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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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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黄昏

对于任何经历过克林顿时代——或者还记得奥巴马时代——的人来说,民主党内对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摒弃行为,简直令人震惊。

2016年7月27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富国银行中心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天的会议上,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拥抱在一起。图片来源:Joe Raedle / Getty Images

左派正在赢得思想之战。思想是组织的基础,而组织正面临着变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言论和竞选纲领正在释放变化的信号。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大约在八十年前所写的那样:

那些相信自己完全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个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疯子听到大众的声音,正从若干年前某些末流学者的主张中提炼出狂热的思想。

现在,正是“疯子”证明了凯恩斯的观点——他们不再以公众人物的身份,而是带着民主党领袖的竞选承诺的伪装。在他们崛起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提升公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进步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在当今,左翼意味着什么?陈旧的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区分点又在哪里?

突出差异并不总是有效的,我们的期待并不仅仅是恢复到巴拉克·奥巴马或比尔·克林顿治理下的旧秩序。

首先,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不可避免的缺点可能会让美国直接回到目前的两难境地,也许还有更年轻、更聪明的特朗普式的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Hawley)和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克顿(Tom Cotton)正急不可耐地等在幕后,精力充沛,跃跃欲试,准备搅起新一轮风波。人们会苦涩地回忆起1992年和2008年的胜利——民主党不仅赢得了白宫,还控制了参众两院;之后,内讧导致了民主党在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溃败。

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克顿

在民主党内同时有各种声音存在,既有为了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利益而搁置分歧的意愿,又有与对原有自由主义真理的同情,及不愿直截了当地批评进步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朋友中间,给一个人打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通常被视为一种羞辱。自由主义者强烈希望不要被打上左派的标签。当然,“更左”并不一定更好,也不是美德的标志。道德高尚的自由主义者和可鄙的激进分子一直都存在。

我认为激进或渐进的选择本质上并不比新自由主义更好: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下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日渐萎缩的一些主要例子。

减少赤字

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在“财政责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虚伪显而易见:非国防开支不好,因为会增加国债;减税很好,尽管它同样会增加国债。这里,政治骗局可能比经济欺骗更加赤裸裸。民主党人明白,如果他们费力不讨好地通过不受欢迎的增税和削减预算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只会被共和党在下次选举中利用,并趁机拿下白宫,在任期内再次引爆赤字。自1980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见过三遍。

对于许多民主党人来说,以减少赤字为目的的经济方案仍然难以实现。在日益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较高的赤字对利率和传说中的“挤出”(crowding out)投资的影响未能实现。与传统观点相反,低失业率和美联储的货币刺激措施都没有引发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现代货币理论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进一步提升了持有自由主义预算平衡观点者的地位。但皮特市长(Pete Buttigieg,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译注)是个例外,他有勇气将自己定为异类。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俗话所说,例外反证了规律,民主党已经从争议政策名单中删除了减少赤字和平衡预算这两项。

经济机会的警笛

当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出现时,新自由主义常用的挡箭牌就是援引霍雷肖·阿尔格神话(Horatio Alger,19世纪美国作家,其小说大多描述贫穷的少年如何通过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最终取得成功——译注)。这种概念转换把政府为大众提供安全保障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个人为自身经济流动性应付怎样的责任。

事实上,从长期看,美国社会的经济流动性都在减少,但除此之外,它是一条双行线。人生的自动扶梯同时往两个方向运行。此外,流动性问题与贫困或不平等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人们可以拥有更多流动性或者更严重的贫困或不平等。人生的潮水同时涨涨落落。

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解药在于教育,因为工人缺乏获得维持生活的工资所需的技能。这是工人们自己的过错。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所需要的只是投入一些合理的公共开支。新自由主义不会对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讨论。现在来看,这种思维方式在两方面自相矛盾。

首先,教育是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解药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缺失成分的想法正在被一种新观念所取代:即所讨论的问题是权利,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富人控制着收入的流向和大学机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把这部分财富转向教育(提供免费大学教育),这种做法对社会财富有均等化效应,同时也能加强对民众的经济安全保障。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认为,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大学学费。

