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经济观察报·书评》汪天艾

写作关乎什么？千百年来这是无数作家与文学评论家旁征博引试图厘清的问题，它一方面与写作的目的与功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引申到将写作视为天职的人群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写作可以是讲述故事，是记录历史，是对语言的革新，是为读者提供愉悦的感受……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作家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与文论中向我们三番五次地高亮了俄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写作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占据他写作全部身心的主题就是人本身——“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他所构想的人物时常乖戾乃至疯狂，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念头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然而却如同荒唐的梦境其实是对潜意识的最佳揭露，读者却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荒诞的叙事中读到写满预言的羊皮卷，因为，如纪德所言，“我们能感觉到，他刚刚触及了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点。”

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读者很难不在与纪德的纸上相遇中会心一笑，法国人在老鸽棚剧院发表的讲话里言简意赅地点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最深刻的人本关照：他体谅每一个人物各自特殊的秘密，关心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他懂得“生活是困难的，有些时刻需要人认认真真地去过”，因而一个个体在每个时刻的想法和动机都同样重要。他并不概括地看待和书写任何群体，而是着眼于单独的人，普通的人，细理入微地刻画他们面对日常体验时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无论做出怎样情理之外的选择和行为，他在写作的时候都平等看待，不匆忙将他们归类。令人不禁联想起西班牙哲学家玛丽亚·赞布拉诺对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的评论：“这个潜在地底、心底、潜意识里的世界向悲剧作者虚掩着大门。他可以在每个人的面具——保护人和压抑人的面具——之下影影绰绰地窥见那个世界。皮兰德娄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孤独前行的人，为他人不知不解，也是自己的陌生人。……在当下，在当今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悲剧主人公是大街上的人，某某人，一个孤零零的人，因为能够痛苦而感知到如此孤独……这就是悲剧作者皮兰德娄的伟大之处：他在大街上的人身上发现并描绘出悲剧英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令纪德赞叹的是他如何通过创作一个又一个人物展现出自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他毫不畏惧于极端展现人的双重性，不忌惮让主人公哪怕在最强烈激情支配的时候仍然不忘怀疑这激情的本质究竟是爱还是恨，由此让小说成为富于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场域。纪德在讲座中引述了尼采对《罪与罚》作者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个让我在心理学方面学到东西的人。”无独有偶，鲁迅也曾在为俄国人的《穷人》所作小引中写道：“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有趣的是，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又曾表示尼采是自己心中“第一位心理学家”。我们不妨将此处的“心理学家”概念概括为对人类这个群体的行为及其所处社会的深入探寻与研究。对这些以思辨和写作安身立命的“心理学家”而言，他们始终想要挖掘通向人类自己的道路，因而不停试探着整个群体的道德系统——无论是传统权威和宗教所创立的东西，还是社会改革家提出的概念。归根结底，如纪德所言，他们想要用写作提供“心理与道德范畴的某些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里，有一句几乎称得上是感人的话，在1854年2月2日前往服苦役的路上，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一个简单的人远比一个复杂的人要更为可怕。”这是一个孤僻偏执的写作者对人类的慈悲，更是对人性之复杂的尊重。在创作中他也总是愿意平静地呈现人的深渊，强调并保护着人物的光明与阴暗，如纪德所言：“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就这样，现代人的困惑彷徨在他绵延不绝的人物独白中找到某种共鸣——他尤其喜欢让笔下人物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日常道德和习俗并不让他的人物轻易就范，真正的缠斗发生在自我内部，最终往往在精神的酷刑之下犯罪、酗酒、发疯或自杀。纳博科夫就曾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罪犯为何都是疯子，克鲁泡特金也并不客气地表示：“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形象背后，我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他自己，或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能否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犯下罪过，而哪些抑制性的因素会阻碍他，阻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成为杀人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想要论证的并非自己会不会去杀人，而是分析人为何会想要去做出冒险的、不计后果的、乃至伤害自己的行为。在尼采之后，当“自在的善”遭到批驳，整个道德价值体系亟待重新评估，人对一切道德要求的外在权威和标准的质疑意味着重新解释世界的需要日益增加。如果没有外在秩序的约束，人的精神内在之路会通向何处？所谓“被解放了的人”“摆脱了定规的人”，存在真正的自由命运吗？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追问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而最重要的“拱顶之石”——如纪德所言——是《地下室手记》。这本书中关于人的辩证思考对后来他塑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人物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部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探讨了人所固有的对非理性、对疯狂的自由的需求。这种几乎是“自毁”的倾向源自“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愿望”——人会故意地、有意识地损害自己、做出疯狂的举动，以此来反复确认自己是有权愚蠢的、有权疯狂的。在他看来，“人们会故意使自己疯狂”是因为“人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小钉子”。

这样对于如何在上帝死后肯定人类个体独立性的焦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复现：如果一切都可以被允许，人可以做什么？《群魔》中“我必须开枪打碎我的脑袋”也好，《罪与罚》中对于什么样的人有权杀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杀的辩白也罢，都是作家对于一个思想着的人与其命运之间不安关系的思考。人想追根溯源以解开自己思绪的谜团，最后却发现这一谜团的开端和结尾都深深扎根于自己体内，一旦拔出，痛彻心扉。早在《地下室手记》中我们已经读到过那段永不过时的独白：“因之你在暗默的无能中咬牙切齿，沉入奢侈的怠惰，感到连一个让你仇恨的对象都没有，你甚至永远找不到一个人让你发泄你的恶意。于是你了解它只是一个面具、一个戏法、一个牌吸的骗局，它只是一个谜团，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人。但姑且就这一骗局不说，在你之内仍旧已有一种疼痛，而你对它越是不能了解，你内心的疼痛就越是厉害。”

这样的思考是疼痛的，写出这样的思考无疑更是疼痛的，何况高质量的写作是旷日持久的工程，同为作家的纪德通晓这一点，因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生出一分敬意。法国人特地从《书信集》中摘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和《罪与罚》期间反复修改、删除乃至撕毁手稿的片段，而且无论是简单的文章还是整本书他都同样全力以赴。那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忠实，直到去世前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在苦恼“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在贫困潦倒、远赴西伯利亚苦役、癫痫病不时发作、亲人在几个月间相继去世的多舛命运当中，他依然紧紧抓住写作的稻草，并且因此找到更高一层的力量。1849年7月在监狱等待判决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度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说真的，我原来并不相信它们会有那么多。而现在，我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了。”而一个月后，疾病缠身的他更是写下“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带着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阅读并引述了这一切的纪德在讲演中感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写作关乎什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他在写作中的实践无疑是这种特殊的人本思想的全面体现。他的作品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分析师，在往后经历不同历史阶段的俄国也不断获得新的内涵（纪德特地在讲座中提到了《永恒的丈夫》里某位次要人物的话在一个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听来如何振聋发聩：“至于我的看法，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写作是动人的，也是折磨的，不妨引述鲁迅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撰小文的结尾：“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1911年12月12日，法国作家克洛岱尔在给纪德的信中写道：“我们最近应该找一天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谈谈，他们彼此讲出那样隐秘的话，到了第二天都不敢再对视，彼此恨之入骨。”恐怕，时至今日，读罢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我们仍会不禁生出重新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冲动，并采纳克洛岱尔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