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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然主义写作兴起:在身份多元、气候变暖的时代如何书写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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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然主义写作兴起:在身份多元、气候变暖的时代如何书写人与自然?

从罗杰·迪肯到罗伯特·麦克法伦,新自然主义写作已成为一种出版现象。各种新声音的出现,会促使写作者更多地关注气候危机吗?

在二十年前的1999年,一本有关“野外游泳”的书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畅销书。这本名为《水上日志:游泳穿越英国的旅程》(Waterlog: A Swimmer's Journey Through Britain)的书结合了传统的探索性叙述和关于自然世界的新写作方式,这是作者罗杰·迪肯(Roger Deakin)对游泳和大自然一生热爱的产物。

《水上日志》推动野外游泳这一小众兴趣转变为了一波全国性的运动热潮,也催生了后来被称为“新自然主义写作”(New Nature Writing)的运动。

新的(相对于旧的)自然主义写作较难定义,书中内容通常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推崇文化历史学家乔·莫兰(Joe Moran)所说的“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日常联系”。

如今20年过去了,每家书店都在显著位置展示着最新出版的书籍,今年的包括罗伯特·麦克法伦所著《幽暗的土地:一场深远的时间旅行》(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布里吉·斯特劳布里奇·霍华德所著《与蜜蜂共舞:回归自然的旅程》(Dancing with Bees: A Journey Back to Nature),以及我自己的拙作《圣诞节的十二只鸟》(The Twelve Birds of Christmas)。

尽管目前新自然写作在出版界获得了成功,但在表面的光环之下仍有一些争议。自然写作的作家们似乎不是探讨关于性别、种族和政治话题的最佳人选,但这些争议在根本上仍是存在的。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所有作者都渴望的那样——希望读者真正与大自然产生互动,所以读者需要与写作的主题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建立联系。

英国作家海伦·麦克唐纳与她的获奖传记作品《鹰》 图片来源:Justin Tallis/AFP/Getty Images

反复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写作类型是否已被白人中年男性过多地掌控,以致其他声音被泯灭了?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撰写的许多书籍都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销量,其中包括海伦·麦克唐纳悲伤动人的回忆录《鹰》,以及艾米·利普特洛的《逃离之地》,后者讲述大自然的救赎力量如何帮助她戒除了物质成瘾。该两部作品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即使性别平等正在进步,大多数自然写作者仍来自一个小圈子——除去少数例外,他们的主要特征仍是:中产阶级、中年、白人。

如果你浏览YouTube视频网站或查看社交媒体,很快会发现,很多年轻作家正在创作有关大自然的内容,但大多都是发布在博客和视频中。一个可喜的转机在于,社交媒体目前成为了通往图书出版的一种渠道。独立出版商Little Toller刚刚邀请了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15岁孩子达拉·麦克阿纳蒂(Dara McAnulty)撰写他的第一本书:《一位自然主义者的日记》(Diary of a Naturalist)。根据达拉的博客(该博客得到了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自然主义活跃人士Chris Packham的赞誉)记录,该书将记载患有自闭症倾向的达拉体验大自然世界的独特方式。

与此同时,现年17岁的英籍孟加拉裔自然主义者麦耶-罗斯·克雷格(Mya-Rose Craig,昵称“鸟女郎”)正在努力改善“可见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y ethnic,指可通过肤色判断的少数族群或个人)作家声音被淹没的问题。

麦耶-罗斯指出,这类作家试图打入出版行业时障碍重重:“主流出版商应当允许 ‘可见少数族裔’ 的自然写作作家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诚实写作,但人们通常期望他们的写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遵从已有的自然写作规范。”

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声音来自扎基卡·麦肯齐(Zakiya Mackenzie),她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年轻女性,在牙买加长大。今年早些时候,她成为英格兰林业协会(Forestry England)的首批两位常驻作家之一。与此同时,《柳草评论》(The Willowherb Review,该杂志以这种特别顽强的野草命名)目前为少数族裔新秀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展示的平台,包括在第一期中展示了前文提到的克雷格。

无论是在性别、年龄、种族还是阶级方面,自然写作的多样性都是一个令人振奋且必不可少的趋势。不过,所有作家,无论其背景如何,现在都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环境危机。

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摄于2012年 图片来源:Andy Hall/The Observer

2015年,自然写作中的两大重要作家——马克·科克(Mark Cocker)和麦克法伦——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展开了激辩。二人争论的焦点是,作家是否有责任涉及令人十分不安的环境现状,或者说,将自然写作的背景定位为个体的、私人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可接受的吗?

