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诃德（Quichotte）是什么，一种法式开胃小菜吗？并非如此，《吉诃德》是改编自17世纪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Don Quixote）的小说——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把这本书改编成了一本后现代主义小说。很显然，400多年前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适合描绘当下已然疯狂的世界。有人曾说：“超现实主义，甚至是荒诞，才是对当今世界最准确的写照。”

吉诃德今日所在之处不再是西班牙的拉曼查，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我们的游侠骑士伊斯梅尔·斯迈尔斯（Ismail Smile）是一个衣冠楚楚的老笨蛋，他失去了医药销售的工作，带着自己想象中的儿子桑丘，开始了游历美国之旅。伊斯梅尔希望赢得一位年轻电视明星萨尔玛（Salma）的芳心，她是印度裔美国人，她的脱口秀节目成为了“奥普拉2.0”（奥普拉·温弗里是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译注）。虽然伊斯梅尔从未当面见过萨尔玛，但他会以笔名“吉诃德”给她写情书，并且相信“爱情会有办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

正如塞万提斯笔下的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堂吉诃德的原名——译注）在读了太多浪漫小说后失去了理智一样，吉诃德的脑袋也被垃圾电视节目给弄糊涂了。但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浪漫故事也可能发生在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在旅途中，吉诃德和桑丘遇到了种族主义者、瘾君子、变成乳齿象的人类、会说意大利语的蟋蟀和能说话的枪。

读者很快会发现，吉诃德和桑丘的旅途其实是剧中剧，他们的故事是一位出生于印度的间谍小说家晚年尝试创作的实验性小说。作者被他与儿子和因癌症死在伦敦的律师姐姐“杰克”之间的嫌隙所折磨。鲁西迪认为，这些破碎的移民家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镜子，因为那些碎片映照着真实”。也许他们的时代已然支离破碎，但随着印度、美国和英国逐渐右倾，他们的命运似乎又被全球化的世界连在了一起。

《堂·吉诃德》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现的往往是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为了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人们必须妥协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吉诃德》中，吉诃德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post-truth，指的是一种媒体煽动情感、强化偏见，从而影响人们对客观事实印象的不正常舆论生态——译注），而在这里，“愿景和幻想是可以期待的。”

《吉诃德》是鲁西迪的第14部作品，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也入选了2019年布克奖长名单。阅读这本书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满是镜子的文学殿堂，鲁迪西从他所见识过的每一种艺术体裁出发，向《爱丽丝梦游仙境》《白鲸》《木偶奇遇记》和《洛丽塔》致敬，其中也不乏来自《糖果传奇》《亚特兰大娇妻》、模特海蒂·克拉姆和《黑衣人》等当代电影电视节目，甚至是游戏的文化典故。这位小说家天生就喜欢百科全书，而他现在已经从百科全书走向了谷歌搜索。《吉诃德》患上了一种互联网症状，鲁西迪最终也被他试图批判的垃圾文化所感染。

有时候，鲁西迪听起来就像父辈们在笨拙地尝试嘻哈：“我们不需要臭朋友，因为我们笨蛋有没有，快来给我下边口……我们是美国，你这个母狗。”不过更多时候，他的参照物往往有些年份了。比如，当萨尔玛第一次尝试鸦片喷剂的时候，感觉就像“开了几年东风日产后换上了劳斯莱斯，多年的黑白生活后突然看到了颜色，杰恩·曼斯菲尔德变成了玛丽莲·梦露，膨化饼干换成了玛歌葡萄酒，阿韦利亚内达（《堂吉诃德》续集作者的笔名——译注）的续集换成了塞万提斯的原作，畅销侦探小说家米基·史毕兰换作了‘冷硬派’推理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

《吉诃德》的故事很有趣，但可能没有鲁西迪认为的那么有趣。有时候，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一个人试图在世界末日之前决定好每件生前之事。或者说，至少在他的末日之前决定好。不过尽管如此，即使你感到不知所措，还是忍不住被鲁西迪非凡的想象力所吸引。在《吉诃德》中，那位离婚四次的小说家仿佛一个色鬼，对各种“性感”的女人垂涎三尺。不过如此说来，他也在一个最适合描绘女人的年岁。萨尔玛和杰克二人都很机智、有主见，也很复杂。当这位小说家告诉杰克，他写的是故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迷恋上了一个年轻的电视明星时，她说：“很高兴能听到你还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品味。” 之后，小说家会像往常一样“提出文学的抗议：‘那并不是我，他是虚构的。’杰克则回答道：‘如果我觉得你在讽刺自己，那就更好了。这让我更喜欢你了。’”

我觉得《吉诃德》这本书会让读者们更加喜欢鲁西迪的。当鲁西迪尝试降低了喧嚣的声音时，他能写出更加优美、明晰的文章。当然，如果能够屏蔽掉他电脑上的谷歌就更好了。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