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善于发现某些事物的价值,但对其他东西则置若罔闻。女性就属于这一类“他者”。正如维姬·普赖斯(Vicky Pryce)在新书《女性VS资本主义》中所写的那样,“女性是一项珍贵的资源,但其价值往往不被理解,难以折算成市场价格。”面对职场女性遭受的种种歧视问题,这本书堪称及时雨,给我们带来启发,兴许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我第一次见普赖斯的时候她正值职业巅峰,担任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门联合主席,而我在一家银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经验比她少了几十年,但依然对她说的许多话产生了共鸣。当我进入英格兰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招进来的37个毕业生中只有6个是女性。二十年过后情况也没有多大的好转,货币政策委员会里仅有一名女性成员。而现在,改变正悄然发生。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Georgieva)在今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而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也在奥巴马任内接管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一职。不过话虽如此,正如普赖斯所说的,如果不能培养起人才流动和传输途径的话,这样的进步也是非常不堪一击的。

女性为什么很难进入高层?和以往的许多分析人士一样,普赖斯也认为,生育子女给女员工的职业晋升之路判了死刑,而男性永远不会落入这样的境遇。休产假、兼职工作导致许多女性错过晋升机会,或是被挡在重大项目的门外。另一边,他们同僚中的男性往往一把揽下最重要的工作,而女性员工最终只有给他们打下手的份。四分之三的职场妈妈称,她们的工作场合存在歧视现象,每年约有5.4万名女性因为生育而丢掉工作。而更令人惊讶的是,非全日制工作基本没能给女性带来任何薪酬增长。英国在1970年就通过了《同酬法案》,虽然极大地打击了明面上的职场薪酬歧视,但并没有对更本质的问题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1970年,男性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女性的两倍,性别差距报告也逐渐开始暴露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鸿沟。但是普赖斯认为,除非公司制定具体的举措,减少薪酬差距,否则这些报告都不过是走走过场。

除了母职这一宗“罪”以外,普赖斯认为“同性相吸”也是女性无法跻身高层的一大原因。“人们倾向于看好与自己相似的人,”这一点已成事实。假设一个组织的金字塔顶端都是男性,那这些手握权力的人自然也会聘用并且提拔更多和他们类似的男性员工。普赖斯疾呼董事会上应出现更多女性身影,但与她的希望相反,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女性不希望在会议室里被重重纠纷和压力缠身”,或者说“但凡职场还有‘好女人’,早就被抢购一空了”。在许多企业的董事会上,这样的现象已经见多不怪了。除了董事会里女性的席位问题,普赖斯还倡导改进产假、薪资透明机制,完善弹性工作制,同时畅通融资渠道,支持女企业家发展。但她最为关键的观点也非常简单: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市场的失败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太多女性因为得不到晋升,才能被白白浪费,或者索性从劳动市场抽身离开。
然而普赖斯的书中忽略了重要的一环——她没有详细分析劳动力市场底层女性的境遇,这一点十分可惜。“61%的低收入员工都是女性。”这位经济学家提到了女性往往从事低收入、相对低层的工作(产假结束后重返职场这段时间尤甚),但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有的工作会被看作是传统的“女性岗位”,比如说护理和家政,而且其价值和“男性的工作”相比起来大打折扣。对于女性为什么会“选择”如此低收入的工作,普赖斯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都是这本新书的遗憾,因为普赖斯书中的采访发人深省,但对象都是精英职场女性,而不是该行业的底层女职工。不过普赖斯也指出,女性在家中付出了劳动,但其价值往往被低估了。她引用英国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据称:在英国,女性从事的无报酬工作比男性多60%。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女性,还有家庭需要照顾,依靠福利来补贴收入的话,那么你和资本主义就有一场硬仗要打了。
即便有种种不足之处,对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想要反抗现实的女性来说,这本书精妙绝伦。几年前我女儿曾对我说,等她长大了,她想成为一位童话公主。如果这个梦想不是照进现实,我还是希望政府和企业能够或多或少采纳普赖斯提出的建议,至少这样的话她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被性别歧视所困扰了。
本文作者Rachel Reeves是英国工党西利茲选区的国会议员,担任英国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委员会主席。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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