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结·范哈根，本名拉结·莱文(Rahel Levin)，1771年5月1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普通犹太商人家庭。她在世的六十二年里，欧洲社会可谓处在火山爆发前的酝酿期:表面相对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拉结的少年时代，普鲁士还处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之下。她三十五岁那年，拿破仑战争的火焰蔓延到德意志的土地上。拉结的自我认知道路，几乎与当时欧洲的文化走向并行 ——从启蒙后期到浪漫主义盛行期，再到浪漫主义的由盛转衰，她都是重要的见证人。那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启蒙学者都曾呼吁为犹太人争取平等权利，犹太人也(似乎)第一次与德国主流社会融合在一起。柏林是18世纪唯一一个允许犹太社团存在的邦国首府，那里没有其他拥有犹太居民的欧洲城市所常见的隔都，那里的犹太人所受的居住限制也非常少。与此同时，普鲁士国王的开明君主制度推动了启蒙和宗教宽容思想的传播。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柏林犹太人又已经超过四千，许多犹太人在语言、衣着、风俗习惯上已被同化。这些都为后来的沙龙文化提供了丰实的土壤。

犹太人的个人命运与其所处时代的整体思想氛围贯穿《拉结·范哈根》这部传记始终。阿伦特笔下的拉结，既是启蒙和浪漫思想的见证人，同时也是践行者。早在拉结出生前，在浓重的启蒙文化氛围影响之下，大多犹太家庭就已不再重视犹太传统，转投新的宗教。理性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宗教。启蒙思想令人们尤其是犹太人相信，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学习或接受教育来塑造自己，有权通过理性和修养去赢得尊重。相对于男性，犹太教本身就不重视对女性进行传统教育，强劲的新式教育理念又令拉结很早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她没有传统，没有榜样，不受重视——正统犹太家庭的出身，导致她从小就没接受过德国式的教育；她早年的书信都是用意第绪语书写就，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对自身劣势或曰天降不幸的认识，后来锐化为犹太出身乃“天生耻辱”。这一点明确表现在这部传记开篇的标题之中。【第一章的标题为“犹太女人与施莱米尔”(Jüdin und Schlemihl)。施莱米尔是浪漫派作家沙米索笔下的著名形象，因出卖自己的影子而失去身份认同— 作者注】在拉结身上，阿伦特看到了一个完全赤手空拳要赢得社会承认与安全的女人。作为犹太人，她并不富有；作为女人，她不够漂亮；生活在启蒙时代，她文化教养不高。于是在阿伦特笔下，拉结的一生从有自我意识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摆脱耻辱感、为获得话语权、为争取主流承认、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

作者把拉结的情感生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聚焦其情感与思想纠缠下的大量自我观照与反思;另一方面，作者在人物的自我剖析与个人隐私之间小心取舍，并不追踪一个女人恋爱的细枝末节和偶发因素，而是探究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以及促成拉结心灵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自从欧洲进入文明社会，同贵族结婚都不啻为犹太人提升社会地位的常见方式。从1790到1804年，拉结经历了数次不顺的恋爱、订婚、取消婚约，对象非官即贵;而失败的原因，多少都与她的犹太身份有理不断的关系。24岁那年，拉结结识卡尔·冯·芬克施坦伯爵，两人很快订婚；然而两年后，二人和平解除婚约。据说是因为这个贵族之家容不得一个犹太儿媳。1801年底，她又认识后来成为梅特涅顾问的弗里德里希·根茨，没过多久还是以分手收场。原因之一即是根茨对犹太人的攻击。阿伦特呈现给读者的拉结，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女人，抗拒犹太身份只是这种意识的表象之一。作为有抱负的女性，要在男权社会取得承认，自然难上加难。尽管拉结一度对西班牙贵族拉斐尔·德·乌尔基霍爱到不能自拔，却终因后者强烈的男权思想以及沟通不畅而分道扬镳。在经历一系列跨国、跨等级的感情挫败之后，她不得不放弃通过婚姻提升自我价值这条路，并开始对之前的努力进行反思，这些都被阿伦特忠实地呈现出来：与生俱来的双重边缘人身份—— 犹太、女性(意识)——根本无法通过婚姻化解，反而成为所谓理想婚姻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这种强烈的边缘人意识和反思习惯，令阿伦特感觉自己在范哈根身上找到了知音。