其次,权力也源于实施种族和性别压迫。由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法律,非白人和女性被剥夺了各种机会。其中一项法律就是将地方政府对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与种族隔离相结合。种族隔离同时源于住房歧视和财富不平等,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歧视和不平等。

我还认为,财富不平等和就业歧视会损害单个家庭的福祉,并产生更多由女性照顾的单亲多子女家庭,导致更多以不公平报酬和职业隔离为形式的性别压迫。对照顾子女负有不成比例责任的妇女,在获取基本生活工资和在劳动力市场的提升方面,拥有较少的控制权。

民主党几位候选人提出的方案更接近上述社会问题的本源,包括打击体制种族主义及扩大儿童保育补贴。皮特市长提出了一项解决机构种族问题的综合方案。科里·布克(Cory Booker)提出“婴儿债券”,这是一项针对种族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提案。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都承诺大幅度增加儿童保育投入。对于平权法案的局限性,克林顿总统提出了“改进,不是中止(Mend it,Don’t end it)”的口号;2009年,奥巴马为了消除种族隔阂而举行了“啤酒峰会”。在打击种族歧视方面,与那时候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更多的进展。

“啤酒峰会”

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险

奥巴马医改的局限性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尽管该计划的额外好处激起了公众对更重大进展的兴趣。当时,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一个限制是对该法案对预算赤字的影响存在担心。现在回头去看,这种担心看起来很滑稽。

民主党人之间的辩论不再围绕政府是否该扩大对医疗保健的支持,而是该支持多少、以多快的速度进行。潜台词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改善医疗保险市场,但它还是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更广泛的层面,对市场垄断者的批评蜂拥而至,尤其是针对贪婪成性、滥用用户隐私的科技巨头,他们的商业模式污染了公众论坛,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和“相信”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根本质疑。

不用想就知道,仅仅分拆最大、最具攻击性的公司几乎不可能限制他们滥用垄断地位。一个世纪前,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自此以后,他们的后代(埃克森、壳牌等)从未被称为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三个搜索引擎给你发送相同的虚假付费内容并不比一个搜索引擎更好。没有理由认为,在沃尔玛仓库工作比在亚马逊仓库更好。

对垄断的批评可以转向考虑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公共部门。公共宽带可以削弱大媒体的力量,因为大媒体依赖于有线、宽带和内容制作的垂直整合。电影和音乐的知识产权也可以收归公有。邮政储蓄银行可以保护储蓄人、购房者和纳税人免受股市中大玩家的剥削。药品专利的国有化可以为消费者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

战争是一场骗局

外交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目标使用致命武力。这一直是美国维护其在世界大国中霸主地位的借口。例如,对伊朗、委内瑞拉或伊拉克的施压都毫无根据,因为任何所谓防御对美国的生存威胁的借口都是不可信的,这些国家并没有显现出这种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无休止的存在也是如此。

有多个原因导致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信念在消退。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卑劣诡计取得了失败(如果你关注的话,还有利比亚)。这些事件可能导致奥巴马政府对伊朗和叙利亚采取了谨慎态度。在政治人物中,也许最强大的压力来自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在民主党候选人中,对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持普遍支持态度。在竞选辩论中,当涉及阿富汗的问题出现时,只有毫无希望当选的蒂姆·瑞安(Tim Ryan)参议员和蒙大拿州州长史蒂夫·布洛克(Steve Bullock)提出了有限的支持。除了因为干涉美国大选的俄罗斯外,民主党候选人普遍没有兴趣与其他国家发生新的对抗。

桑德斯和特朗普两个人的姿态是其中的关键。民主党候选人不愿意向偏左的桑德斯提供被攻击的机会。没有人会忘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如何猛烈地攻击希拉里·克林顿支持伊拉克战争。更糟糕的是给特朗普提供借口,因为特朗普在这两点上都占优势。

伯尼·桑德斯

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永远不会相信他在国防上的“软弱”。他们忍受了特朗普与普京的浪漫关系,并乐见他推翻了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他们也不在乎特朗普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冷漠。没有人能通过强调北约的重要性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由于自己的右翼已经确保安全,特朗普可以灵活地抓住民主党对手的任何帝国扩张的迹象进行攻击。从一个典型的漠不关心的选民角度看,在外交政策方面,只要不将美国军队引入新的战争,特朗普就无懈可击。

