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当我打你时》:女性小说奖入围作家梅娜·坎达萨米谈婚姻与政治

印度小说家梅娜·坎达萨米谈了谈自传和小说之间令人烦恼的界限,以及英国脱欧如何影响了她的新书。

图为梅娜·坎达萨米,她的“写作动力来自于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图片来源:Antonio Olmos/The Observer

在读过梅娜·坎达萨米(Meena Kandasamy)好玩的、颇具政治性的小说之后(评论家将其描述为“爆炸性的”和“激进的”),我惊讶地发现,她在面对面时显得寡言而羞怯,这可能是因为她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始终围着一条围巾。但同时,正如她对我说的那样:“我想,写下我的感受更容易一些。”

我们在贝尔法斯特的中央大酒店会面,这是该城市政治冲突之后复兴的富裕象征,并且是一个呈现当地文学史的地标性建筑:它的墙壁、室外走道甚至是旋转门,都展示着诗人保罗·穆尔顿(Paul Muldoon)的作品。坎达萨米正在贝尔法斯特宣传她的新小说《精致的尸体》(Exquisite Cadavers),但如果不先谈谈她的上一部小说《当我打你时》(When I Hit You),就不可能谈论她的新书——某种程度上新书是对上部作品的回应。

是“政治和家庭的混杂”促使坎达萨米写下了《当我打你时》,这部作品入围了去年的英国女性小说奖。在2011年,坎达萨米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四个月),对方使她遭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暴力。“我去找了印度警察,记录下一份长达九页的控诉书,记录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那个警官很友善,他对我说:“你简直写了一本小说!”她笑着说。

这本书是她个人故事的象征,但她将《当我打你时》里的叙述者匿名了,以使这种家暴体验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她认识到,“女权、直言、成功、大声表达”都并不能防止暴力。就像她的其他作品一样,写作动力来自于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她社交媒体上的受众(她在推特上约有10万名关注者)“比文人更具政治性”。

坎达萨米于1984年出生于印度金奈,诞生于一桩泰米尔跨种姓等级的婚姻。她曾在20多岁时出版了两本诗集:《触碰》(Touch)和《女斗士》(Ms Militancy)。在诗中,她发泄了对印度“非常僵化的种姓制度的愤怒,这种制度没有给除婆罗门(高种姓)人口以外的任何人以承认,甚至女性也被排斥在外”。上一段婚姻的结束启发了《当我打你时》的产生,此后她于2013年认识了她目前的伴侣,并于2016年来到英国,至今仍然生活于此。

她的第一部小说《吉普赛女神》(The Gypsy Goddess)于2014年出版,讲述了1968年在一个泰米尔村庄中44名低种姓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被谋杀的惊人故事。为争取更高工资和工作条件而罢工的工人被锁在一间小屋内,活活烧死。这本书非常忠实于现实:“为这本书做调研,是当时我反复尝试逃避实际写作的一种方式。”然而,该书也显示了坎达萨米的独创性。这个恐怖的故事从一位幽默的叙事者口中讲出,(她)直接与读者对话:“现在,正咬着指甲的读者朋友可以加入紧张的作者,一起来推敲故事的剩余部分了。”

坎达萨米的出生地,印度金奈 图片来源:Frédéric Solta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吉普赛女神》获得了好评,但当时并未赢得广泛的读者。谈及相比之下《当我打你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功,她听上去有些沮丧:“出版商告诉我,‘《当我打你时》卖得不错,而《吉普赛女神》在市场上并未获成功,这是因为《当我打你时》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们会产生共鸣感。’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如果说人们对为工资而罢工、为正义而斗争无法产生共鸣的话。”

《当我打你时》描述了叙述者的丈夫对她的虐待以及她的孤立状态,令人恐惧而扣人心弦。在一个期望妇女保持沉默和顺从的社会中,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自救。坎达萨米说,在这部小说成功之后,最令她感到烦扰的方面之一是某些读者将其视为自传:一家波兰出版商想购买它的版权,以便将小说重新包装为非虚构性叙事(她没有同意)。尽管“那本书中没有一句出自谎言”,但这不是一本自传。“对我来说,自传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如果我本打算撰写我的真实生活故事,我会将这整段婚姻浓缩成一个脚注。”将其视为自传,人们就忽略了它的艺术性:“当成自传的想法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关于在我身上曾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它艺术上的追求只是‘我要对你讲一个故事’,一个被塑造的故事,而不是某种(治愈)疗法。”

她将该书与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画作《形象的叛逆》(又称《这不是一个烟斗》)做了比较:“这不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象征。”她要求出版商不要采取模式化的封面设计:“我不希望封面印着印度女人的海娜手绘或一个女人的身体部分。我希望你像给一位60岁的白人男作者一样去设计封面。”

《当我打你时》

评论家对《当我打你时》的赞誉集中在其主题而不是形式上(它被称为是“有勇气/勇敢的”、“重要和令人震惊的”)。该书围绕一个中心故事展开了多个支线故事,比如叙述者试图从她的家人处争夺对自己故事的话语权。(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句是:“我的母亲没有停止谈论它。”)

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正是这个问题——“讲故事的人是谁,被允许讲故事的人是谁”催生了《精致的尸体》。为了避免人们想要把她的新书当作自传去读,这本书基于的是“一个不太可能被看作是我自己的故事”。标题来自超现实主义的室内游戏(parlour game)“精致的尸体”(一个碎片化的词语或图像接龙游戏),其中每个玩家都在图像、句子或故事中添加了某一部分,并且看不到前面玩家添加的部分——是一门“组装的艺术”。