拉结的第二种斗争方式是事业。在犹太、女人之外，她唯一一个靠自己努力而赢得的身份标签，就是19世纪初柏林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主人。根据史料，沙龙这一风行于18世纪末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形式，在柏林扎根后收获了更多文化意味。通过对沙龙文化的成功移植，拉结的才能与自我价值得到极大彰显。沙龙文化的繁荣背后，是性别和犹太身份的淡化。在当时的沙龙中，女性客人相对男性客人所占比例较小；而在男性客人当中，非犹太男性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沙龙应该是一个淡化犹太人与非犹太界限的所在。不过，阿伦特对此并未作出特别的褒扬，而是深入到沙龙场所的内部，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拉结作为犹太沙龙主人所经历的内心变化。

犹太女性能够在柏林成功创办沙龙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首先说明，有开明君主制的铺垫，普鲁士社会对犹太人的宽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拉结自始至终对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吝赞美之词，也因此对贵族好感倍增。1790年，拉结的第一个沙龙在她柏林耶格大街的家里开张。这是一个真正汇聚知识分子的社交圈，许多后世广为流传的思想和作品，都在这里首先发声。在拉结的沙龙里，甚至形成了最早的歌德崇拜圈。拉结本人就是《威廉·迈斯特》的忠实读者，这部成长发展小说引发了她强烈的共鸣。在塔社贵族身上，她再次呼吸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开明君主时代的气息。歌德在小说中通过贵族与市民女子的婚姻，标志性实现了贵族与市民的平等与融合。阿伦特抓住这一点，认为它对一度冀望通过与贵族成婚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拉结来说不啻为一个鼓舞，尽管后者要跨越的界限不是从市民到贵族那么简单。

沙龙表面制造了一个身份等级无差别的社交空间，实际却供养着一批精神贵族。在沙龙里，固定的社会等级、职业、身份地位、性别、家庭出身都不再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通行证；取而代之的是匹配的学识、相近的志趣、共同的品味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当时经常造访拉结沙龙的客人中，不乏诗人、作家或文化名人，比如歌德、弗·施莱格尔、洪堡兄弟、让·保尔以及后来浪漫派的著名代表蒂克、布伦塔诺。与此同时，一些演员、艺术家也是沙龙的常客。此外当然还有像路易·费迪南德亲王这样的王室贵族。只是在沙龙里，一个人的贵族身份并不会为他带来任何优越感，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有才和表现力。这也正是拉结的过人之处。沙龙不仅令上进的犹太女性凭借自己的见识、又才、沟通能力去创办社交圈子，而且悄悄改变着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以自身生活饯行浪漫主义纲领的施来格尔夫妇，初次相识就是在文化沙龙上；与拉结曾经交往过的根茨，也时常出入于沙龙。可以说，这里既是浪漫思想的实践场所，又是拉结犹太身份的暂时遁形之地。

到1806年关张之前，拉结的文化沙龙在整个柏林堪称最有影响力也最为成功的一个。在阿伦特看来，这个沙龙之所以关闭，有外部时局的原因，也有自身家庭的原因。一方面，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蔓延，德意志民族情绪日益浓重，连拉结本人也一度被爱国热情所感染。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反犹主义的泛滥。1803年《反犹太人》一书的出版和持续再版就是一例明证。(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格拉特瑙于1803年出版《反犹太人》，主张驱逐犹太人或把他们的生活空间限制在隔都。该书当时一版再版，一共印了六版—作者注)18世纪才过去不到几年，开明君主时代打下的和局一触即破，德犹同化的和谐薄如蝉翼，不堪一击。1810年普鲁士改革之后，有关平等的要求以及国家主义的启蒙思想，再次点燃潜藏的反犹主义之火。另一方面，拉结在母亲去世后彻底失去了依托，过着非常不稳定的生活。由于母亲临终前没有立遗嘱，拉结家的生意完全由长兄掌管。虽然哥哥每月会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妹妹作家用，但是金额的多少取决于当月生意的好坏。所以，假如没有哥哥不定量的施舍，她便完全断了经济来源。1806年10 月，随着拿破仑进驻柏林，拉结的沙龙正式关闭，此后很多年里都没有动静。

