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使女的故事》原作者，曾经客串过电视剧中的一幕场景。在那一幕里，她扮演感化中心里的一个嬷嬷，毫不留情地给了女主角一巴掌，因为后者迟疑着没有加入辱骂另一个叫珍妮的14岁使女，珍妮被迫一再讲述她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指控“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尽管写剧本可能不像演戏或后来我们观看时那么揪心，但阿特伍德事后回忆那一幕场景依然会觉得“不寒而栗”。

在原著中，阿特伍德用短短几句，就巧妙地把读者从一个人的屈辱引导到了奥福瑞德的共犯心理上：“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那会儿我不是。”这一幕并不是简单的目睹悲剧，或者说一味的耸人听闻，而是深入探索了角色内心的道德冲突。这也是阿特伍德的作品为何经久不衰的原因——她在思考。

在《使女的故事》走红后，阿特伍德也多了许多事情要考虑：《使女的故事》不仅是一部成功改编的电视剧，还成为了抵制唐纳德·特朗普和基督教右翼对女性歧视的有力象征。这个故事让人们看到了特殊时代之下的痛苦，或者说至少是女性的痛苦。虽然目不忍睹，却又很难把目光挪开。

然而，在续作《遗嘱》中，阿特伍德并没有简单地延续《使女的故事》，而是选择另起炉灶。因为她所感兴趣的并非人是如何堕落的（这很容易做到），而是人是如何在道德层面上妥协的。

《遗嘱》从《使女的故事》结尾奥福瑞德不知去向消失了15年或16年后重新开始。小说围绕三名女性角色的叙述展开，其中两人年轻而充满理想主义，一人年老而狡猾奸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个狡诈邪恶的老者——臭名昭著的莉迪亚嬷嬷。其实，《遗嘱》的整体情节是在莉迪亚嬷嬷的叙述下推动的，而她的严厉和你想象的一样可怕。

在莉迪亚嬷嬷的世界观中，人类的兴衰由能力的强弱决定，而所谓正义只是一场闹剧。“我的读者，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无辜之人在否认罪行时的辩白，听起来其实和有罪之人的狡辩一模一样。” 莉迪亚嬷嬷呼吁所有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无情之人——至少似乎她是这么说的，当大难临头的时候，都将回到最原始的状态。一群被囚禁的妇女被描述为“鳄鱼”，随时准备“跳跃、扭动和撕咬”。而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处决并没有降低他们的食欲，事实上恰恰相反：莉迪亚嬷嬷事后得到了一个鸡蛋三明治，并且“不好意思地说，我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完了”。

莉迪亚就任嬷嬷的过程被描绘得令人不寒而栗。饱受折磨、监禁和考验的莉迪亚面临着选择，而她选择了“大多数人走过的路”——一条充满妥协、背叛和谎言的路。《使女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女性在强权压制下的嫉妒心理，而《遗嘱》中关注的则是合作——被压迫者的另一种罪恶。不过，莉迪亚其实并不是受害者，她是以平等身份合作的——不受奴役的嬷嬷。的确，莉迪亚嬷嬷乐于摧毁那些将父权制度价值观内化的女性：一个名叫舒娜米特（Shunammite）女孩因为自己的愚蠢无情牺牲，莉迪亚似乎很喜欢这样做。

莉迪亚嬷嬷的叙述虽然主导了这本书，但她并不是唯一视角。书中还有两名年轻的女性——艾格尼丝和黛西，她们没有过一种妥协的生活，不记得过去的日子，也没有背叛任何人。黛西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叛逆而充满理想主义，艾格尼丝则忠诚而渴望爱情。这两个女孩勇敢而满怀希望，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她们俩甚至像旧时的英雄一样，进行了一场冒险之旅。她们相信友谊，甚至在见证死亡后认识了人类灵魂的坚忍不拔。

虽然基列共和国这个反乌托邦社会已经破烂不堪，但那个假定的未来其实取决于我们共同的当下。如今人们都在使用电脑，但互联网这个不断搅乱着世界的因素，或多或少受到了压制，与此同时，历史的走向也衍生出一些不太可能或残酷的荒谬，就像特朗普不可能存在于基列共和国这个封闭的平行宇宙中。在柏林墙还未倒塌前，阿特伍德居住在西柏林，便开始了她对基列共和国的构想：这是一个普通人一无所知的地方，包括那些掌权者的罪恶。而在书的最后，信息的传播并不是一种随机的力量，而是被用于解放的事业。权力是存在的，是集中的，也是可以被推翻的。

在《使女的故事》中，奥福瑞德以惊人的先见之明，提到了“即便是谣传，其中也包含着某种信息” ：而在《遗嘱》中，信息也变成了“谣传”。人们更频繁地使用“荡妇”（slut）一词，但除此之外，他们的认知依然停留在1985年。正如阿特伍德所说，未来反乌托邦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在某个地方发生过了，基列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清教徒历史，他们善于把道德举止作为镇压异己者的武器。但对阿特伍德来说，也许最糟糕的命运就是整天无所事事。

作为一部小说，《使女的故事》是由人物之间的性张力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本关于通奸的书，而通奸又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强奸。而《遗嘱》中的人物并不像奥福瑞德那样渴望又悲伤。在这本书的开头，人物因偶然而分散，而开放式的情节又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种情节与其说像是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背叛》，不如说像是一部莎士比亚式的寻回儿童的喜剧。

在这所有这些失而复得的过程中，莉迪亚嬷嬷就像一个小说家一样，为了情节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她也在为自己策划着情节。这部小说便是她的谋划之作。

《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的一些背景是由读者们共同构想的，而这些设定也被写入了《遗嘱》。粉丝们选择了“琼” （June）作为奥福瑞德的名字，阿特伍德也很乐意接受这一提议。在《遗嘱》中，第一个出现在电视剧中的婴儿妮可（Nicole）几乎已经长大成人。

你也许会把这种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交错称为“后现代”，但其中的内涵远比这种表面的时髦多得多。基列共和国就像一个过度成长的孩子，阿特伍德抓住它的手，写出了一个开放、自由、深刻如以往的故事。在写《遗嘱》的过程中，阿特伍德还从那些自认为拥有它的人那里夺回了这个世界：同人小说的作者和电视制片人（显然，阿特伍德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杀死莉迪亚），这是一个属于阿特伍德的、她说了算的世界。

很少有作者能像阿特伍德一样如此优雅而娴熟地驾驭自己的写作天赋。《遗嘱》是阿特伍德最好的作品，落落大方而又集洞察力和控制力于一身。这本书写得巧妙、直接而优美。当全世界读者翻开历史书的下一页之时，阿特伍德的名字就写在上面。过去几年里，不可预见的变化一再重演历史，而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世界在转动。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回想起30多年前并感叹道：“如果她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对的，那么今天也许更加正确了。”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