拿起武器，本能地捍卫自己或自己的价值观？女性天生就更加温顺平和吗？她们能否成为战士？

我（指本文作者Sarah Hall，作家）对这些问题一直十分感兴趣。2005年，气象和政治上也发生了众多灾难性事件，在此背景下，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卡呼兰军》（The Carhullan Army，美国版书名为《北方的女儿》）。 这部小说想象了在不久之后的未来，英国在经历经济崩溃，石油和资源大战白热化，加之受气候危机威胁，右翼政府在此背景下进行了重组。

主人公“姐姐”在监狱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名生存主义者，在坎布里亚山接受了准士兵的训练，学习了游击战术和侦察技能，还为锻炼被捕后的承受能力而接受了虐俘训练。这支军队由女性领导和运作，她们对抗的是专制的父权主义社会。

很多小说都生动讲述了关于社会变革、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世界，这些世界的女性不是残暴政权的受害者和逃难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就是在偏远的地方实现自治的女性（如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她的国》）。这些故事的关键是女性如何秘密组织或执行关系网。文学主题中常见的是与暴力和男权相关的女权主义，却鲜少有职业的女战士。

这也许是对现实的映射。在《战争与性别》（War and Gender）中，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研究了女性参与战争的跨文化历史证据，发现历史上女战士的比例远低于1%，一直都非常少。在当下的常设军队中，大多数都是男兵。战争在社会层面而言是一个十分多元的现象，那为何在性别方面反而没有这么多元呢？戈尔茨坦认为：“对两性而言，在战争中杀戮都并非他们的天性，但战争却十分普遍。”对了让士兵自愿去战斗，他们被灌输了男子气概就是“在战火下保持坚韧”的文化思想。

我们无法忍受女战士。在国家和军队中掌权或活跃于战场的女性，通常被视为是性别中的异类，伊丽莎白一世、凯瑟琳大帝和撒切尔夫人均是如此。在前线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引起不安——媒体会报道她们有多少孩子，指责她们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牵扯到原教旨主义时，甚至会引来更多指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人们似乎接受女性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抗。那么在当代，如果英国女性与叙利亚库尔德军队并肩作战，又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这些问题不仅与男子气概有关，也与女权主义的形式有关。参与战争是否有损女权主义反抗男性暴力这一立足点？对部分妇女参政论者而言，尽管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有许多和平主义者，但向议会投掷东西和中断交通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捍卫性的抗争依然是对偏见或有害体制的对抗。纵观战争的全局，女性始终占有一定分量，包括在最为致命的人类活动——预谋杀人中也是如此。可为什么关于女战士的记录这么少呢？

我们在游戏、电影和书籍看到许多对“女性力量”的描述，里面基本是被神化的超级女英雄，这让女性角色得以拥有与男性平等或更高的地位。例如，在娜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小说《力量》（The Power）中，女性拥有电击和致命的力量，这类小说对等级制度的颠覆进行了探讨。但鲜有作品讲述更现实而接地气的故事。布莱恩·范里特（Brian Van Reet）的小说《掠夺》（Spoils）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主人公卡珊德拉·维戈德（Cassandra Wigheard）2003年在伊拉克服役。19岁的她出生工人阶级，工作表现出色，在被伊斯兰分子捕获后，她面临着死刑。小说从她的角度讲述了战争的可怕。范里特曾是一名战车组员，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7.5%的在职军官为女性，他必定曾与女战士有所接触。

战争往往劳民伤财，无论男女，都会受到影响。但是，由女作家撰写的战争小说却很罕见，仿佛是女性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涉足这片想象的领域一样。AL·肯尼迪（AL Kennedy）曾写过一部关于二战尾炮射手故事的小说《戴》（Day），当时就有人讨论她是否应该选择这样的主题，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当年的科斯塔奖。同样，帕特·巴克（Pat Barker）凭借“重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幽灵路》摘得了布克奖。然而，涉猎这个重要而宏大题材的女性却意外地罕见。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是2018年BBC的瑞思讲座《战争与人》的主讲人，我最近与她进行了一番探讨。她回忆了在职业生涯初期，同事对她的态度是：“你又知道些什么？”她的学术成就让她能够直面这些质疑。女性被军队和研究机构排斥是司空见惯之事，但从历史记录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她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境遇。有关伟大女战士的描述通常出自不实来源，相关证据也相当不可靠，亚马逊女战士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我向麦克米伦提到了女战士布狄卡（Boudicca）从斗篷中放出兔子的故事，还有她关于反抗罗马人的振奋人心的演讲：“我们要向他们证明，他们是妄想统治勇士的无耻之徒。”这句话让人感到震撼而激动，营造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场景，集合了反抗、女性领导和诗意的元素。麦克米伦提到了儿童时期阅读的战争冒险故事，比如《消失的战线》。作为女孩，她从一开始就接触到这类书。后来，读者和主人公如果出现性别差异（身份移位），往往意味着更多含义，女孩开始对男性角色习以为常。但是，除了浅薄的漫画书，男孩却没有做出相反的行为。

女兵所占的比例极小，但考虑到历史上曾出现过如此多的战争，参与战争的女性其实不少。她们在战争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包括技术、外交、情报、军火和间谍方面的职责。麦克米伦指出，女性参与了战争，但却未得到应有的荣誉或纪念。她们在战后回归家庭，地位下降。在争取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的民族解放阵线（FLN）组织中，女性承担了与男性一样的危险任务，却未获得退伍军人的权利和养老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记载了官方从未记录过的二战苏联女兵事迹，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历史未曾严肃记录过女兵。即便安全回到家园，女兵依旧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她们没有载入史册，社会也忽视了她们——不仅仅没有对她们做出均等的记录，以致于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亦是没有完整地呈现战争。不但如此，她们成为楷模和女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在人类历程中所展示的女性力量，也同样被忽视了。

如果说战争本质上涉及的是人，那么这应该是同时属于女性和男性的战争，是他们面临共同的挑战。麦克米伦提到，也许会有人从生理机能上进行辩解：男性的体力更好，能够扛起重型武器；但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女性在生理上而言拥有更冷静的头脑。她们未必就是调解人、受害者、胆小鬼或用来激励士气的性感女郎。以暴制暴往往不可取，但对女性区别对待的想法也非明智之举，也不会带来和平。

《卡呼伦军》中的军事政治理念不一定就是我的想法，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想法？通过小说，作家可以对性别偏见和文化假想进行检验，创造一些假设的场景，然后再去推翻这些有前提的想法（包括他们自己的想法）。而我所创作的主人公“姐姐”是一个积极反抗的战士，因为我相信，我们必须集合我们的力量去解决人为的重大政治和环境挑战。我希望能够有更多关于女战士的新故事诞生，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中汲取更多的勇气并更加慎重地看待女性。我不建议所有女性都拿起武器，而是要能够强硬地去进行抗议、重构和领导，我们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翻译：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