英国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最近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指出有关自然世界的诗歌需要直面气候变化问题。他说:“除非放在大的自然环境中,否则你现在没法儿写作关于自然世界的诗。”

在我看来,关于自然世界的写作可以采用截然不同但又同样有效的方式。罗伯特·麦克法伦和杰基·莫里斯(Jackie Morris)共著的《失去的语言》(The Lost Words)是一本震撼的书,它通过诗歌和大面积的绘画来赞美大自然的语言。但另一方面,2019年度我最喜欢的书是本尼迪克·麦克唐纳的《寻回原生态英国和濒临绝种的生物》(Rebirding: Rewilding Britain and Its Birds):一部清晰而详尽的著作,关于如何寻回英国失去的野生动植物,同时使乡村经济回归。这两本书前者由一位成熟作家和一位知名艺术家共同完成,后者则由一位年轻的后起之秀创作——可以并且应当是能够共存的,如此才能保证“新自然写作”的包容和多样性。

在《水上日志》出现时,长期以来主导着非虚构类作品的传统旅行写作正在走向衰落,因为读者不再需要作者高高在上地带领他们领略某处,他们自己就可以去参观和亲身体验。同样,“新自然写作”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挑战,才不至变得对读者而言无关紧要。

但在迎接挑战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记住一件事:在一个日益分化和不宽容的世界中,真正的斗争并不在我们之间,而是要反抗那些追求特权、财富和权力的人,他们试图摧毁我们如此珍视的一切。

本文作者 Stephen Moss 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和作家,其最新著作《圣诞节的十二只鸟》由Square Peg出版。他也是英国巴斯思巴大学(Bath Spa University)旅游和自然写作硕士课程的负责人。

(翻译:西楠)

来源:卫报

原标题:Gender, race, climate and the New Nature Writing

最新更新时间:01/04 09:27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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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然主义写作兴起:在身份多元、气候变暖的时代如何书写人与自然?

从罗杰·迪肯到罗伯特·麦克法伦,新自然主义写作已成为一种出版现象。各种新声音的出现,会促使写作者更多地关注气候危机吗?

在二十年前的1999年,一本有关“野外游泳”的书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畅销书。这本名为《水上日志:游泳穿越英国的旅程》(Waterlog: A Swimmer's Journey Through Britain)的书结合了传统的探索性叙述和关于自然世界的新写作方式,这是作者罗杰·迪肯(Roger Deakin)对游泳和大自然一生热爱的产物。

《水上日志》推动野外游泳这一小众兴趣转变为了一波全国性的运动热潮,也催生了后来被称为“新自然主义写作”(New Nature Writing)的运动。

新的(相对于旧的)自然主义写作较难定义,书中内容通常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推崇文化历史学家乔·莫兰(Joe Moran)所说的“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日常联系”。

如今20年过去了,每家书店都在显著位置展示着最新出版的书籍,今年的包括罗伯特·麦克法伦所著《幽暗的土地:一场深远的时间旅行》(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布里吉·斯特劳布里奇·霍华德所著《与蜜蜂共舞:回归自然的旅程》(Dancing with Bees: A Journey Back to Nature),以及我自己的拙作《圣诞节的十二只鸟》(The Twelve Birds of Christmas)。

尽管目前新自然写作在出版界获得了成功,但在表面的光环之下仍有一些争议。自然写作的作家们似乎不是探讨关于性别、种族和政治话题的最佳人选,但这些争议在根本上仍是存在的。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如所有作者都渴望的那样——希望读者真正与大自然产生互动,所以读者需要与写作的主题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建立联系。

英国作家海伦·麦克唐纳与她的获奖传记作品《鹰》 图片来源:Justin Tallis/AFP/Getty Images

反复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写作类型是否已被白人中年男性过多地掌控,以致其他声音被泯灭了?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撰写的许多书籍都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和极高的销量,其中包括海伦·麦克唐纳悲伤动人的回忆录《鹰》,以及艾米·利普特洛的《逃离之地》,后者讲述大自然的救赎力量如何帮助她戒除了物质成瘾。该两部作品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即使性别平等正在进步,大多数自然写作者仍来自一个小圈子——除去少数例外,他们的主要特征仍是:中产阶级、中年、白人。