拉结第二次办沙龙是在1821-1832年之间。阿伦特再次把感情受挫视作改变这个女人生活与思想方式的重要契机:与贵族马尔维茨暧昧许久却无法达到她想要的“结盟”状态，拉结毅然决定做个了断。与一个普通人结婚，抛却柏拉图式的情感，过上市民生活——这就是阿伦特为范哈根总结的第三种身份抗争形式。1814年9月27日，拉结改宗并嫁给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卡尔·奥古斯特·范哈根。她此后的婚姻生活可谓风平浪静，而年轻的传记作者阿伦特对此颇不以为然，这从她对卡尔的描述可见一斑。她认为拉结嫁给了一个把自己当作女神、航标、一生挚爱的男人，内心却并不爱这个不够聪明、不够高贵、不够浪漫的男人。尽管丈夫后来从故纸堆里翻出家谱，证明自己是冯·恩泽(von Ense)的后代，但这个贵族头衔在作者看来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丈夫给他仰慕贵族头衔的妻子找来的一丝安慰。此外，阿伦特几乎从不用冯·恩泽称呼范哈根。

然而作者并不否认，这段婚姻帮助拉结创造了后半生的安稳以及自我实现的基础。在1819年跟随丈夫从特普利茨回到柏林之后，拉结渐渐恢复了创办沙龙的信念和条件。她依然是独当一面的沙龙女主人，凭借机智和又才赢得他人尊重，甚至被尊称为“智慧女神”。沙龙不仅赋予拉结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帮她收获真正的尊重。这一时期的沙龙客人中，诗人海涅是与拉结交流最频繁也最深入的人之一。他对拉结膜拜有加，甚至将《还乡集》献给她。犹太身份带来的困惑和为争取承认而斗争的坎坷令二人惺惺相惜，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却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积极改宗，另一个虽然也改宗，却从未放弃怀疑。从书中可以读出，接受而非抗拒自己的另类存在，不再努力根除自身历史身份，令拉结真正获得了自由。承认自己是局外人、有特殊性，赋予她一种独立，使她不再做附属品或牺牲品。

在传记的最后两章，作者指出拉结对犹太身份的纠结远未结束，并断言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犹太身份带来的差异性;在这种差异中，蕴含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与不被承认。拉结对身份问题的纠结并非空穴来风，阿伦特的判断也可谓有理有据。在传记第十二章“新贵与贱民之间”中，作者引用威廉·冯·洪堡的话，佐证自己在写作中断多年之后更加坚定的认识——在听说拉结成婚后，洪堡不无嘲讽意味地说：“有人告诉我......范哈根娶了小莱文儿。这样一来，她也当上一回大使夫人，成了精英了。真是没有犹太人办不到的事。”【曾频繁出入犹太沙龙的威廉·冯·洪堡，在其著作《论人类精神》中提倡每个人充分展露自己的个性，克服偏颇，实现完善，然而这一倡议的对象似乎并不包含犹太人。洪堡一方面公开支持和捍卫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另一方面称其为“犹太群氓”(Judenpack)—作者注】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拉结·范哈根直到临终前都在强调自己是犹太人。阿伦特塑造的拉结，是一个纠缠在各种关系当中的人，尽管这个人想就自己的犹太身份与外界进行和解，但却始终没有获得成功。通过从最初因为难以理解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意义而进行的孤独探索，到最后对自我意识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爱恨交加的接受，作者追踪到这种转变的形成过程，并结合其他犹太“贱民”(Pariah)的人生历程进行解读。(除了拉结之外，被阿伦特称作 “贱民”的人还有海涅、普鲁斯特、卡夫卡、卓别林、本雅明等—作者注)她一面不无敬意地向人展示拉结为摆脱犹太身份标签所做的斗争，另一面又不得不以“永远走不出犹太身份”这一饱含悲剧意味的章节标题为这个身份抗争故事做最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