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门新语言很像开始一段新关系。有些人很快就会和它成为密友，另一些人则会被意义重大的期末考试束缚手脚，然后在考完试之后便将这段记忆抛诸脑后。而有的时候，也许是偶然，也许是一段终身关系的必然结果，一门新语言会让你尝到爱情的滋味。

这些语言会吞噬融合学习者——因为你尽己所能使她成为自己的语言。你分析语法结构，你背诵词形变化，你在笔记本上记满新学的词句，宛如流淌的河流……你用笔一遍又一遍地描着她的曲线和拐点，仿佛用手指在描画情人的脸庞。文字如花朵般绽放于纸上，音素交织成旋律。那些句子尝起来香气四溢，即使她从你嘴里笨拙地吐出来，仿佛异域材料砌成的砖头。你记住散文、歌词和报纸头条，只是为了在太阳落山又再次升起的时候，与她再次在唇边相见。

动词、副词、名词、代词……你们的关系愈加密切。然而，你们越亲近，你就越能感觉到双方之间如海市蜃楼般的虚空。这知识的虚空如此庞然，需要你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横渡。但你不曾感觉恐惧，因为通往所爱之人的道路闪烁着必然存在的珍稀和奇迹。游走在这些新字母和新声音之间，你会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或者，遇上关于你自己的真理。

和所有关系一样，这种愉悦感最终会消失。“恢复神智”后，你会不断地进行分析、记忆、倾听和表达。你的口音无可救药，你的错误不可避免。语法规则无穷无尽，不规则的表达也一箩筐。这些词语——恩典、祝福你、从前——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魔力。但是你对她的奉献和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你早已远离家园，现在回不去了。你觉得坚定又脆弱，但你仍相信她是仁慈的。在你们重新许下誓言的时刻，语言带来了灵感和关联——不仅是给全新的他人，也给全新的你。

许多作家沉迷于非母语写作。例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撰写《洛丽塔》之前，仅在美国生活了数年。这部作品被誉为“一封语言学家写给语言的情书”，并令纳博科夫享有“英语散文大师”之美誉。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用法语写作，以免受到英语文法杂乱的影响。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则发现，用英语写作比用其母语法语写作更易下笔——他说英语赋予了他“足够的距离去写作”。而这种距离，据用英语写作的土耳其小说家埃利芙·沙法克（Elif Shafak）所说，让她感觉离家更近了。

当村上春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撰写第一部小说时，他觉得母语日语成为了自己的障碍。2015年的时候他回忆道，当时自己的思绪就像从“满是牲畜的牲口棚”一样从脑子里蹦出来。然后他试着用英语写作，虽然词汇量有限，语法简单。他把自己写下的简洁英语句子“去掉所有多余脂肪”翻译（他称之为“移植”）成日语时，一种独具特色、朴实无华的风格诞生了。数十年后，这种风格成了他的代名词，他也获得了全球范围的成功。普利策奖得主茱帕·拉希里多年来一直热爱意大利语，并坚持学习。当她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时，她感觉自己是在用力量较弱的那只手在写作。她觉得自己“暴露于人前”、“摇摆不定”、“能力欠缺”。然而，2015年时她写道，她感到轻松、自由、受到保护，还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意大利语让她重新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原因——“快乐和需要”。

但是关于一门语言的内心秘事一旦被目睹，便很少有不为之动容的，即使是母语也一样。我离开亚美尼亚到日本后，给奶奶写过不少信件。时不时地，她会拿出存放在护照旁的那叠贴着日本邮票的信，再把它们读一遍。她自豪地告诉我，她把所有的字句都背熟了。直到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块屏幕和一片大陆，她对我摇了摇头。

“有什么东西变了。”她带着不祥的语气，双眼透过那副超大号眼镜快速地扫过我的信。她说，每一个字母都在不断变化。

“事物当然会变了，奶奶，”我说，“我搬到了日本。我进入了青春期。我……”

“不是的，”她像个老师一样懊悔叹息道，“你的文字变了。你看，你的句子到处都是奇怪的拼写错误。还有，动词和名词放的位置不对。”

我们都沉默了。我盯着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出神。

她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安慰她自己。但每次我发现以前没有出现过的错误时，我都不禁屏住呼吸。

她打开另一个信封。

“噢，还有，”她嚷道，“标点符号！你会突然连续用很多个逗号，然后在最后添个句号。”

她把眼镜推到蓬松的白发上，然后把她的这些宝贝包回亡夫的手帕里。

“你上次寄给我的信，”她像被打败一样傻笑着，“就开始这样了。你用着亚美尼亚的字母，写着亚美尼亚的单词，但感觉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实上，与一门新语言建立亲密关系往往会使一切都变得色彩斑斓。我们的眼睛期待看见新单词；耳朵习惯听到新发音；钢笔能记住新字母。当这种痴迷占据了感官时，新语言的结构就会蚀刻我们的大脑，铺设神经通路，形成反射，最后构筑大脑网络，使大脑灰质和白质更为密集。然后，这种新变化便开始出现在给奶奶的信中。

语言学家称之为“第二语言干扰”（second language interference），即新语言对旧语言的干扰，就像一个新情人重新摆放你的卧室家具，好像在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就由我做主了。不知何故，写作比说话更能暴露这种干扰的存在（即我奶奶眼中的“背叛”）。或许是因为，正如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所言，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的语言受制于面部表情和语气口吻，“但是白纸上的黑字呈现了赤裸裸的灵魂。”

尽管我上一次用亚美尼亚语写作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的母语水平也日益退却，但奶奶其实不用为我难过。母语就像初恋一样，是很难忘记的。他忠诚而宽容——哪怕我的语言能力下降，下笔皆是错误，用词和发音有如外地人。毕竟，我的母语滋养了我。当我不了解自己时，他已经了解我了。他看着我学习说话、写作和推理，他教会我去爱去感伤，他向我展示了规则和例外。当我离家数载，他仍在我的心中回响——从遣词造句到古老祷词的低声念诵。所以，当我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时，他会平静、自在地目送我。在新语言的世界里，无知与好奇、约束与自由、畏惧与尊崇、挫折与喜悦并存，母语将看到自己的使用者行使村上春树所说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试验语言的可能性”。在新语言的世界里，在有所依托与无所寄托的痛苦中，他会发现自己的儿女找到了自我。

本文作者Marianna Pogosyan是非营利性组织IESAbroad（荷兰）和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与经济学学院（PPLE）的文化心理学讲师。

（翻译：刘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