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前，威斯敏斯特宫展出了一系列描绘“英国建设”的巨型壁画，共有八幅，内容包括877年的阿尔弗雷德大帝率长船击退丹麦入侵者，还包括1707年时，戴假发的议员向安妮女王上呈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合并的文件的场景。镜头转至1614年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贾汉吉尔接待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派出的大使，这名大使的任务是促进英国与新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往来。

根据1920年代的全球国家实力对比来看，这次外交行为似乎是建立大不列颠帝国的关键一步，届时英国的君主将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但在17世纪初，英国人刚踏上印度这片土地时，情况还大不相同。莫卧儿王朝细密画大师比奇特尔（Bichitr）当时创作的一幅画作显示，身形巨大的贾汉吉尔坐在王座上，沐浴在耀眼的光环之中。他以虔诚的姿态将一本《古兰经》递给一名胡子花白的苏菲派信徒，同时隐含着一种威严的怠慢：被晾在一旁角落里的不是别人，正是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扮演的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恳求者，缩在画面左下角，即“莫卧儿王朝细密画中为次要人物保留的角落”。

这两幅如此大相径庭的画作，正与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Dalrymple）《无政府状态：东印度公司的不断崛起》（The Anarchy: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一书中的描绘一致。这部作品记录了东印度公司从一家省级贸易公司“不断崛起”，最后成为全印度首屈一指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自从埃德蒙·伯克抨击东印度公司是“伪装成商人的帝国”后，该公司从贸易者到征服者的转型一直是历史学家讨论的焦点。CA Bayly、乔杜里（KN Chaudhuri）、马歇尔（PJ Marshall）等一众历史学家对东印度公司深有研究。金融危机爆发后，新一代学者——艾米莉·埃里克森（Emily Erikson）、鲁帕利·米什拉（Rupali Mishra）、菲利普·斯特恩（Philip Stern）、詹姆斯·沃恩（James Vaughn）等——在以上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讨论了该公司作为现代跨国企业的前身，如何与现代国家交织在一起，“庞大到无法倒闭”。

达尔林普尔的《无政府状态》胜在将这段历史描绘得充满活力：东印度公司从会计室走向战场，沿途打破了爱国主义的神话。据书中所述，被誉为“印度的克莱武”的罗伯特·克莱武本是英国什罗普郡的一名少年犯。1744年，18岁的克莱武前往印度马德拉斯（即现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不成想后来他投身军队，成长为一名凶狠残暴的军队将领。

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让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数代英国学童均被教育要铭记其为帝国的光荣胜利，但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喜怒无常、广受诟病的孟加拉王公西拉杰·乌德·达乌拉与活跃在孟加拉马尔瓦里的银行家家族——贾格特·塞特家族（Jagat Seths）互生龃龉，后者认为与东印度公司合作比支持这位王公更有利可图。贾格特·塞特家族向东印度公司出价400多万英镑（据达尔林普尔估计，约为如今的4亿英镑），要求将西拉杰·乌德·达乌拉赶下王座，并安排一位顺从的傀儡取而代之。克莱武笑纳了这个提议，他也即将因此获得一笔巨大的报酬。故普拉西战役实际上是一场由贪婪的机会主义者实施，通过贿赂和背叛获胜的“宫廷政变”。

在那个年代，新闻从加尔各答传到伦敦需要6个月的时间，即便英国方面已知悉事情的发生，也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孟加拉发生了什么。“罗杰·杜拉爵士（Sir Roger Daulat）真的是一名准男爵吗？”一位公司董事曾如此问道。董事们深知不应过度插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将某片土地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意味着承担风险和支出。与此同时，他们对这些大财主（罗伯特·克莱武首当其冲）的铺张浪费极为不齿，还时时刻刻担忧他们会腐蚀英国政治，由是“东印度公司规范法案”（RegulatingAct of 1773）应运而生，将该公司置于更严格的议会控制之下。“朴素、博学、勤奋、极度醉心于工作”的沃伦·黑斯廷斯被挑选出来建立更清廉的制度。他会说数种南亚语言，“对印度和印度人有着深厚的感情，”还资助了一项与印度文化相关的纯学术奖学金。但黑斯廷斯的“统治一如既往地掠夺成性”，他对公司印度下属的冷酷无情使他在1787年受到腐败弹劾，此案人尽皆知。在黑斯廷斯之后，历任印度总督似乎也没有减少暴力行径，另外还伴随着更为严重的种族主义歧视。

上述事件对于部分读者来说可能很耳熟能详（他们对彼时彼事充满兴趣），达尔林普尔生动、详尽的叙述足以让许多读者迫不及待地看完《无政府状态》。但他更新颖，或者可以说成就更大的地方在于，他将东印度公司的崛起置于印度莫卧儿王朝强弩之末风云动荡的政治格局中。当代印度编年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无政府状态”（the anarchy），原因是英国入侵和内战的浪潮极大地动摇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令许多地方势力（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一员）从中获利。

达尔林普尔在德里生活了多年，时常沉浸在印度艺术、档案和历史遗址的氛围中。他大量引用甚少人使用的波斯语、乌尔都语和其他语言的文件（由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和翻译人员搜集整理），使笔下的人物跃然纸上，比如才华横溢的莫卧儿王朝将军纳贾夫·汗（Najaf Khan）、心存报复的罗奇喇（Rohilla）王子古拉姆·卡迪尔（Ghulam Qadir），以及老谋深算的马拉地族政治家马哈吉·斯坎迪亚（Mahadji Scindia）。达尔林普尔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可以从历史角度解读华丽的印度绘画；或是借助告密者的视角追踪敌人落荒而逃的身影，或是看着因洪灾受饿而死的受害者尸体漂到胡格利河上，或是游荡在凌乱无章、破烂不堪的德里街道上……没有人能如他一般将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达尔林普尔在书中强调了印度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性。他选择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1803年英国人征服德里——作为本书的结尾，而不是181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在印度的垄断地位这一官僚主义式里程碑。“我们现在就是印度的主人。”一位将军宣称。《无政府主义》一书中遍是恶棍，皇帝莎阿南则是活在其中的悲剧英雄——他目睹了波斯人对德里的掠夺，他亲自上阵反抗克莱夫，他躲过了暗杀图谋、家庭变故，还险些心智大乱。最后他在德里红堡度过余生，并决定“撰写首部德里乌尔都语小说”，讲述“王子和公主如何被超出其控制的势力来回折磨”。

在最后，达尔林普尔强烈谴责了东印度公司的掠夺行为及在其背后助纣为虐的政府。他写道，世人应该知道这段历史，因为帝国主义依然存在，但“民族国家却未能在强大的大型跨国企业面前充分保护自身及其公民”。如今英国日益流行帝国主义怀旧情绪，忽视其中的罪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同样迫切地兜售着歪曲的历史。在此背景下，世人确实应该阅读此书以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当前两国宪法规范都受到挑战，他们的保护措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堪一击。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