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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令人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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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令人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幻小说

仅有29%的美国人表示对气候危机“非常担忧”,气候小说作家可以帮助改变这种状况。

气候小说(有时也简称为“cli-fi”)在文学界愈发受到欢迎。至少从1960年代开始就存在这种文学类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奧克塔维娅.巴特勒和J.G.巴拉德等作家写下了早期关于气候危机的故事。过去60年来,这些经典的作品激发人们掀起了气候小说的浪潮,从未来派科幻小说到关于当下的文学小说、甚至主流电影。乔治·华盛顿大学写作系教授迈克尔·斯沃博达(Michael Svoboda)最近列出了一系列2018年在影院上映、以气候为主题的电影,其中包括由马特·达蒙(Matt Damon)主演的反乌托邦电影《缩小人生》和由伊桑·霍克(Ethan Hawke)主演的《第一归正会》。

显然,美国人对气候话题感兴趣。据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项目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创纪录的美国人(占73%)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然而,根据同一项民调,只有29%的人对气候危机感到“非常担忧”。而即使是在气候相对稳定的美国,飓风和龙卷风的数量和严重程度都有所增加、森林火灾情况在恶化、入侵物种在蔓延。

为什么当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可怕威胁时,美国人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心理学家佩·埃斯彭·斯托尼斯(Per Espen Stoknes)在其2015年的非虚构类著作《当我们不思考全球变暖时,我们在想什么:关于新的气候行动心理学》(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Try Not To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Climate Action)中提出观点:这是因为政客和媒体倾向于将气候变化呈现为一系列抽象的事实和冷酷的统计数据,对打动人心并无多大作用。

以大量统计数据为主的媒体报道的不足之处,正好被气候小说作家填补了。气候小说作品提高了对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当前现实和潜在未来的关注:洪水、大火和极端天气事件被描述为新的常态。然而,危机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背后的科学,而是人类行为。

最近我主持了一场座谈会,包括反乌托邦小说《美国战争》(American War)的作者、小说家奥马尔·阿卡德(Omar El Akkad)等人亦有出席。一位听众询问阿卡德,是否关心在其作品中对科学的正确运用?阿卡德回应:“我关心引导(人类存在中的)‘非理性’去往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假如你能使人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你就可能尝试一下(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小说家奥马尔·阿卡德

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国际冲突和全球变暖——诸如阿卡德这样的作家成为了历史变革时期的见证人,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意识到了人类对自然界施加的灾难性影响,以及这对于人类的未来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环境研究助理教授马修·施耐德·梅尔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对100多个居住在美国的读者进行了调研,发现气候小说作品“促进读者稍微提高了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并且“大多数读者都相信,气候小说帮助人们预见了潜在的气候前景”。其中一位读者是田纳西州的一名IT管理员,他尤其对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合著的虚构历史小说《西方文明的崩溃:从未来看今天》(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印象深刻。它是一个悲痛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类几乎无法幸免于全球变暖带来的广泛灾难。这位读者反馈说,气候变化“以前更理论化,现在虽然是读小说,但该书使我更加意识到地球将可能变成什么样”。他还说自己“随后与妻儿等(分享了)这本书”。其他读者同样反馈,他们与亲友分享了自己最喜爱的气候小说故事。这种模式暗示了,气候小说可能有助于展开与最亲近的人之间关于危机的对话。

但尽管气候小说能强调危机的严重性,反乌托邦的叙述也可能给读者带来消极影响。梅尔森在同一项研究中写道:“从这些读者描述的情感来看,很明显,他们的情绪反应不仅消极而且令人泄气。虽然某些消极情绪(例如愤怒)可能推动个人或政治行动,但其他消极情绪(诸如内疚、羞耻、无助和悲伤)则不太可能导致积极的回应。”

换句话说,反乌托邦的气候小说叙述框架,可能正在阻碍其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潜力。

梅尔森继续写道:“心理学家建议,要构建积极的气候沟通,以替代对于毁灭的书写。”它“可能包括……‘价值观和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及‘创新和就业增长的机会’”。一些气候小说正在这样做,从(地狱的)火和硫磺中挪开视线,转向某种在政治上可能更有效的叙述:讲述关于集体行动的故事。梅尔森指出:“尽管在美国尚不成熟的气候小说中,这些还不是主流的主题,但仍有一些作品——尤其是(芭芭拉·金索尔的)《飞行轨迹》(Flight Behavior)和(克拉拉·休姆的)《回到花园》》(Back to the Garden)——被读者解读为包含着关于“有备而战和适应力”的信息。

《第一归正会》剧照,阿曼达·塞弗里德试验一名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这类气候小说讲述的人们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危机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力量。阿卡德希望使人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或许可以被这样理解:假如我们承认气候变化是我们集体制造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能同时意识到,我们有能力通过集体行动补救它。

