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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习一门新语言就像是谈一场恋爱

学习一门新语言会让你尝到爱情的滋味。

1958年,纳博科夫在纽约州伊萨卡的车里写便条 图片来源:Carl Mydan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学习一门新语言很像开始一段新关系。有些人很快就会和它成为密友,另一些人则会被意义重大的期末考试束缚手脚,然后在考完试之后便将这段记忆抛诸脑后。而有的时候,也许是偶然,也许是一段终身关系的必然结果,一门新语言会让你尝到爱情的滋味。

这些语言会吞噬融合学习者——因为你尽己所能使她成为自己的语言。你分析语法结构,你背诵词形变化,你在笔记本上记满新学的词句,宛如流淌的河流……你用笔一遍又一遍地描着她的曲线和拐点,仿佛用手指在描画情人的脸庞。文字如花朵般绽放于纸上,音素交织成旋律。那些句子尝起来香气四溢,即使她从你嘴里笨拙地吐出来,仿佛异域材料砌成的砖头。你记住散文、歌词和报纸头条,只是为了在太阳落山又再次升起的时候,与她再次在唇边相见。

动词、副词、名词、代词……你们的关系愈加密切。然而,你们越亲近,你就越能感觉到双方之间如海市蜃楼般的虚空。这知识的虚空如此庞然,需要你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横渡。但你不曾感觉恐惧,因为通往所爱之人的道路闪烁着必然存在的珍稀和奇迹。游走在这些新字母和新声音之间,你会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或者,遇上关于你自己的真理。

和所有关系一样,这种愉悦感最终会消失。“恢复神智”后,你会不断地进行分析、记忆、倾听和表达。你的口音无可救药,你的错误不可避免。语法规则无穷无尽,不规则的表达也一箩筐。这些词语——恩典、祝福你、从前——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魔力。但是你对她的奉献和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你早已远离家园,现在回不去了。你觉得坚定又脆弱,但你仍相信她是仁慈的。在你们重新许下誓言的时刻,语言带来了灵感和关联——不仅是给全新的他人,也给全新的你。

许多作家沉迷于非母语写作。例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撰写《洛丽塔》之前,仅在美国生活了数年。这部作品被誉为“一封语言学家写给语言的情书”,并令纳博科夫享有“英语散文大师”之美誉。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用法语写作,以免受到英语文法杂乱的影响。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则发现,用英语写作比用其母语法语写作更易下笔——他说英语赋予了他“足够的距离去写作”。而这种距离,据用英语写作的土耳其小说家埃利芙·沙法克(Elif Shafak)所说,让她感觉离家更近了。

语言带来了灵感和关联——不仅是给全新的他人,也给全新的你

当村上春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撰写第一部小说时,他觉得母语日语成为了自己的障碍。2015年的时候他回忆道,当时自己的思绪就像从“满是牲畜的牲口棚”一样从脑子里蹦出来。然后他试着用英语写作,虽然词汇量有限,语法简单。他把自己写下的简洁英语句子“去掉所有多余脂肪”翻译(他称之为“移植”)成日语时,一种独具特色、朴实无华的风格诞生了。数十年后,这种风格成了他的代名词,他也获得了全球范围的成功。普利策奖得主茱帕·拉希里多年来一直热爱意大利语,并坚持学习。当她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时,她感觉自己是在用力量较弱的那只手在写作。她觉得自己“暴露于人前”、“摇摆不定”、“能力欠缺”。然而,2015年时她写道,她感到轻松、自由、受到保护,还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意大利语让她重新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原因——“快乐和需要”。

但是关于一门语言的内心秘事一旦被目睹,便很少有不为之动容的,即使是母语也一样。我离开亚美尼亚到日本后,给奶奶写过不少信件。时不时地,她会拿出存放在护照旁的那叠贴着日本邮票的信,再把它们读一遍。她自豪地告诉我,她把所有的字句都背熟了。直到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块屏幕和一片大陆,她对我摇了摇头。

“有什么东西变了。”她带着不祥的语气,双眼透过那副超大号眼镜快速地扫过我的信。她说,每一个字母都在不断变化。

“事物当然会变了,奶奶,”我说,“我搬到了日本。我进入了青春期。我……”

“不是的,”她像个老师一样懊悔叹息道,“你的文字变了。你看,你的句子到处都是奇怪的拼写错误。还有,动词和名词放的位置不对。”

我们都沉默了。我盯着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出神。

她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安慰她自己。但每次我发现以前没有出现过的错误时,我都不禁屏住呼吸。

她打开另一个信封。

“噢,还有,”她嚷道,“标点符号!你会突然连续用很多个逗号,然后在最后添个句号。”

她把眼镜推到蓬松的白发上,然后把她的这些宝贝包回亡夫的手帕里。

“你上次寄给我的信,”她像被打败一样傻笑着,“就开始这样了。你用着亚美尼亚的字母,写着亚美尼亚的单词,但感觉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实上,与一门新语言建立亲密关系往往会使一切都变得色彩斑斓。我们的眼睛期待看见新单词;耳朵习惯听到新发音;钢笔能记住新字母。当这种痴迷占据了感官时,新语言的结构就会蚀刻我们的大脑,铺设神经通路,形成反射,最后构筑大脑网络,使大脑灰质和白质更为密集。然后,这种新变化便开始出现在给奶奶的信中。

语言学家称之为“第二语言干扰”(second language interference),即新语言对旧语言的干扰,就像一个新情人重新摆放你的卧室家具,好像在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由我做主了。不知何故,写作比说话更能暴露这种干扰的存在(即我奶奶眼中的“背叛”)。或许是因为,正如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所言,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语言受制于面部表情和语气口吻,“但是白纸上的黑字呈现了赤裸裸的灵魂。”

尽管我上一次用亚美尼亚语写作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的母语水平也日益退却,但奶奶其实不用为我难过。母语就像初恋一样,是很难忘记的。他忠诚而宽容——哪怕我的语言能力下降,下笔皆是错误,用词和发音有如外地人。毕竟,我的母语滋养了我。当我不了解自己时,他已经了解我了。他看着我学习说话、写作和推理,他教会我去爱去感伤,他向我展示了规则和例外。当我离家数载,他仍在我的心中回响——从遣词造句到古老祷词的低声念诵。所以,当我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时,他会平静、自在地目送我。在新语言的世界里,无知与好奇、约束与自由、畏惧与尊崇、挫折与喜悦并存,母语将看到自己的使用者行使村上春树所说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试验语言的可能性”。在新语言的世界里,在有所依托与无所寄托的痛苦中,他会发现自己的儿女找到了自我。

本文作者Marianna Pogosyan是非营利性组织IESAbroad(荷兰)和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与经济学学院(PPLE)的文化心理学讲师。

(翻译:刘其瑜)

来源:Aeon

原标题:Why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like an illicit love affair

最新更新时间:01/01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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