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取了一个笔名叫做“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因为她希望人们严肃地将她视作一名作家。

其他女性作家，例如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和简·奥斯汀，以自己的名字写作。但埃文斯担心，如果自己的（女性）身份被发现，她的作品将被视为“轻飘的”和“感性的”。

令人惊讶的是，她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艾略特出生200年以来，她的声誉一直稳步升高。而她的《米德尔马契》通常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艾略特的真实身份在她的第一本畅销长篇小说《亚当·比德》于1859年出版后就曝光了。评论家不仅惊叹于作者是一位女性（他们曾想象作者应该是一位善良的乡村男牧师），而且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公开生活在一起。

在当时，只有少数女性受过正规教育或拥有财产，也只有很少的中产阶级女性从事有偿工作，而艾略特克服了一切障碍。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艾略特过着不体面的生活，但她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而在文学季刊上，人们关于艾略特的作品所写下的成千上万文字中，对她绯闻八卦的兴趣远不及对“她是否呈现出了真实的世界”这一问题的兴趣高。

不管19世纪的这些评论家（主要是男性）如何因为艾略特政治和文化上的异见而抨击她的小说，很显然（的确令人惊讶），他们仍是将它们视作重要的作品来严肃对待的。

一位“伟大的、长马脸的女学者”

艾略特于1819年11月22日出生于英国沃里克郡纽尼顿，是罗伯特和克里斯蒂安娜·埃文斯的三女儿。她接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通常无法接受到的教育。她被认为“身体不具有吸引力”，而她的父亲觉得，这将严重影响她的婚姻前景。

1850年，艾略特（当时称自己为玛丽安·埃文斯）从考文垂移居至伦敦，决心成为一名作家。

在此之前几年，她翻译过德国神学家、作家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耶稣的一生，批判性研究》（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众所周知，施特劳斯认为《圣经》新约中的“奇迹”是神话和虚构的谎言。沙夫茨伯里伯爵严厉谴责艾略特的译本是“从地狱的大嘴中呕吐出的有史以来最有毒的书籍”。

（当时）艾略特居住在英国激进出版商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的家中，查普曼任命她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她深受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性别平等的开创性论文《妇女的屈从地位》（Subjection of Women）。

她对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民族之春，是1848年在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表示同情。她对妇女的教育寄予厚望，并支持女性参政权。

这时，艾略特与查普曼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哲学家、生物学家）等已婚男性形成了一系列依恋关系，此后她才遇见了她的一生挚爱，英国哲学家、文学与戏剧批评家乔治·亨利·刘易斯，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份彼此承诺的终生关系。

刘易斯当时和艾格尼丝·杰维斯处在婚姻中，与她育有三个孩子。和当时文学界其他的非常规情感关系不同，刘易斯和艾略特并没有将他们的关系保密。

像其他许多男性一样，刘易斯被艾略特智慧的光芒所吸引。她好奇心极强，对创新的兴趣无穷无尽。

美籍英裔作家亨利·詹姆斯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描述，称艾略特“丑陋得极美”。

不过，他也以他那有名的刻薄，对艾略特个性中的吸引力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反应：“看我啊，的确爱上了这个长马脸的女学者！”

她所实践的人文主义

1854年，艾略特翻译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r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费尔巴哈在其中宣称上帝是人类想象出的虚构之物。取而代之，他希望思考他称之为“物种存在”（species being）的事物，也就是说，思考作为人类、作为更广泛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去看待问题，意味着什么。

费尔巴哈的思想对于塑造艾略特小说中的人文主义实践至关重要，而人文主义实践又成为了艾略特小说中“跳动的心脏”。

艾略特的社会意识、对资本主义生动的批判，在她1861年关于一名亚麻织布工的《织工马南传》和她1876年的杰作《丹尼尔·德隆达》中强烈地展现出来。后者是关于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主人公格温多林·哈里斯的故事，其中并涉及了当时英国社会对犹太人容易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也许这才是艾略特作品的真正主题。她的小说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肖像、流言的线索、情感和联系的网络，人物与人物的联系，将整部作品联结在一起。

社交世界的背景场景，与更深层次的私人生活，甚至人类意识交织在一起，于是小说反映了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脆弱的、类似网状的联结。

她的角色动机可能是自我满足、自欺欺人甚或对自己也隐藏了动机，也可能是所有这些动机的结合。而当他们在小说世界中遇到纠结悖论时，会迫使读者重新打量自己和自己的观点。

简而言之，没有人像艾略特那样诚实或暴露脆弱。如果你读了她的作品，并且真的用了心，那么你可能会发现你对自己不了解的一面，而也许你宁愿永远都不知道。

正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米德尔马契》一书著名的评价，它是“少数几本为成年人而写的英语小说之一”。

米德尔马契——最伟大的英语小说

从1871年12月开始，《米德尔马契》分为八个部分在月刊上连载，并于1872年12月以两个几尼（旧时英国金币）的售价上架了四卷册，售出8500册。但要等到廉价版于1874年发售时，小说才真正获得了读者的欢迎，到1878年又售出了3.1万册。

就像艾略特所有的小说一样，这部小说中的故事是多层面的。它主要围绕着多萝西娅·布鲁克这位女主人公而写。她与性格无趣的牧师爱德华·卡苏朋处于糟糕的婚姻中，此外，特罗修斯·里德盖特——一位曾在伦敦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想将现代医学带到中部地区，但娶了一位不合心意的妻子。

《米德尔马契》的更深层次主题，是围绕角色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伦理戏剧，其中的社会环境对当代理解19世纪的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反倒常常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感到困惑）。

当时的评论家喜爱小说中的社会全景图，“就像一间取材于生活的肖像博物馆。”他们甚至发现，正如《泰晤士报》所说，它具有“哲学的力量”。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是艾略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们扼腕叹息，认为它不如她早前的作品《亚当·比德》那样“令人愉悦”，她早期所写的乡村故事是关于引诱、杀婴、阶级和教育等主题的。

在《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有钱。与简·奥斯汀不同，她并不需要面对贫穷的威胁。的确，她根本没有必要结婚。但她还是结了婚。

在一定程度上，她拥有自由。但她的灵魂之大却被机会的狭窄所限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省城（provincial）社会。多萝西娅渴望做一些事情、实现一些目标，但她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她，也是我们的悲剧。

当多萝西娅陷在婚姻的痛苦中，又面临人类社会的苦难时，我们读到了艾略特作品中最具心碎之美的一段话。她写道：

“……如果我们对所有平凡的人类生活持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热切的情感，那就好像听到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我们应该强烈地感受到这寂静背后的呼啸声。照这样看来，我们中因走得最快（而听不到那些声音）的人，简直是愚蠢到家了。”

这是潜藏在艾略特小说暗角中的痛苦——这是对她的伟大、以及我们努力读懂她的量尺。

多萝西娅对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的追寻，与后世的女权主义者产生了情感共鸣。她该如何成就某种目标？她应当把精力放在哪里？她又该如何影响他人的生活？

我们都是“多萝西娅”，都悲剧般地渴望着某种东西。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多萝西娅和艾略特笔下的其他女主人公都感到了“对某种东西的需求——但她们几乎不知道，这种东西可能与人类的存在是相矛盾的”。

本文作者卡米拉·尼尔森（Camilla Nelson）是澳大利亚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传媒系副教授。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