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写了一部小布什总统的传记，以人格心理学的工具来分析这位美国前总统。按他的说法，这是一次败笔。“我可能只有三个读者，”麦克亚当斯笑称。但一个《大西洋月刊》的编辑真的把它读完了，并求他写一本用同样方法分析唐纳德·特朗普的书。新书一炮走红，吸引了350万读者。

“这带来了一些好东西，”麦克亚当斯说。他在课堂上也用了这个案例。他解释他一向是对政治感兴趣的，“60年代的时候我就是个爱指点江山的人——这可以算是我的自传性推论（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麦克亚当斯所谓的“自传性推论”，是指诉诸你自己的生活史来寻求和赋予意义。他就是这样来解读自己花在写这本书上的时间的，部分地看，我们所有人在构建自己较广泛的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时也是这么做的——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要到何处去的故事。作为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麦克亚当斯的一系列论著对我们如何构建身份以及它如何随年龄而变化有相当深入的思考。

麦克亚当斯在伊利诺伊州伊文斯顿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此次访问。

什么是叙事认同？

麦克亚当斯：就是有关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以及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的故事。它不是你认同的全部——你的认同还有许多其它的组成部分——但确实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且经常遭到忽视。叙事认同无非是你对未来的想象——即便它还没有真正发生——以及对过去的重构。如果我打算成为美国总统，而眼下的我正在从事学术研究，那就得发展出一种连通我的过去与未来的方式。

我们是从何时开始发展它的？

麦克亚当斯：目前有很多研究表明，在少年时代，我们就已经发展出了所谓从事自传性推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从过去引申出个人的意义——而这是叙事认同的要害所在。当你在少年时代开始这样做时，某种意义上也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它告诉你“好的，你现在可以创造自己的人生故事了，它形成了有关你过去之所是以及未来之去向的意义”。小孩大约在4岁就有了记忆。他们很早就学会了讲故事，但还不能把自己视作一场关于人生的宏大叙事的主角。

决定小孩认同的因素有哪些？

麦克亚当斯：在人生的较早阶段，我们就担当起了社会演员（social actors），在此你可以看到人们的性情特质——例如外向或勤恳等人格特质或曰基本倾向。大部分人格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些方面，因为它们在决定我们将如何扮演角色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演员而言将有怎样的举止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层处于不断发展中，第二层则大约是在小学的某个时间点上插进来的，我们会开始诉诸目标这样的视角来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一定要多么远大——诸如“我知道我今天必须上社会研究课”这样的小事也是算数的。八九岁的小孩也会制定计划，并从计划中发展出第二层人格，我称之为有意图的行动者（motivated agent），它指的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事项的策略。到了少年时代及其后，第三层人格也开始发挥作用，而它就是我所称的自传性作者（autobiographical author）。我们的人生故事就发端于此。

年龄是如何逐渐改变我们的认同的？

麦克亚当斯：就社会演员以及基本特质（层次）而言，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与勤恳性及宜人性相关的特质会有所提升，这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会变得更加负责、更加勤奋以及认真，另一方面则会变得更热情、更富关怀且对他人更有同理心。

现在来谈行动者。在人生的较早阶段，譬如十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这段时间，人们的目标更多地关乎所谓的“晋升导向型目标”。其目标在于获得一些东西——报酬、学历、友人。到四五十岁时则有一个转折点，人们会转而青睐所谓的“预防导向型目标”。所谓预防导向型目标，是指保住自己已有的东西，或补偿一些缺失。此时自传性作者的认同就发挥了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一系列发现。一般而言，自传性推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复杂化。第二，人生故事一般都体现出更趋积极、更加简洁的走势，尤其在50岁以后。这就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爱读狄更斯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晚年则会读一些不那么艰深难懂的小故事。这种现象有时会被称为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偏见（positivity bias in aging）。

