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它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在80年代，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年轻气盛的青年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了今天的大家。在1985年，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进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这一文学事件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他们三人也因此被人们称为“燕园三剑客”，其中的黄子平更是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

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49年，那么黄子平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离开大陆，随后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代表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革命‧历史‧小说》《远去的文学时代》等，而《文本及其不满》这本日前出版的新书则从文本与批评的维度，汇编了黄子平在各处的文本研究和杂感文字。

《文本及其不满》属于活字文化“视野丛书”系列，该丛书已经出版了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王安忆等在中国当代活跃的作家、艺术家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的作品。读者可以跟随他们文化思想的脉络，穿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走过九十年代，并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

在题为“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的新书活动现场，时隔三十多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赵园等同辈学者再度聚首，怀念八十年代，并针对“同时代人”的意义各抒己见，作为后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等学者也加入了对八十年代与文学批评的讨论。

黄子平：在八十年代，同代人之间相互支持

在《文本及其不满》一书中，黄子平回顾了自己写评论、做批评的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做“早晨社”，由他担任主编，包含有诗歌、小说与评论各组，汇集了不少诗人和小说家。“早晨社”还与黑龙江、上海、武汉等地的文学社团联系，就这样，彼时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社团内部和社团之间产生了共振。黄子平看到，这一批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而且有话要说，对于他们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

除了“早晨社”，黄子平还和钱理群、陈平原在《读书》杂志上进行过6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连载。在活动现场，黄子平回忆道，当时他和陈平原到《读书》杂志编辑部聊天，聊出了这么一个选题，《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当场拍板。在书中他也提到，“如此爽而且快，脱离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不可思议之事。出版家的才识胆力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于今回想仍然令人神往。”

黄子平从俄罗斯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夫斯基）那里得到了“同时代人”的概念。在书中他指出，有些时代，天才是孤零零地出现的，但是有的时代天才是成批出现的——在八十年代，他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倒下”。他看到，顾城写过《一代人》，舒婷写过《致我的同代人》，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下，“同时代人”构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

在阅读了阿甘本的文章《什么叫同时代人》之后，黄子平更加明确了对同时代人的界定。他认为，同时代人或称当代人，与时代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依附于时代，一方面又与它保持距离。黄子平写道，“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法审视时代——用我比较粗俗的话来讲——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另外，阿甘本看到，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可是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凝视这种暗淡的人。黄子平说，同时代人是“蘸着时代的黑墨水来写作的”。除此之外，阿甘本还指出了时代的一种断裂。黄子平借此指出，时代断裂的地方，产生出来的都是文学家。“史统散而小说兴，历史的空档无法讲历史，必须想象、创造、产生新的论述，才能够修补时代的裂缝。”

陈平原：同代异感和异代同感

陈平原看到，8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并非一代人，而是三代人，“我们和我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在同台表演。”他指出，当时学术界的“隔代遗传”是十分重要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好多人跳过了60年代，直接跟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精神对话，和老师的前辈对话，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后的重新的学术恢复，是借助于这个特殊关系搭成的。”陈平原认为，“隔代”有一种距离产生的美感，这种距离能够使对话更加平滑。他说，离得太近就成了竞争，同代人之间或者上下一代人之间，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竞争的关系。

陈平原发现，学子们撰写博士论文，在引用学界观点的时候，特别愿意引用外国人或者前几辈人的，而不愿意引用同几辈人的论述。不仅如此，陈平原还看到同代学者由于竞争、为了利益而导致了一些难堪的事情。“今天，大学里过度的竞争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每次评一次职称或者评选长江学者，评一次伤一批人，评得上的、评不上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在这个意义上，隔代的学者之间也更加容易相互欣赏。

在陈平原眼里，不仅有“异代同感”，还有“同代异感”。也就是说，同一代人之间，虽然受到了同样的教育，但是立场和趣味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同代人特别容易退群，群里面谈健康、足球没有问题，一旦涉及稍微敏感的问题，哪怕是转基因问题，都会有人退群。”他看到，同代人相聚在一起吃饭，最好是回忆往事，但是要说到今天的话题，就会出现矛盾。陈平原看到，他这一代人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大程度上因为时代的原因，走得比较顺，但往往缺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希望能够理解自己这一代人，理解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努力穿越代际鸿沟。

在这一基础之上，陈平原还思考了同代人的文学批评。他说，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同构容易导致评价不贴切，产生溢美和拔高。而且，做批评的人如果和作者走得太近，也会丧失标准。他指出，虽然同代人适合做批评，但异代人更适合做历史研究。

贺桂梅：对目前批评的位置不满，可以从黄子平及80年代的批评中获得启发

在活动现场，贺桂梅首先指出了文学批评在近40年来的位置变化。她看到，80年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当代文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比较薄弱；到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十年，在当代文学界，批评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变得突出。虽然近十年来，批评的位置似乎在经历一个新的调整，但是贺桂梅指出，“我们对目前批评的位置是不满的。”她看到，有一批人做文学史，但限于学院；而另一批做批评的人，却为新出的作家作品做表达，使得批评的位置附属在作家创作之后。

在这种背景之下，贺桂梅认为，黄子平示范的批评是能够和创作者、和其他研究者进行平等对话的甚至进行超越的批评。“在八十年代，做现代文学的人、做当代文学的人、创作者、批评家都是在一起的，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作家非常乐意并且很重视批评的意见。”可是，今天很多作品出来，作家根本不愿意听批评界说什么。“今天不再有这样的评论场了，我想这是批评力量的丧失。”

贺桂梅指出，黄子平具有多重视野，不仅有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有插队的经历，还有在香港“边缘位置”关注中国问题的经验。此外他也涉及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等不同领域，这些都通向了作为一个批评家有主体性的批评实践。

黄子平的批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贺桂梅认为，一方面他对文字非常讲究，另一方面他讨论作家作品的时候位置很不一样——不是作为作品的解说人，而是站在和作家同样甚至更高的位置，进行二度创作，“表现出特别强悍的主体性。”贺桂梅看到，由于黄子平把控知识、理论、修辞的力量非常强，读者可以在他的批评当中读到知识上的、理论上、思路上的启发，都来源于评论主体的素养和力量。也许正因如此，她也为“燕园三剑客”做出了一个针对个体的评价：“如果说钱理群是有学问的思想家、陈平原是有思想的学者，那么黄子平是一位有思想的批评家。”

作为“70后”一代学人，贺桂梅认为，因为社会历史结构的原因，这一代人缺乏个性，熟悉的是学院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在黄子平“同时代人”的观念影响下，“会有很强烈的去理解同时代人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主体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