“那些给我带来灵感的事情,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将它们投射到一对虚构的夫妇身上。”这对夫妇就是玛雅和卡里姆。年轻的玛雅供职于一家自由派报社,而卡里姆是一位来自北非的电影人,他们都住在当代英国。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色彩艺术家如何“仅仅以表面看待事物”——卡里姆完成了某个电影课程,告诉他的教授,作为一个北非人,他想以“电影中的骆驼”作为论文的主题。他的论文计划“被如此愉快地认真接受了,以至于他无法鼓起勇气说,自己只是在讽刺”。这是坎达萨米对前两本书的诚恳回应。

图为坎达萨米和她的妹妹、母亲,摄于印度本地治里(Puducherry)。图片由梅娜·坎达萨米提供。

她说,撰写《精致的尸体》是在不同层面上提出了挑战。她以前的书是根据过去的事件所写成,尽管那些主题都是重要的,但“事情已经做完了,你可以给它盖上盖子,并写下来”。撰写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具难度,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本新小说涉及的晚近事件甚至包括媒体对“ISIS新娘”沙姆玛·贝居姆(Shamima Begum)的态度,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政治波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欧盟刚刚批准了英国再次推迟脱欧时间,此时在北爱尔兰(英国脱欧的症结所在)提出问题(推广新书)似乎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坎达萨米在书中写道:“只有超级焦虑的国家才可能提出脱欧。”她告诉我,她仍然支持留在欧盟,而她的左派伴侣“想离开,因为欧盟是一家银行家们的机构”。他们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在2016年出生于英国,第二个孩子去年在纽约出生,当时她在纽约大学工作。她对民族主义不屑一顾。“我的一个儿子是英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我的伴侣是比利时人,我是印度人。这就是我的新家庭。”她笑着说。但是她知道谁会受英国脱欧打击最大。 “当人们开始在欧洲边境歧视英国人时,他们不会针对英国白人,而是会针对像我这样的人。”

坎达萨米对政治充满了热情。“这不是一个礼貌的用语——但我认为有某种‘棕色(皮肤)清洗’正在发生,例如让英国内政部大臣普丽蒂·帕特尔(Priti Patel,英籍印度裔)充当英国脱欧的强硬面孔,例如遵循非常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但要让一个棕色人种来推动这项政策。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时刻。”

如果说当今的政治形势是促成《精致的尸体》的一个复杂因素,那么另一个原因便是,当她开始写作该书时,她有一个一岁的孩子,而当她完成时,她又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她说:“当时我的伴侣不在身边,所以每当我的孩子睡着了,我就会上网尝试寻找对我来说有趣的东西,并帮助我构建一个故事。”她说,写作这本书“就像那些在某些约束下写作的法语作家小组Oulipo”,“我的限制是当一名母亲!”

她想展示她从互联网上获得的灵感如何影响了书中主角的故事,发现“灵感往往是大段的文字,而玛雅和卡里姆能用上的只有两三行。对他们来说,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得不为这些灵感找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导致了这本新颖小说的产生:玛雅和卡里姆的故事占据着正文的每一页,而旁边分出一栏写着坎达萨米写作当时所产生的思想和评论,包括她的灵感调研成果、她的家庭生活,她的政治觉醒和对时事的反思。结果就得到了一本聪明而复杂的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阅读。

以前有人使用过这种形式吗?“是的。”她立即说。在讨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作《丧钟》(Glas)时,她变得生气勃勃,并在手机上展示了他书中的分页效果图像,她的《精致的尸体》书中的形式就由此修改而来。她从《丧钟》的维基百科页面中读道:“‘两栏格式旨在为单个文本所无法包括的内容,开辟一个空间。’这对我来说很有趣。”坎达萨米的三部小说中都有德里达的影子。他一定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吧?是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在智力自慰(intellectually masturbating)!你必须寻找他隐藏的深邃部分。”

其他在文学上对她产生影响的是“每句话都认真投入的书”,诸如获诺奖的美国非洲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用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以及早期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直到他开始变得绝对刻板化之前”——等等。她说,她热爱英籍非洲裔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其他》,“她笔下的女性生命经验丰富、充满活力。”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遗嘱》。这两位作家是2019年布克奖的联合获奖者。她认为,阿特伍德“比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更应该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能只是颁发一个布克奖作为补偿”。

那么她在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是怎样的呢?在《吉普赛女神》中她曾写道:“墨守陈规的小说死了,阳春白雪的小说被诅咒了。”这听起来像某种现代主义的信条。她坚定地说:“我不相信标签。”但“我不希望(我的作品)只是在重复他人(或自己)”。她的跨种姓出身,以及她作为一个泰米尔女性生活在印度和英国的经验,赋予了她这样的特性。“这本小说属于谁?我正在书写一种不同的现实,而我需要塑造它以适合我的现实。但你不希望做一模一样的事,也不想迎合社会做随波逐流的事。你仍然需要冒险,需要绝对处于边缘的位置。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本文作者John Self是一位文学评论家。

(翻译:西楠)

来源:卫报

原标题:Meena Kandasamy: ‘If I was going to write my life story, I would condense that marriage to a footnote’

最新更新时间:11/28 09:28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相关文章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