我一直认为,特朗普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然而,在有关美国军事干预的公开声明中,他做的好事多过坏事。他激起了与北朝鲜的紧张关系,但又收回了自己的言论。他对委内瑞拉虚张声势,但在没有取得成效后就明显感到无聊,随后彻底将委内瑞拉抛到了脑后。伊朗仍然值得担忧。

重点是,至少在初选中,我们没有看到民主党政客对特朗普未在世界事务中使用足够多的军事手段这一点,展开实质性的批评。如果在以往,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希拉里·克林顿或者乔·拜登会揪住这一点猛打。

就目前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类似于美国撤出越南后的相对平静的那段时期,它被冷战支持者称为“越南综合症”。

锦上添花的是桑德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无论他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明上多么有道理,都与前几十年的犹太复国助推主义背道而驰。在以往,对手会利用这个声明来攻击他。而这一次,他的对手们的最好选择就是保持沉默。

以色列在其现任领导下,与共和党和特朗普本人保持了密切合作,但这对桑德斯毫无伤害。也许新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后一个堡垒,是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任何侮辱和暴行的无条件支持。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狂热支持,再加上他不断出现的反犹太主义观点,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框架。

在撰写本文时,桑德斯的选举阵营发布了更多有关劳工权利、绿色新政(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以及执法机构如何应对种族问题的详细计划。在这方面,他的对手注定都要追赶而不是拒绝他的提议。少数试图给他打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对手正在离开竞选舞台。就好像民主党选民几十年来一直渴望激进提议一样,现在他们可以尽情享受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候选人被证明愿意在竞选中让大家扫兴。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正在目睹新自由主义的日落。

本文作者Max B. Sawicky是一名经济学家、作家,曾在美国政府责任署、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任职。

来源:雅各宾杂志

原标题:The Sunset of Neoliberalism

最新更新时间:08/30 11:4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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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黄昏

对于任何经历过克林顿时代——或者还记得奥巴马时代——的人来说,民主党内对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摒弃行为,简直令人震惊。

2016年7月27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富国银行中心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天的会议上,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拥抱在一起。图片来源:Joe Raedle / Getty Images

左派正在赢得思想之战。思想是组织的基础,而组织正面临着变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言论和竞选纲领正在释放变化的信号。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大约在八十年前所写的那样:

那些相信自己完全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个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疯子听到大众的声音,正从若干年前某些末流学者的主张中提炼出狂热的思想。

现在,正是“疯子”证明了凯恩斯的观点——他们不再以公众人物的身份,而是带着民主党领袖的竞选承诺的伪装。在他们崛起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提升公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进步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在当今,左翼意味着什么?陈旧的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的区分点又在哪里?

突出差异并不总是有效的,我们的期待并不仅仅是恢复到巴拉克·奥巴马或比尔·克林顿治理下的旧秩序。

首先,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不可避免的缺点可能会让美国直接回到目前的两难境地,也许还有更年轻、更聪明的特朗普式的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Hawley)和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克顿(Tom Cotton)正急不可耐地等在幕后,精力充沛,跃跃欲试,准备搅起新一轮风波。人们会苦涩地回忆起1992年和2008年的胜利——民主党不仅赢得了白宫,还控制了参众两院;之后,内讧导致了民主党在1994年和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溃败。

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克顿

在民主党内同时有各种声音存在,既有为了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利益而搁置分歧的意愿,又有与对原有自由主义真理的同情,及不愿直截了当地批评进步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在朋友中间,给一个人打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通常被视为一种羞辱。自由主义者强烈希望不要被打上左派的标签。当然,“更左”并不一定更好,也不是美德的标志。道德高尚的自由主义者和可鄙的激进分子一直都存在。

我认为激进或渐进的选择本质上并不比新自由主义更好: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下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日渐萎缩的一些主要例子。

