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始于冬季》（Love Begins in Winter）的最后一页，作者西蒙·范·布伊（Simon von Booy）告诉读者：“语言让我们接触他人，让他们感受我们心底的恐惧、希望、失望，以及胜利。让我们得以接触那些我们永远不会见到的人。”

他也同样乐意与读者分享自己如何将自己生活中的细节——道听途说的故事、二手外套上的标签、住过的酒店、去过的陌生城市——付诸笔端，点缀起述说不同人生的一个个故事。这样的坦白，倒是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故事中的人物，的确是在演绎作者本人的不同人生片段。

但小说家的创作，究竟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构？在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之间，小说家是在展现一个艺术化的自我，还是在虚构的故事中隐藏自己？

8月19日晚，应上海书展的邀请，西蒙·范·布伊与畅销书作家陶立夏以“隐身在小说里”为主题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小说中的虚构与真实。主持人为西蒙作品中国版编辑彭伦，翻译为西蒙作品中文版译者刘文韵。以下为经过整理后的对话节选。

彭伦：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两位嘉宾，首先是从美国过来的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先生。还有陶立夏小姐。另外西蒙旁边的刘文韵，是西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的译者，同时也是刚刚出版西蒙的长篇小说《分离的幻象》（The Illusion of Seperateness）的译者，所以我们请他担任今天的翻译。

在场很多朋友读过西蒙的小说，我不知道今天在场的朋友里面，有没有在2011年11月11日参加过西蒙和陶立夏的一场活动。那天是“光棍节”，那天的活动主题是爱情，而西蒙在“光棍节”之后已经“脱光”了，陶立夏有没有“脱光”我不知道，不告诉大家。三年前的活动也是我们四个人跟读者见面，所以今天算是重逢。

首先我想请西蒙谈一下他这次回到中国的一个感受。来上海之前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他来说也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想请他做一个开场白。

西蒙·范·布伊：谢谢大家。我来上海之前在莫干山，和莫言住同一个房间。我很喜欢莫干山，那里很美、很安静。在那里的小竹林散步时，我想到这些公园、脚下的石头，都是人们一块块用手铺设下去。在里面走的感觉有点累，我就想那么多年前，那些铺石头的人肯定也非常累。吃饭非常有趣，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鸡蛋，在中国吃饭大家都是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哪怕是陌生人也是一样。

我以前来过上海。在2012年时，我在上海找到我的挚爱。

彭伦：我们切入主题，今天的题目是“隐身在小说里”。什么意思？西蒙之前跟我探讨过小说家怎样把自己真实的东西和自己想象的东西放进小说里。大家也知道虚构作品很多都是有作家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有的作家会倾向于写自传型的东西。也有小说家完全虚构，把自己藏的很深。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还是从两位作家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题目，挺有意思。尤其大家读过西蒙和陶子的小说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西蒙·范·布伊：写这本书和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完全是一稿完成。和其他很多作家一样，我写的很多都是其他人的故事。这本书里很多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谎言都是由一件件真相串起来的。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因为有一天我开车送一位女士去见她的祖母。这位祖母已经96岁，我当时就想她96岁，一定经历过二战，所以这位女士就开始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八九十岁的人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痛苦不堪的回忆，这跟很多中国人是一样的。这位96岁的老妇人的丈夫，当年驾驶一架战斗机，这架战斗机在1942年被射下来，她当时收到一份电报，得知了这个噩耗。

当时我送去见祖母的那位年轻女士，现在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在这个事上做了很多研究。当时这位祖母收到电报，说她丈夫的飞机在战场上失踪了，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她祖母经常吻她丈夫的手绢、嗅衣服在衣柜里留下来的气味。两年后，这位祖母又收到一份电报说：“亲爱的艾丽斯，我刚刚在欧洲大陆度过了最美丽的一个假期。”下面是她丈夫的署名。

这部小说就是从她丈夫的飞机失踪开始。就像我刚才所说，很多作者笔下的事情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机缘巧合下，有人在我家里留下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就有一行禅师的话：“我们在分离的幻象中醒来。”所以我把这句话、我妻子祖母的故事，以及一位画家的画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的这本小说。如果有一天你也想自己动手写一本小说，建议你真的要这么做，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写的是什么，这完全是出自一种信仰。由你的信仰生成这则故事、由这则故事生成永恒。

陶立夏：我是西蒙的忠实粉丝，很多年前跟他一起举办活动后，就一直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很巧读这本书之前读了一本类似的书：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也是讲二战的故事，分离之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所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有的人，包括西蒙都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安东尼·多尔也没有。但是他们通过想象、通过别人的叙述讲那个故事。这是很危险的，要足够的梦幻，足够的可信，这就考验作者对素材处理的方式。这是一本可能和西蒙之前所有的故事不太一样的书。主要分为三段，目前为止第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我也把它和我的朋友分享了，朋友说看完这段故事，他的感冒都痊愈了，西蒙的故事有这样一种魅力，足够温暖。因为他在用自己的世界理解战争、理解过去，以及战争中存在的卑微的人怎样依靠互相关怀和彼此珍惜活下来。不剧透很多，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故事。

彭伦：陶立夏写小说是不是也把自己的东西放进作品里面？

陶立夏：我之前写过一本书、可能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的一本书叫《分开旅行》。这是我的第一本畅销书，很多人以为是我的真实故事，因为里面讲一个女生如何失恋、如何重新站起来。很奇怪，我的朋友都以为那是我的故事，虽然他们跟我最亲近。后来我又写了《如果没有你》，很多人又以为是我的真实故事。事实上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可能经历了那么多陌生人的故事，我不知道这种感想说明我的故事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西蒙的《爱，始于冬季》里面有一段关于他的写作的访问。他说自己把很多朋友的人生故事性放到书里面，但不是用他们的经历去创造故事，而是用故事表达自己对他们的观感。这个故事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他们的，而是通过西蒙对他们的理解构造出来的故事。

