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杰克逊高地一家泰国餐馆里，苏科图·梅塔正享用素食午餐。这是他最喜欢的餐馆，他一面进餐，一面回顾了自己在2017年所感受到的愤怒。彼时，大批北非难民越过塞尔维亚边境北上，他接到采访任务前往匈牙利，目睹了针对难民精心策划的政治愤怒。回到惯于长篇大论民族主义的美国之后，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全球范围内对移民的讨论假仁假义得令人震惊”。这文章招致了数百条恐吓推文和电子邮件。“实际上我要说的是，贫困国家的国民背井离乡来到经济发达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富国偷走了穷国的未来。”

梅塔本人便是移民。他是古吉拉特族人，1963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77年随父母搬至杰克逊高地。“14岁才移民其实是很怪异的，因为你还没在故土长大成人便要离开，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一片新的土地。”他回忆道。他曾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在那里，他“因为口音问题被赶出演讲和辩论队”，还遭到过不止一次殴打。不过，这个住满工薪阶层、人潮拥挤、熙熙攘攘的地区在他心中的分量仍然无比重要。

梅塔带我（指本文作者Sukhdev Sandhu）穿过杰克逊高地，我们走过专营巫术和秘术相关物品的神物铺子（botánica）、非法地下室住宅、脱衣舞俱乐部、纪念于1931年发明拼字游戏的当地建筑师阿尔佛雷德·穆舍尔-巴特斯（Alfred Mosher Butts）的路牌……正如拼字游戏的发明一样，梅塔喜欢从乍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东西中发掘意义。他的第一本著作《极大之城：孟买的失落与寻找》（Maximum City：Bombay Lostand Found）入围了2005年普利策奖决赛，广受欢迎。该书篇幅长达600多页，多角度展示了孟买这一经常被人文观光客视为不宜居且混乱的地方。书中描绘了杀手、性工作者和奸诈政客的生活，笔墨生动，异域风情浓厚。小说家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对该书称赞有加，称“在自由市场时代，这本书不仅描画了一座城市，而且展示了希望及其更为复杂和早期的化身——欲望”。该书并未成为研究“第三世界大都会”的严肃社会学，也没有仅仅关注结构性问题；相反，它留下了很多遐想的可能。此书经久不衰的价值在于，它使得作家们很难简单粗暴地使用贫民窟、少数族裔居留地、棚户区等标签来无视这类城市。

梅塔的另一部作品《这是我们的土地：移民宣言》（This Land Is Our Land: An Immigrant’s Manifesto）本月在英国出版。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带有新闻稿件、回忆录、后殖民主义批判混合的色彩，还对移民为求生存而表现出来的狡诈和带来的社会活力进行了激烈探讨。他认为西方国家极其虚伪，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本书正由此愤怒主导。书中开头数页便大加讽刺，吸引读者眼球——“他们污染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和周围的水域，将我们的农场变成不毛之地，令我们的海洋了无生气；当我们当中最穷困潦倒的那群人抵达他们的国境时，他们却震惊了。我们不是去偷东西，而是去工作，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去告诉他们我们很不爽。”

梅塔拥有美国国籍，是纽约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当我问“他们”指的是谁时，他坦承，“我是移民，但我也是美国人。我缴纳的税被用在一场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非法战争上，整个中东因此陷入了混乱。美国将别国搞得乌烟瘴气，而我是这其中的一员。所以我其实享受了这片土地的特权，并且深深地牵涉其中。但是，普通美国人历史意识的缺乏总能使我感到震惊。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忘记历史，背弃历史。”

梅塔的父母希望他从事钻石生意，故而当他决定成为一名记者时，他们并不高兴。“他们像大多数移民一样拥有外来者的恐惧，担心我无法养活我的家庭。确实，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捉襟见肘。我那时候为技术杂志撰稿，我住在纽约东村，透支信用卡才能付上房租。我还在布鲁克林区一个工作室里住过，那儿到处都是床虱。”

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的农药厂发生毒气泄露，梅塔受《乡村之声》邀请对此进行报道，此事对他影响颇深。他说：“我看到一家跨国公司是如何进入印度开办工厂、减少工厂安全措施来节省资金的。工厂爆炸导致数万人丧生，有的人当晚甚至失去了整个家庭，而联合碳化公司只是象征性地向每名受害者赔偿了200美元。由于它是一家跨国公司，出事后它只需关闭在博帕尔市的小分支，然后继续在其他地方发展。”

梅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掠夺行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移民，最大原因是殖民列强在地区划分上展现出了惊人的迟钝。40%的殖民地边界都是由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划分的。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印度宣布独立。英国人派出了一位愚蠢的法官西里尔·拉德克利夫，此人从未踏足印度，只用了六个星期便划分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线，分隔开了16亿人。此后印巴两国之间的冲突从未止息。”