主流电影业尚未做到“构建积极(的叙述框架)”。在文学网刊Literary Hub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批评了近期气候灾难电影中典型的故事情节:“标准动作片的叙事需要一个显眼的杰出人物,这就要求其余角色都作为衬托,或无用或愚蠢或邪恶,再加上几个能帮上点儿小忙的辅助性角色。很少有电影讲述伟大的集体行动。”《缩小人生》、《第一归正会》、漫威影业出品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都关注环境问题,但这些电影仍然专注于讲述:一些杰出的个体试图拯救地球(通常是通过超人的手段),而在现实中没有人能阻止气候变化。

金·斯坦利·罗宾逊2017年的小说《纽约2140》(New York 2140)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关于集体行动的观点。该书讲述了纽约市被海平面部分淹没,那时的海平面比2019年高出了50英尺(约合15米)。对于这座城市中富裕的精英来说,生活变化不大——他们仍在高楼的办公桌前赚取数百万美元。但该市的大多数居民已开始因高度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关系恶化。随着一场超级风暴席卷纽约,它也唤起了一些集体行动,乃至整个城市的各种小规模运动达到了高潮:中产阶级的家庭组成了一个联盟和一个互助协会,以协调风暴期间的资源分配。随着纽约人寻求更加群体化的生活,这座城市成为了“开放大学、自由贸易学校和自由艺术学校”的所在地。小说结束时,房屋泡沫破裂,一桩极端天气事件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混乱,但可以说纽约人对平稳度过风暴的希望保持着集体决心,而在一场呼吁银行业国有化的全球性运动中,资本主义似乎已时日无多。

当然,仅凭阅读气候小说、或是想象气候灾难和其潜在解决方案,并不能改变世界。创造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采取切实的政治行动,例如由青年领导的大规模“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该运动倡导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为了在气候变化的世界中实现一种宜居的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策改革。

气候小说有可能启发我们迈出第一步。不是在令人绝望的科学报告或是当今流行的与气候有关的灰暗电影中失去信心,而是阅读诸如罗宾逊等人的小说——例如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于2018年出版的《上层林冠》(The Overstory),讲述了一场反对树木砍伐的运动,该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些小说正在带领人们构想新的、更具可持续性和同情心的社会结构。美国人已经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现在我们需要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阻止它。

本文作者Amy Brady是《格尔尼卡》(Guernica)杂志副出版人、《芝加哥书评》(Chicago Review of Books)总编辑。她关于艺术、文学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文章,见于各刊物。

(翻译:西楠)

来源:In These Times

原标题:The Climate Crisis Is Mind-Boggling. That’s Why We Need Science Fiction.

最新更新时间:12/06 13:35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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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令人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幻小说

仅有29%的美国人表示对气候危机“非常担忧”,气候小说作家可以帮助改变这种状况。

气候小说(有时也简称为“cli-fi”)在文学界愈发受到欢迎。至少从1960年代开始就存在这种文学类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奧克塔维娅.巴特勒和J.G.巴拉德等作家写下了早期关于气候危机的故事。过去60年来,这些经典的作品激发人们掀起了气候小说的浪潮,从未来派科幻小说到关于当下的文学小说、甚至主流电影。乔治·华盛顿大学写作系教授迈克尔·斯沃博达(Michael Svoboda)最近列出了一系列2018年在影院上映、以气候为主题的电影,其中包括由马特·达蒙(Matt Damon)主演的反乌托邦电影《缩小人生》和由伊桑·霍克(Ethan Hawke)主演的《第一归正会》。

显然,美国人对气候话题感兴趣。据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项目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创纪录的美国人(占73%)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然而,根据同一项民调,只有29%的人对气候危机感到“非常担忧”。而即使是在气候相对稳定的美国,飓风和龙卷风的数量和严重程度都有所增加、森林火灾情况在恶化、入侵物种在蔓延。

为什么当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可怕威胁时,美国人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心理学家佩·埃斯彭·斯托尼斯(Per Espen Stoknes)在其2015年的非虚构类著作《当我们不思考全球变暖时,我们在想什么:关于新的气候行动心理学》(What We Think About When We Try Not To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Climate Action)中提出观点:这是因为政客和媒体倾向于将气候变化呈现为一系列抽象的事实和冷酷的统计数据,对打动人心并无多大作用。

以大量统计数据为主的媒体报道的不足之处,正好被气候小说作家填补了。气候小说作品提高了对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当前现实和潜在未来的关注:洪水、大火和极端天气事件被描述为新的常态。然而,危机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背后的科学,而是人类行为。

最近我主持了一场座谈会,包括反乌托邦小说《美国战争》(American War)的作者、小说家奥马尔·阿卡德(Omar El Akkad)等人亦有出席。一位听众询问阿卡德,是否关心在其作品中对科学的正确运用?阿卡德回应:“我关心引导(人类存在中的)‘非理性’去往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假如你能使人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你就可能尝试一下(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小说家奥马尔·阿卡德

