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全球化中，我们的文学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德国伊朗裔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这样说，他看到，今天的作家哪怕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面临的场景、写出的内容也都极其相似。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一个“反文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的理念是自己拥有独立的文化，而这势必导致文化变得更加贫瘠。纳韦德·凯尔曼尼呼吁作家反思和批评本国的社会问题，并且去人性化地看待他者的文化。

纳韦德·凯尔曼尼以小说、散文和纪实报道赢得了众多重要奖项，包括克莱斯特奖、约瑟夫-布莱特巴赫奖以及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奖项，并且被德国书业和平奖评为德国当前社会“最为重要的声音之一”。他于近日首次访问中国，介绍其新作《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在这本书中，他写了自己从居住的德国城市科隆出发，往东到巴尔干半岛，再向南翻越高加索山，穿越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还有车臣、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一路到父母的家乡伊朗伊斯法罕的故事。

日前，纳韦德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进行了一场朗读与讨论，随后在清华大学与作家余华、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进行了主题为“世界文学与当今时代”的跨文化对话。这篇报道结合了两场讲座的主要内容。

反思德国暴行：“反思带来一种独有的愈合”

在《沿坟墓而行》中，纳韦德一路从东欧到伊朗，途中穿越了很多德国曾经造成暴行之地。他承认，在欧洲的语境下，德国从物理上也从精神上成为了一种暴行和废墟的象征。例如，科隆在二战中有95%的建筑被炸毁，并且在当时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唾弃，然而，今天它却在经济上生机勃勃，并成为了许多海外旅行者向往的目的地。为什么会是这样？

纳韦德·凯尔曼尼说，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德国始终在反思自己的历史。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持续反思之后，德国社会慢慢已能够愈合各种方面的伤痕。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事件发生在纳韦德5岁那年（1970年），当时联邦德国社会唾骂勃兰特为祖国的背叛者，即使是纳韦德的父亲也不理解：一个国家的总理，作为一种力量和权威，怎么可以下跪道歉呢？虽然当时这一举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纳韦德·凯尔曼尼认为，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了德国对自身历史的态度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德国出现了很多探讨二战的电影，民众也开始进行讨论和反思。“它带来了一种独有的愈合，带来了今天稳定繁荣的发展。”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压抑和回避造下的罪孽、受过的创伤，那么我们永远没有愈合的机会。”

在从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的过程中，纳韦德也遇到了未能处理好心灵创伤之地。东欧被称为“血染的土地”，二战中的很多犹太人集中营就在这里，但在苏联的统治之下，人们也无法谈论饿死的人和苏联公民遭到的屠杀，而只能歌颂苏联红军的光荣与伟绩。在这里，无论是纳粹施加的苦难，还是后来斯大林施加的苦难，都成为了不可以讨论的内容。纳韦德拜访的一位心理医生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集权的贫困的地区，谋杀犯罪率高、自杀率低；在民主制度之下的、人民生活富裕的地方，谋杀犯罪率低，自杀率高；而在东欧这片“血染的土地”上，这两个数值都一样高。“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痛苦没有得到治愈，历史没有得到回忆和处理的结果。”

定义世界文学：“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桥梁，而是世界的中心”

汪晖在20年与纳韦德相识，彼时他还是一位研究伊斯兰的德国学者，如今已成为了一位参与到德国公共生活当中的重要知识分子。纳韦德之所以结束了专业的学术道路，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仅仅研究伊斯兰文化，不能够满足自己在西方文学、基督教文学和音乐等方面的兴趣。

余华评价纳韦德的写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概念最初由德国作家歌德提出，他在《谈话录》中说：“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余华认为，借由翻译，当时的德国人可以读到法国文学，法国人可以读德国文学，人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诞生的作品。

在余华看来，《沿坟墓而行》展示了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不同的内容，因为纳韦德写的是世界不同地方的题材、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以及宗教、政治的冲突。纳韦德回应认为：“写作当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旅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素材，但是并不是写世界文学就一定要旅行。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否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说，一个作家可以只写在一个小村庄发生的、在一个特定时间点发生的、对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如果文学只写世界之事会很无聊，有一些写在地或者从微观角度出发的文学，也可以对整个世界产生价值。”

“我问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想做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吗？这样的形容太过肤浅了。”纳韦德看到，卡夫卡最初在德语世界中默默无闻，却先被译成了法语，再被译成波斯文，因此卡夫卡在伊朗的成名要早于在德国的成名。从这个例子中他意识到，卡夫卡与其他人的对话，不是在文化活动上坐而论道产生的，而是通过日常的阅读行为而产生的。纳韦德设想说，或许某个12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在21世纪被译成波斯文，对某一个现代伊朗人来说，产生的影响比整个波斯语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还要大。

“世界文学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桥梁，而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纳韦德认为，“当我们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宇宙，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反思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自满——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自我去关照他人，保持好奇心，且“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殊角度”。

关于文学的世界性的问题，纳韦德还提到，其实无论是《可兰经》《圣经》还是《神曲》，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在创作之时就已经吸收了很多世界化的元素，“文学并没有原点，而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即使在今天某个特定国家作者写作了某个特定国家的文化，其实他也有可能已经吸收了世界化的元素。

另一方面，文学在今天的全球化趋势中也受到了极大威胁。“和五千年、一百年甚至是五十年前相比，我们的文学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纳韦德指出，如今人们生活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可是大家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人们观察到的阶级的变化、分层甚至连场景都极其相似。他举例称，今天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可以发现，一位作家无论是来自尼日利亚还是来自中国，书里有百分之五十的背景和内容可能都是十分接近的。

谈文学、文化与政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反文化”的过程

纳韦德在活动上也指出，全球各个地区的文化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之处，但其实亦很多重叠的、可以沟通的地方，例如一些边界地区的人们就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他自己的父母就会说四种语言。又如，卡夫卡是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从情感上来说，捷克语对他而言更加亲密。卡夫卡使用不那么亲近的德语进行写作，得以既身处在一种文化之中，也可跳出其外反思这一文化自身。

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是一个“反文化”的过程。纳韦德的意思是，在一百年前，世界上某个地区可能有多种文化和语言共存，可在以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体之后，该地区如今可能只讲俄语或匈牙利语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原本可以带来丰富性，可民族国家的理念是自己拥有独立的文化，在此背景下，文化反而变得愈发贫瘠。

纳韦德还提到，当今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可是似乎有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把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都推到文化上来。“民族主义把所有的问题和冲突都归结到文化上，这其实是资本主义非常擅长利用的模式，故意让大家无视社会现存的在平等层面的差异。”

我们频繁地错误归咎于文化，而文学真正的任务和使命就在于批评自己的文化，纳韦德分享了自己对文化的态度，“我很爱它，但是我还是要批评自己社会的问题；同时我要去爱、去理解、去人性化地看待他者的文化，这是我们文学家的或者文学的使命。”他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会对歌德感到很骄傲，但其实，歌德既会为了阅读《可兰经》而学习波斯语，也会深刻批评自己的德语文化。“政客会把我们和他者对立起来，好的都是我们的，坏的都是别人的。那些政客在世的时候吹嘘得天花乱坠，死后无人问津。歌德批评自己的文化，几百年后他依然是屹立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