如果你浏览YouTube视频网站或查看社交媒体,很快会发现,很多年轻作家正在创作有关大自然的内容,但大多都是发布在博客和视频中。一个可喜的转机在于,社交媒体目前成为了通往图书出版的一种渠道。独立出版商Little Toller刚刚邀请了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15岁孩子达拉·麦克阿纳蒂(Dara McAnulty)撰写他的第一本书:《一位自然主义者的日记》(Diary of a Naturalist)。根据达拉的博客(该博客得到了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自然主义活跃人士Chris Packham的赞誉)记录,该书将记载患有自闭症倾向的达拉体验大自然世界的独特方式。

与此同时,现年17岁的英籍孟加拉裔自然主义者麦耶-罗斯·克雷格(Mya-Rose Craig,昵称“鸟女郎”)正在努力改善“可见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y ethnic,指可通过肤色判断的少数族群或个人)作家声音被淹没的问题。

麦耶-罗斯指出,这类作家试图打入出版行业时障碍重重:“主流出版商应当允许 ‘可见少数族裔’ 的自然写作作家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诚实写作,但人们通常期望他们的写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遵从已有的自然写作规范。”

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声音来自扎基卡·麦肯齐(Zakiya Mackenzie),她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年轻女性,在牙买加长大。今年早些时候,她成为英格兰林业协会(Forestry England)的首批两位常驻作家之一。与此同时,《柳草评论》(The Willowherb Review,该杂志以这种特别顽强的野草命名)目前为少数族裔新秀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在线展示的平台,包括在第一期中展示了前文提到的克雷格。

无论是在性别、年龄、种族还是阶级方面,自然写作的多样性都是一个令人振奋且必不可少的趋势。不过,所有作家,无论其背景如何,现在都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环境危机。

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摄于2012年 图片来源:Andy Hall/The Observer

2015年,自然写作中的两大重要作家——马克·科克(Mark Cocker)和麦克法伦——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展开了激辩。二人争论的焦点是,作家是否有责任涉及令人十分不安的环境现状,或者说,将自然写作的背景定位为个体的、私人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可接受的吗?

英国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最近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指出有关自然世界的诗歌需要直面气候变化问题。他说:“除非放在大的自然环境中,否则你现在没法儿写作关于自然世界的诗。”

在我看来,关于自然世界的写作可以采用截然不同但又同样有效的方式。罗伯特·麦克法伦和杰基·莫里斯(Jackie Morris)共著的《失去的语言》(The Lost Words)是一本震撼的书,它通过诗歌和大面积的绘画来赞美大自然的语言。但另一方面,2019年度我最喜欢的书是本尼迪克·麦克唐纳的《寻回原生态英国和濒临绝种的生物》(Rebirding: Rewilding Britain and Its Birds):一部清晰而详尽的著作,关于如何寻回英国失去的野生动植物,同时使乡村经济回归。这两本书前者由一位成熟作家和一位知名艺术家共同完成,后者则由一位年轻的后起之秀创作——可以并且应当是能够共存的,如此才能保证“新自然写作”的包容和多样性。

在《水上日志》出现时,长期以来主导着非虚构类作品的传统旅行写作正在走向衰落,因为读者不再需要作者高高在上地带领他们领略某处,他们自己就可以去参观和亲身体验。同样,“新自然写作”也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挑战,才不至变得对读者而言无关紧要。

但在迎接挑战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记住一件事:在一个日益分化和不宽容的世界中,真正的斗争并不在我们之间,而是要反抗那些追求特权、财富和权力的人,他们试图摧毁我们如此珍视的一切。

本文作者 Stephen Moss 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和作家,其最新著作《圣诞节的十二只鸟》由Square Peg出版。他也是英国巴斯思巴大学(Bath Spa University)旅游和自然写作硕士课程的负责人。

(翻译:西楠)

来源:卫报

原标题:Gender, race, climate and the New Nature Writing

最新更新时间:01/04 09:27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