减少赤字

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在“财政责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虚伪显而易见:非国防开支不好,因为会增加国债;减税很好,尽管它同样会增加国债。这里,政治骗局可能比经济欺骗更加赤裸裸。民主党人明白,如果他们费力不讨好地通过不受欢迎的增税和削减预算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只会被共和党在下次选举中利用,并趁机拿下白宫,在任期内再次引爆赤字。自1980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见过三遍。

对于许多民主党人来说,以减少赤字为目的的经济方案仍然难以实现。在日益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较高的赤字对利率和传说中的“挤出”(crowding out)投资的影响未能实现。与传统观点相反,低失业率和美联储的货币刺激措施都没有引发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现代货币理论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进一步提升了持有自由主义预算平衡观点者的地位。但皮特市长(Pete Buttigieg,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译注)是个例外,他有勇气将自己定为异类。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俗话所说,例外反证了规律,民主党已经从争议政策名单中删除了减少赤字和平衡预算这两项。

经济机会的警笛

当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出现时,新自由主义常用的挡箭牌就是援引霍雷肖·阿尔格神话(Horatio Alger,19世纪美国作家,其小说大多描述贫穷的少年如何通过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最终取得成功——译注)。这种概念转换把政府为大众提供安全保障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个人为自身经济流动性应付怎样的责任。

事实上,从长期看,美国社会的经济流动性都在减少,但除此之外,它是一条双行线。人生的自动扶梯同时往两个方向运行。此外,流动性问题与贫困或不平等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人们可以拥有更多流动性或者更严重的贫困或不平等。人生的潮水同时涨涨落落。

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解药在于教育,因为工人缺乏获得维持生活的工资所需的技能。这是工人们自己的过错。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所需要的只是投入一些合理的公共开支。新自由主义不会对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讨论。现在来看,这种思维方式在两方面自相矛盾。

首先,教育是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解药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缺失成分的想法正在被一种新观念所取代:即所讨论的问题是权利,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富人控制着收入的流向和大学机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把这部分财富转向教育(提供免费大学教育),这种做法对社会财富有均等化效应,同时也能加强对民众的经济安全保障。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认为,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大学学费。

其次,权力也源于实施种族和性别压迫。由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法律,非白人和女性被剥夺了各种机会。其中一项法律就是将地方政府对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与种族隔离相结合。种族隔离同时源于住房歧视和财富不平等,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歧视和不平等。

我还认为,财富不平等和就业歧视会损害单个家庭的福祉,并产生更多由女性照顾的单亲多子女家庭,导致更多以不公平报酬和职业隔离为形式的性别压迫。对照顾子女负有不成比例责任的妇女,在获取基本生活工资和在劳动力市场的提升方面,拥有较少的控制权。

民主党几位候选人提出的方案更接近上述社会问题的本源,包括打击体制种族主义及扩大儿童保育补贴。皮特市长提出了一项解决机构种族问题的综合方案。科里·布克(Cory Booker)提出“婴儿债券”,这是一项针对种族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提案。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都承诺大幅度增加儿童保育投入。对于平权法案的局限性,克林顿总统提出了“改进,不是中止(Mend it,Don’t end it)”的口号;2009年,奥巴马为了消除种族隔阂而举行了“啤酒峰会”。在打击种族歧视方面,与那时候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更多的进展。

“啤酒峰会”

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险

奥巴马医改的局限性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尽管该计划的额外好处激起了公众对更重大进展的兴趣。当时,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一个限制是对该法案对预算赤字的影响存在担心。现在回头去看,这种担心看起来很滑稽。

民主党人之间的辩论不再围绕政府是否该扩大对医疗保健的支持,而是该支持多少、以多快的速度进行。潜台词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改善医疗保险市场,但它还是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更广泛的层面,对市场垄断者的批评蜂拥而至,尤其是针对贪婪成性、滥用用户隐私的科技巨头,他们的商业模式污染了公众论坛,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和“相信”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根本质疑。

不用想就知道,仅仅分拆最大、最具攻击性的公司几乎不可能限制他们滥用垄断地位。一个世纪前,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自此以后,他们的后代(埃克森、壳牌等)从未被称为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三个搜索引擎给你发送相同的虚假付费内容并不比一个搜索引擎更好。没有理由认为,在沃尔玛仓库工作比在亚马逊仓库更好。