《这是我们的土地》中有一幕令人尤为难忘。美墨边境长达2000英里，这漫长的边境线上，只有位于美国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一小片名为友谊公园的区域可以让分离的家庭成员们见面——尽管隔着铁丝网。如果一个孩子想要触碰她的母亲，梅塔在书中写道，“她会将小拇指伸过栅栏，她的母亲在栅栏这边也伸出小拇指，两人的小指尖可以触碰到彼此。这是手指的舞蹈，被称为‘小拇指之吻’。”

这是一个美丽而可怕的细节，有力反驳了所有试图粉饰现代隔离措施残酷程度的口号和信念。“我在友谊公园痛哭不止，”梅塔回忆道，“我站在那里，手拿着笔记本，试着搜集新闻素材。一位沉默寡言的墨西哥男士已经17年没见过他的母亲了。他驾车来到栅栏前，然后他妈妈也来了。他俩甚至无法拥抱对方。我想问的是，你看到此情此景会有什么感觉？他母亲问他吃得好不好，他当场就崩溃痛哭起来……”

梅塔还记得一对兄妹和父母相见的情景：“他们指责父母抛弃他们搬回了墨西哥。他们已经有11年没见过父母了，他们对我说，‘我们吵架了，但……这就是爱……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无法拥有的。’我跑回车里，哭着给在新泽西州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他们。以前我从来不会这样做。”

“我们关注的是家庭价值观。在友谊公园里，你会看到人们试图用最原始的方式触碰彼此，希望满足人体对触摸的需要。因为某些不近人情的官员认为拥抱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他们甚至不可以拥抱对方。那里的边境巡逻队队长告诉我，上帝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还在伊甸园周边筑起一道围墙……”

尽管梅塔最为熟悉孟买（Mumbai，他仍然坚持称之为Bombay），但他在巴黎、圣保罗和伦敦等城市也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回，我走在萨里郡米尔福德的一条购物街上，一帮流里流气的白人朝我大喊‘巴基斯坦佬’。我觉得住在英国的南亚人反而更像贫民窟居民。他们甚至懒得假装得更英式。他们对伦敦很有认同感，但不会觉得自己是英国人。而如你所见，现在在这家餐馆里的大多数人都渴望成为美国人。”

他会建议今天在古吉拉特邦长大的14岁孩子移民到美国吗？“不会。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但21世纪并不见得如此。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移民离开这个国家。目前已有900万美国公民因私生活在境外，最大的推力是医疗保健。我每回去欧洲，都会碰上侨居者对我表示他们在欧洲不用担心得病。听到在欧洲或印度的美国人抱怨移民制度，不得不排队续签签证，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其中的因由很值得探究。”

梅塔表示，令他“深感愤怒”的不仅是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和奈杰尔·法拉奇等政界人士的民族主义言论，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安德鲁·沙利文等“主流”评论家的主张也让他愤愤不平。他希望提供“有理有据的驳斥”，并渴望参与一场论战。“我希望能上福克斯新闻频道，上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m）的节目，哪怕等待我的将是龙潭虎穴。”

有人会在意证据吗？真理本身是否被高估？“我不是政治家，”他承认，“我既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的祖父辈、父亲和叔叔都从事钻石行业，这个行业历来有包装故事贩卖的传统。我从小听着父辈们的精彩贸易故事长大，听他们说他们差点被谁骗了，又骗了哪些人。”

“关于移民的所有争论都是受民粹主义驱动的。民粹主义者是讲故事的一把好手，他们善于美化一个假故事，特朗普就擅长通过讲故事表达观点。历史上，耶稣、所有先知和宗教领袖都喜欢用寓言传道。《圣经》可不会告诉你，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86%的人认为邻居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梅塔一直追求小说写作的自由。他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获得了艺术硕士学位（梅塔笑称“要是你改一个字母，它就会变成‘爱荷华大学侍应工作室’[Iowa Waiters Workshop]了。”）。刚当上记者时，他的作品还被收录在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选集中。“如果我想了解19世纪的俄国，我不会选择报纸，我会去读托尔斯泰或契诃夫的作品。小说不受现实的束缚，可以自由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不为传递新闻而写，还可以反对他人……在小说中，我可以表达的应有尽有。”

这是否会使新闻学的授课变得棘手？“第一天上课，我带学生们登上斯塔滕岛渡轮。快到曼哈顿的时候，我让他们大声朗读沃尔特·惠特曼的《横过布鲁克林渡口》。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注意细节，并组织整理出一个更加博大的观点，那么他们将会成为出色的记者。要想成为一名更好的记者，就应该读更多的诗！我不支持教派分裂、国土分离。我搜集素材、整理故事、讲述故事，至于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并不重要。这个时代大家都不管他人瓦上霜，但我不会只扫门前雪。”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