我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对我的人生，对我朋友的人生有一个非常主观的看法。因为我是写作者，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点权力、这点任性，把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他们的看法都写成书。这种主观可能印证了我们大家对各自生活的一种臆测，就会有一种真实的感想在里面。但是它都不是真实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代替我在微信上的读者问西蒙。西蒙的小说里经常会有小女孩的角色出现，几乎每本书都有。我的读者想问西蒙为什么这么喜欢塑造小孩子的角色，而且塑造的那么好，是不是跟他的女儿有关系？

西蒙·范·布伊：我觉得应该是的，虽然我的女儿会觉得不好意思。有一天，我的女儿跟我说，为什么你们说了那么多谎，还可以赚那么多钱。是不是我对着你撒谎，也应该付给我钱呢。跟你的孩子玩耍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我跟我女儿目睹了一起车祸，她肯定会拿着玩具车在那里重新上演这个车祸。我觉得孩子通过玩耍来弄懂周围的世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所经历的，不知道陶立夏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

陶立夏：我一直觉得小孩子是特别难写的角色，所以我的书中没有任何小孩子的出现，但是西蒙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示，我确实问过我的外甥女，你跟你同学是怎样看我的书，你在我的书里看到了什么？我通过他们的反馈，在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些改进跟改正。因为我发现小孩子对角色的理解跟我的设想是完全不同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蒙书里面的小女孩。我觉得她们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他们的聪慧、淘气，是我一直想要做但做不到的。后来我才理解这个小女孩就是西蒙自己，他隐藏着对故事另外一个看法，这是他的角色扮演，也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在《爱，始于寻冬季》里，他能够描述一个非常悲伤的、成年的大提琴手布鲁诺，也可以模仿一个小女孩的角色，在那边吹泡泡，在花园里面玩，这是一个小女孩对世界的看法。西蒙的小说非常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知道那一个角色是他完全编造的，哪一些是通过朋友的经历去复述或者改造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帮我的作者向西蒙提问。他问我说，我们的对话主题是“隐身在小说创作中”，会不会有一天就好象一个非常著名的谚语说的一样，“你要凝视够久的话，是不是就要凝视回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太沉迷于创造一个世界，太沉迷于虚构的、编排的、东拼西凑的东西，因为它更神奇、有更多的可能，你会不会反而想要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重塑你书中虚构的世界？

西蒙·范·布伊：我自己就是这样。除非你身处艰难或者穷困潦倒，在生活中要抱有一份想象力。如果你经历了一场变故或者事故以后，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想象。死亡可能是我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生命没有死亡，那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彭伦：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西蒙的成名作品是短篇小说，我们也是从他的短篇小说开始喜欢上他的作品。前几年出过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始于怀念》，第二部长篇小说就是《分离的幻象》。对作家来说短篇小说不赚钱，很多出版社都让作家写长篇小说。我想问西蒙先生，写长篇小说是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西蒙·范·布伊：我把我从短篇小说中赚来的钱都带到了澳门赌场，然后我输光了，所以只得写长篇。小说肯定更受欢迎，因为很多读者希望沉浸于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事中，跟他们多相处一点时间。但是短篇小说中如果要达到情节的跌宕起伏，要能够吸引人，很多情节往往非常悲伤，让人沮丧。对我来说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往往是儿童故事，比如说一只毛驴吃了一根香肠，皆大欢喜。   

主持人：我想谈一下你给我的一个新发现：在你的小说中，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东方的味道。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陪你去了一次杭州，在灵隐寺后面的茶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你后来跟我说，那次喝茶给了你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读你的小说时我有一种感觉，你的作品跟东方有一些共同之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大家读很多西方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的世界跟中国人的生活其实很遥远，但是我读西蒙的作品有时候感觉他跟中国人、或者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近的，所以我想你是一个具有东方元素或者东方色彩的一个西方作家。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我的这个观点？

西蒙·范·布伊：这是对我很高的赞美。其实我更赞同中国创作小说的方式，我觉得西方的写作方式更直接，而中国的写作方式比较含蓄。很多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文笔非常婉约，在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有一种含蓄的文风。《诗经》中有这么一句，大意是“从我家出去了，然后门前的雪地下留下他的一行脚印”。诗人用很含蓄的一种方法表达对浪漫感情的追求。在西方作品中往往都是描写公主、国王，但是在诗经这类作品中都是普通的捕鱼人、平民百姓，更平实一些。和诗经风格最接近的一部西方作品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它也是用那个时候当地人的方言写的。

陶立夏：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西蒙。上次见面时你提到了你的下一部作品，也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分离的幻象》。按照这个惯例，是不是下一部见面又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请西蒙跟我们大家谈一下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西蒙·范·布伊：接下来一部作品是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喜剧电影剧本。我为什么创作喜剧？因为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却在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如果我犯了任何的错误都可以用喜剧来调侃，反正这是一个喜剧。这是玩笑话。写完后我把手稿交给在胡同中长大的一个朋友看，他给我送回来手稿，用红色的字写着“这完全就是想象，不可能在中国发生，这完全就是假的”。我就和他一起做了一些修改，希望我们现在的故事是新的。我创作电影剧本也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功夫电影。所以我想创造这部可能糟糕的作品，希望给我的读者看，我是如何在用一些非常拙劣的方法，让自己受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