对垄断的批评可以转向考虑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公共部门。公共宽带可以削弱大媒体的力量,因为大媒体依赖于有线、宽带和内容制作的垂直整合。电影和音乐的知识产权也可以收归公有。邮政储蓄银行可以保护储蓄人、购房者和纳税人免受股市中大玩家的剥削。药品专利的国有化可以为消费者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

战争是一场骗局

外交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目标使用致命武力。这一直是美国维护其在世界大国中霸主地位的借口。例如,对伊朗、委内瑞拉或伊拉克的施压都毫无根据,因为任何所谓防御对美国的生存威胁的借口都是不可信的,这些国家并没有显现出这种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无休止的存在也是如此。

有多个原因导致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信念在消退。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卑劣诡计取得了失败(如果你关注的话,还有利比亚)。这些事件可能导致奥巴马政府对伊朗和叙利亚采取了谨慎态度。在政治人物中,也许最强大的压力来自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在民主党候选人中,对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持普遍支持态度。在竞选辩论中,当涉及阿富汗的问题出现时,只有毫无希望当选的蒂姆·瑞安(Tim Ryan)参议员和蒙大拿州州长史蒂夫·布洛克(Steve Bullock)提出了有限的支持。除了因为干涉美国大选的俄罗斯外,民主党候选人普遍没有兴趣与其他国家发生新的对抗。

桑德斯和特朗普两个人的姿态是其中的关键。民主党候选人不愿意向偏左的桑德斯提供被攻击的机会。没有人会忘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如何猛烈地攻击希拉里·克林顿支持伊拉克战争。更糟糕的是给特朗普提供借口,因为特朗普在这两点上都占优势。

伯尼·桑德斯

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永远不会相信他在国防上的“软弱”。他们忍受了特朗普与普京的浪漫关系,并乐见他推翻了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他们也不在乎特朗普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冷漠。没有人能通过强调北约的重要性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由于自己的右翼已经确保安全,特朗普可以灵活地抓住民主党对手的任何帝国扩张的迹象进行攻击。从一个典型的漠不关心的选民角度看,在外交政策方面,只要不将美国军队引入新的战争,特朗普就无懈可击。

我一直认为,特朗普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然而,在有关美国军事干预的公开声明中,他做的好事多过坏事。他激起了与北朝鲜的紧张关系,但又收回了自己的言论。他对委内瑞拉虚张声势,但在没有取得成效后就明显感到无聊,随后彻底将委内瑞拉抛到了脑后。伊朗仍然值得担忧。

重点是,至少在初选中,我们没有看到民主党政客对特朗普未在世界事务中使用足够多的军事手段这一点,展开实质性的批评。如果在以往,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希拉里·克林顿或者乔·拜登会揪住这一点猛打。

就目前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类似于美国撤出越南后的相对平静的那段时期,它被冷战支持者称为“越南综合症”。

锦上添花的是桑德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无论他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明上多么有道理,都与前几十年的犹太复国助推主义背道而驰。在以往,对手会利用这个声明来攻击他。而这一次,他的对手们的最好选择就是保持沉默。

以色列在其现任领导下,与共和党和特朗普本人保持了密切合作,但这对桑德斯毫无伤害。也许新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后一个堡垒,是对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任何侮辱和暴行的无条件支持。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狂热支持,再加上他不断出现的反犹太主义观点,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框架。

在撰写本文时,桑德斯的选举阵营发布了更多有关劳工权利、绿色新政(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以及执法机构如何应对种族问题的详细计划。在这方面,他的对手注定都要追赶而不是拒绝他的提议。少数试图给他打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对手正在离开竞选舞台。就好像民主党选民几十年来一直渴望激进提议一样,现在他们可以尽情享受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候选人被证明愿意在竞选中让大家扫兴。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正在目睹新自由主义的日落。

本文作者Max B. Sawicky是一名经济学家、作家,曾在美国政府责任署、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任职。

来源:雅各宾杂志

原标题:The Sunset of Neoliberalism

最新更新时间:08/30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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