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访问过一些学校，并与中学六年级的学生们一起学习通识课程，我把这段经历放进了我的最新作品《科学的诗意和韵律》（The Poetry and Music of Science）之中。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学习科学的时候，看不到任何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了。他们可是一群足够聪明的年轻人，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成就任何事，但是我却不断从他们那里不断听到这种声音。

不过，你不需要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能发现，如果人类不曾踏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不曾对自然进行创造性想象，不曾对事物表象隐含的原理提出假设，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不错，爱因斯坦的看法亦是如此，正如他在1929年接受采访时所说：

我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创作。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知识有其边界，而想象力却能漫游世界。

每个科学家都深知这一点，但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却对此缄默不语，反而守在安全区，告诫大家要遵守“经验方法”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教育更喜欢呈现结果、关注知识，而不是讲述奇迹、想象、失败想法的故事，以及科学家们灵光一闪、突如其来的启迪时刻。此外，我们的媒体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BBC一部关于计算机科学的纪录片中，主持人面对镜头向观众保证，科学不需要想象力。这也难怪为何我们的年轻人不再抱有幻想了。

正如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天马行空羞于启齿，和数位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交谈后我发现，要让他们正视“艺术创作同样需要反复试验”这一事实，也需要一点耐心，也许偶尔还得喝上几杯后才能让他们敞开心扉承认此事。诚如每位艺术家都知道的：一次次从油画布上刮下颜料，第十次起草同一本小说，为一段主旋律重新谱曲……当创造力暂时无法跟上时，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确实在所难免。像科学家一样，艺术家也需要事先预设其手上的原料、文字或声音应该如何实现脑海中的目标，无论这些想法如何影影绰绰。英国小说和科学上的实验研究法诞生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巧合。尽管我们不能天真地宣称艺术和科学在任何意义上都“如出一辙”，但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产出过程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亟待挖掘，因为科学家们羞于谈想象，而艺术家们则羞于谈试验。

《科学的诗意和韵律》的创作目的是聆听所有创作者的故事（无论是音乐、数学、油画还是量子理论），以及探讨他们遇到约束时迸发的创造力。但是，若按照某种奇怪的原材料加工模式，本书的创作目的便难以达到。如果将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故事并列，然后进行长篇大论的“对比和比较”，便失之公允。纵观历史，再反观当下，充满创造性的想象力并非如我们所想，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间泾渭分明。相反，以下三种关于创造性表达的“模式”似乎更具说服力。

首先，视觉想象模式是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为分子生物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带来了灵光一闪。天文学教会了我们原始的透视投影。如果某幅画的观众被要求从二维画布上的呈现或印象中重建一个三维世界，那么从这幅被称为天空的画中“看到”宇宙的任务就和视觉想象模式具有明显的结构相似性。

第二种模式是文本模式和语言模式。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在小说诞生之初，科学与散文、诗歌中的文字之间可能就存在着原则性关联，但其中渊源非只言片语能够说清。它还有一段“另类历史”，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抒情歌谣集》（1798年出版）的序言中曾想象（当然在他之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曾有类似设想）：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熟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最不为人知的发现，那么诗人就会把这些发现当作创作素材写下诗篇，就像任何诗歌的题材一样。

除却明显的例外（如RS·托马斯的作品、威廉·巴特勒·叶芝的部分诗歌，以及既是文学家又是鳞翅目分类学家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蝴蝶在他生命无所不在，纳博科夫跨越了科学和小说领域），这种早期浪漫愿景可悲地并未实现，且被干涸的科学描述抛入了失望之境。

想象的第三种模式不再有图片和文字的身影。此模式的想象世界并非人们以为的创造性真空，而是美妙而神秘的抽象音乐和数学。之所以将音乐与数学并列，是因为二者有共通之处——将旋律、和声与数学结构联系起来的，并非它们表面上都使用了数字，而是它们在我们整个精神创造的宇宙中存在着共通的表征形态。

当我们已对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深思到此种地步时，便不难接受跨学科思维的理解方式了。人类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对创造力的研究极具吸引力，前者带我们进入人类远古祖先生活的石器时代，那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后者带我们进入大脑，观察主分析的左脑和主整合的右脑之间的微妙平衡。除此之外，哲学领域同样对此有着丰富而富有探索性的研究。例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对视觉模式产生了怀疑，因为视觉想象往往隐含着距离。故而他更认可声音或听觉想象模式，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沟通更为紧密。从马丁·海德格尔、莫里斯·梅洛-庞蒂到汉娜·阿伦特，现象学派的传统观点认为，人与非人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模式，同时运用艺术和科学手段来描述自然，仿佛自然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正如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在《真实的临在》（Real Presences）一书中所写的：

只有艺术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接近（自然），使人领会到某种层面的可沟通性，使人意识到物质存在纯然的非人类的他者性……

我认为科学也是如此。那么，如何才能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更大程度地接受科学中的创造性想象力呢？这无疑将对从事实践的科学家本人以及社会大众都产生更正面的影响。

回顾我自己成为专业物理学研究者的历程，几乎没有一个小时是花在讨论创造性观点上的，无论是读博期间还是博士后培训期间。而充满创造性的工作实践或生活方式很有可能会促进重要的科学思想流动。此外，还有很多观点未能详述：定期进行视觉和听觉创造、交替进行高度精神专注和综合注意力分散训练、处理问题时劳逸结合——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在进入科学生涯伊始就熟稔于心。

进一步说，外行科学以及高质量科学写作若能发掘冥想之妙，其好处，包括一些富有诗意的“例外”在内——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费伯科学之书》（The Faber Book of Science）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会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如艺术一般，根植于人类文化，且将会更加丰富多彩，带来更多创造力。如果我们可以在正统教育路径之外探索科学（如探索其历史和哲学内涵、深入浅出地学习科学、重新发现细致观察自然的乐趣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发现，年幼时便被告知“你不是搞科学的料”，或许仅仅是一个残酷的骗局。

本文作者Tom McLeish是英国约克大学物理系的自然哲学教授，出版作品包括《科学中的信仰与智慧》（Faith and Wisdom in Science）、《要有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和《科学的诗意和韵律》。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