为什么我们年龄越大，心态就越积极？

麦克亚当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无非是不想再记住负面的事物，他们不过是忘掉了这一切。进而，他们会表示，“是的，这确实很糟糕，我母亲就是爱对我大打出手，这太可怕了。但情况实际上可能又没有那么坏， 她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也要承受各种艰辛。你也看见了，我现在的样子也还行，我会更聚焦于一些积极的东西。”你可以在任何年龄段这么看，但一般说来人们都是到了五六十岁之后才比较容易持有这种观点。

斯坦福大学的劳拉·卡尔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也写过相关的论著。她创立了一套“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这一理论对积极性偏见的解释是：晚年的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已经时日无多了。你的年龄越大，人生的结束点也就越来越近，也就会有“天天纠缠这些负面的东西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关注正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好处更大一些”等等之类的念头。此外人们也会在意投资的收益。我年龄越大，我就越倾向于关注最为重要的东西，譬如我的家庭、亲密关系、友情等等。我认为这有助于积极性偏见的形成，也让人生故事更趋简单化。

目前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些现象的思路，它关注大脑层面的变化，主张这些变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释积极性偏见。我最近读到的一项研究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里的杏仁核（强有力的负面情绪状况会激活它）和海马体之间的连接（它会注意到杏仁核的不利变化并产生相应的记忆）会有所弱化。相应地，我们也就不那么容易记住各种负面的事情了。

如何看待叙事认同的利与弊？

麦克亚当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某些类型的叙事认同关联着正面的结果。关键不在于叙事认同本身，而在于它的类型。这项研究的一大主题就是救赎故事（redemption stories）的概念。我们在研究中一再发现，至少在美国社会里，具有儿孙满堂、对后人有重大贡献、乐于助人、心理健康度较高等特征的人群，在步入中年的时候也更倾向于讲述极具救赎色彩的人生故事。其形式表现为这样的叙事曲线：苦难、负面事件以及他人的诋毁导向了正面的结果，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美国社会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穷小子变大富翁、美国梦、宗教谢罪、向上流动、解放之类的故事。就这类叙事而言，我们运用的隐喻固然很多，但它们全都具有救赎色彩，类似于“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经历了一场回炉重造等等。

我们用于构建叙事认同的记忆是否总是真确的？

麦克亚当斯：过往一向有任人打扮的成分。没有一锤定音的解释可言，但我们仍会受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人们愿意相信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过往等因素的限制。这种限制又总是不完全的，有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供利用。当你过着自己的生活，准备找一些材料来构建人生故事，材料始终就在那里，但你可以重塑它——可以改写它。这可能会出问题，但也是一种机遇。我想，从进化角度看，我们要的不是完美的记忆，而是策略性的记忆，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自身目标的记忆。我们都在一定的文化当中长大，学到了如何去讲一个故事以及什么才算是令人信服的故事。不同文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叙事认同是一项晚近才进化出来的特质吗？

麦克亚当斯：它诞生于语言问世之前，也就是大约5万到10万年前，可以说相对较晚，人类在当时已经可以用身体姿态和叫声来进行沟通。叙事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来建立。我认为它与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的本性有关，也许在几百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群体中运用叙事了。但自我叙事——即有关自传性推论的一切——是不同的。我们可能始终拥有这方面的技能，但如果没有文化的话，也就不会有发展这种技能的机会和需求。

不妨设想一下三千年前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在街头参与建造金字塔的平民男女真的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吗？我不知道。我认为他们会讲述关于自己人生的故事，至于叙事认同——他们真的会被鼓励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以及自己要往哪里去吗？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许这种思考需要一定程度的闲暇时间以及一定程度的——我不确定——现代性，这样它才有生根发芽的机会。我想，它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启蒙；你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找到类似的说法，他曾经提到，智者到了人生的较晚阶段可以与日常琐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试着去追问什么是良善生活、什么合乎理性等等。此时，人就离人类的自我反思本性更近了一步，具有从人生中创造出意义的能力了。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这样说，但他的思路大体上就是如此的，那是大约2500年前的思考。已经很晚近了，不是吗？

本文作者Matthew Sedacca系作家，现居纽约，主要关注科技、饮食与文化。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