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国际冲突和全球变暖——诸如阿卡德这样的作家成为了历史变革时期的见证人,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意识到了人类对自然界施加的灾难性影响,以及这对于人类的未来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环境研究助理教授马修·施耐德·梅尔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对100多个居住在美国的读者进行了调研,发现气候小说作品“促进读者稍微提高了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并且“大多数读者都相信,气候小说帮助人们预见了潜在的气候前景”。其中一位读者是田纳西州的一名IT管理员,他尤其对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合著的虚构历史小说《西方文明的崩溃:从未来看今天》(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印象深刻。它是一个悲痛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类几乎无法幸免于全球变暖带来的广泛灾难。这位读者反馈说,气候变化“以前更理论化,现在虽然是读小说,但该书使我更加意识到地球将可能变成什么样”。他还说自己“随后与妻儿等(分享了)这本书”。其他读者同样反馈,他们与亲友分享了自己最喜爱的气候小说故事。这种模式暗示了,气候小说可能有助于展开与最亲近的人之间关于危机的对话。

但尽管气候小说能强调危机的严重性,反乌托邦的叙述也可能给读者带来消极影响。梅尔森在同一项研究中写道:“从这些读者描述的情感来看,很明显,他们的情绪反应不仅消极而且令人泄气。虽然某些消极情绪(例如愤怒)可能推动个人或政治行动,但其他消极情绪(诸如内疚、羞耻、无助和悲伤)则不太可能导致积极的回应。”

换句话说,反乌托邦的气候小说叙述框架,可能正在阻碍其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潜力。

梅尔森继续写道:“心理学家建议,要构建积极的气候沟通,以替代对于毁灭的书写。”它“可能包括……‘价值观和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及‘创新和就业增长的机会’”。一些气候小说正在这样做,从(地狱的)火和硫磺中挪开视线,转向某种在政治上可能更有效的叙述:讲述关于集体行动的故事。梅尔森指出:“尽管在美国尚不成熟的气候小说中,这些还不是主流的主题,但仍有一些作品——尤其是(芭芭拉·金索尔的)《飞行轨迹》(Flight Behavior)和(克拉拉·休姆的)《回到花园》》(Back to the Garden)——被读者解读为包含着关于“有备而战和适应力”的信息。

《第一归正会》剧照,阿曼达·塞弗里德试验一名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这类气候小说讲述的人们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危机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力量。阿卡德希望使人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或许可以被这样理解:假如我们承认气候变化是我们集体制造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能同时意识到,我们有能力通过集体行动补救它。

主流电影业尚未做到“构建积极(的叙述框架)”。在文学网刊Literary Hub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批评了近期气候灾难电影中典型的故事情节:“标准动作片的叙事需要一个显眼的杰出人物,这就要求其余角色都作为衬托,或无用或愚蠢或邪恶,再加上几个能帮上点儿小忙的辅助性角色。很少有电影讲述伟大的集体行动。”《缩小人生》、《第一归正会》、漫威影业出品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都关注环境问题,但这些电影仍然专注于讲述:一些杰出的个体试图拯救地球(通常是通过超人的手段),而在现实中没有人能阻止气候变化。

金·斯坦利·罗宾逊2017年的小说《纽约2140》(New York 2140)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关于集体行动的观点。该书讲述了纽约市被海平面部分淹没,那时的海平面比2019年高出了50英尺(约合15米)。对于这座城市中富裕的精英来说,生活变化不大——他们仍在高楼的办公桌前赚取数百万美元。但该市的大多数居民已开始因高度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关系恶化。随着一场超级风暴席卷纽约,它也唤起了一些集体行动,乃至整个城市的各种小规模运动达到了高潮:中产阶级的家庭组成了一个联盟和一个互助协会,以协调风暴期间的资源分配。随着纽约人寻求更加群体化的生活,这座城市成为了“开放大学、自由贸易学校和自由艺术学校”的所在地。小说结束时,房屋泡沫破裂,一桩极端天气事件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混乱,但可以说纽约人对平稳度过风暴的希望保持着集体决心,而在一场呼吁银行业国有化的全球性运动中,资本主义似乎已时日无多。

当然,仅凭阅读气候小说、或是想象气候灾难和其潜在解决方案,并不能改变世界。创造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采取切实的政治行动,例如由青年领导的大规模“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该运动倡导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为了在气候变化的世界中实现一种宜居的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策改革。

气候小说有可能启发我们迈出第一步。不是在令人绝望的科学报告或是当今流行的与气候有关的灰暗电影中失去信心,而是阅读诸如罗宾逊等人的小说——例如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于2018年出版的《上层林冠》(The Overstory),讲述了一场反对树木砍伐的运动,该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些小说正在带领人们构想新的、更具可持续性和同情心的社会结构。美国人已经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现在我们需要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阻止它。

本文作者Amy Brady是《格尔尼卡》(Guernica)杂志副出版人、《芝加哥书评》(Chicago Review of Books)总编辑。她关于艺术、文学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文章,见于各刊物。

(翻译:西楠)

来源:In These Times

原标题:The Climate Crisis Is Mind-Boggling. That’s Why We Need Science Fiction.

最新更新时间:12/06 13:35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