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试图为公众解读世界上某种宏大转变的记者或历史学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或诅咒便在于，要展示出这种转变，他们必须就提出简明扼要的主题语和令人信服的故事。想想这些例子：汤姆·费德里曼用“世界是平的”来阐述全球化趋势，简恩·梅耶尔用“黑金政治”来解释激进右派的崛起，贾雷德·戴蒙德则用“枪炮、病菌和钢铁”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欧亚文明能逐渐主宰世界。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前院长、《纽约客》杂志资深撰稿人尼古拉斯·里恩曼（Nicholas Lemann），也是这一流派中经验老道的践行者。在《大测试》（The Big Test）一书里，他以学术能力测验（SAT考试）的发展史来解读严苛统治着美国社会的精英等级制度。在《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一书中，里恩曼用非裔美国人从南部农村向北部城市迁徙的现象，来解释异常黑人贫民区的涌现。最近，他又出版了著作《交易者》（Transaction Man），对美国现代企业社会角色的转变进行编年体记录，用于解释社会政治机构数量递减、分布不均的情况，而这一现状如今正严重威胁着“美国梦”。

一方面，《交易者》讲述了关于Chicago Lawn（芝加哥77社区之一）社会与经济衰退的故事，这个位于芝加哥南部的社区曾经欣欣向荣，聚居着种族和睦的工人阶级。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纳贝斯克公司、美国罐头公司、一家大规模西尔斯百货、本地银行以及汽车经销商。马丁·路德·金早在1966年便来到这里抗议居住隔离制度，但黑人直到20多年后才搬进带有整洁草坪的小砖房。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Chicago Lawn已经变成了一个犯罪猖獗的黑人贫民区，工厂早已被遗弃，零售业被酒铺和发新贷款机构替代，很多房子都被木板围住失去了抵押赎回权。

另一方面，里恩曼记录了两大商业帝国的起起伏伏。一是20世纪中期美国模范企业通用汽车，为其员工提供着终生稳定、福利丰厚的金饭碗，连带着供应商和经销商也享受着诸多利好。二是曾经作为精英华尔街投资银行范本的摩根斯坦利，在1980年代垃圾债券、恶意收购热潮和1990年代错误的金融松绑政策冲击之下，抛弃了依靠诚信和谨慎建立起来的关系型商业模式，转而发展出一种纯粹基于交易的模式，其中充斥着债务驱动型交易、冷漠交易和不负责任的消费者信贷。这两家公司在2008年都陷入了绝境，高管、股东和债权人随后在政府的营救行动下得以脱身，赖以生存的雇员、供货商和机构却难逃厄运。

最后，里恩曼还讲述了关于三个人以及他们伟大理想的故事，他将其称作“组织原则大师”，以此透视美国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律师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1919年在凡尔赛和平谈判上接触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从此成为了激进改革家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门徒，同时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智囊团成员。在里恩曼的书中，伯利是这家大型现代企业的智慧领袖。当时的通用汽车处于同样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紧密管控下，无论是职工、消费者、供应商，还是掌握股权但不直接控制公司的股东，都共享着一片繁荣。伯利从这家公营公司身上看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美国式替代模式。他写道，这种“混合体系”并不是“发展缓慢的社会主义”，而是“飞速前进的资本主义”。

然而到了1970年代，这种组合主义模式却遭到了崇尚自由市场导向的新流派经济学家（出于某种原因，里恩曼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人物）的攻击，他们无法接受股权所有者与控制权分离的家长式统治模式。相反，芝加哥大学的迈克尔·延森（Michael Jensen）写道，长期被那些企图建立帝国和官僚衙门的经理层们忽视的股东，理应行使自己的权利去选择公司管理者，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利益被置于工人或其他机构之前。延森这篇《公司理论》一经发布，迅速成为被引用最多和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之一，“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时代随之到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秉持这一信条的高管便无情地削减支出、外包职位、回购股份，赚得盆满钵满，与之对立的则不得不卷铺盖走人。由此，美国6%的年收入从工人转到了贷款方和投资人身上。

但随着2001年科技泡沫和会计丑闻的涌现，延森意识到如今华尔街对于持续增收的无情压力已是弊大于利。里恩曼花费了大量时间采访延森及其同事，而延森论调的转向正是该书最为迷人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年八月里恩曼的书稿交付印刷之后，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才终于在商业圆桌会议上加入延森的阵营，正式宣布他们不再认可股东优先的信条。

里恩曼“智囊团”三部曲终篇的核心人物是作为硅谷企业家兼投资人的里德·霍夫曼。正如管理资本主义让位于更加多样化的股东优先资本主义，如今后者再度被一种彻底细化和民主化的经济体制所取代，企业、工会和政府都不再需要创造机会、分配财富。虽然霍夫曼是早期交友网站的创始人之一，也是Paypal首席运营官和领英的创办人，但对他而言，如今唯一要紧的制度只有互联网络。

遗憾的是，即便里恩曼努力将霍夫曼刻画为一位目光长远、有权有势的人物，但事实显而易见：霍夫曼不过是又一个狭隘傲慢、伪平民主义的硅谷笑话。在确认了网络就是下一个组织大原则之后，里恩曼几乎立马被迫摒弃了原来的妄想——存在唯一一个足以支撑美好社会的总体概念。这本书随后便戛然而止，结尾懵懂地对多元主义唱起赞歌，“这是一个凌乱且有争议的系统，无法被任一关于大众利益的概念所吸纳。”

里恩曼在《交易者》一书中很好地识别并展示出了他所期待的多样线索，用以解读为何“当今世界的经济没能助力社会信任、政治平静或广泛享有的繁荣”。但他始终没能成功地将这些线索编织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连贯故事之中。从昔日的广泛繁荣、充满信任、紧密凝聚，演化成为如今这个失信而又极端化的社会，美国进化史很难用某种单一主题的解释讲清楚。正如作者所言，问题不光在于伯利、延森、霍夫曼和所有屈服于“宏伟概念”的同行者。他们不过是整个动态过程的一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人面对大事件和大变化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策略，甚至有成功的经济模式逐渐萎缩，直至被更为先进的某种模式所取代。相反，如果真要说有谁对概念做了过度演绎，那便是里恩曼本人。

（翻译：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