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美国污垢》（American Dirt）被大肆炒作，登上了种族争议的风口浪尖。书中开篇部分叙述主人公莉蒂亚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城开了一家书店，她在店里摆满了自己最喜欢的文学名著，但这些书卖得不是很好，于是她也囤下了所有“能让店铺盈利的流行畅销书”。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众对这本书的反感。

书中，一位准诗人变成了无情的毒枭——他是莉蒂亚最喜欢的客人，莉蒂亚的记者丈夫犀利揭露了此事，他便下令要追杀莉蒂亚全家。莉蒂亚不得不带着八岁的儿子逃命，加入到移民浪潮之中，去往美国寻求安全。

在边境危机的大背景之下，该书被出版业誉为难得一见的畅销书——莉蒂亚本人都有可能把它放进自己书店里的那种。该书的出版商称这本书“对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奥普拉的读书俱乐部也选用了此书。

但是，作者卡明斯既不是墨西哥人，也不是移民，批评家们猛烈抨击这本书的文化背景不准确，呈现出来的刻板印象也极具破坏性。边境地区至少一家图书馆已经拒绝参加奥普拉的推广活动，138位作家给奥普拉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她撤回对这部作品的背书，同时，出版商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取消了卡明斯的巡回推广。

作为一个出版行业研究者，我（指本文作者Christine Larson）认为，这种种障碍预示着出版行业太过依赖少数几本先定的“巨著”，而决定一本书是否“巨著”的看门人主要还是白人。

遗憾的是，这一模式在数字时代只会越来越强大。

扑克赌局

今天的出版业有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大众不会买很多书，普通的美国人去年一年只读了四本书。

第二，大家很难决定买哪本书，所以大多数人都会去找畅销书或是自己原来就喜欢的作家的书。

第三，没有人能够预测畅销书，即便是大型出版商。

因此，这个行业有时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扑克赌局。编辑就是局中精明的赌徒，他们深知大多数的赌局都会输：大众的购书量远远不足以让每本书都盈利。事实上，只有70%左右的书能赚回预付款。

对出版商来说，幸运的是，只要出现一本像米歇尔·奥巴马的《成为》这样的大热门，就可以补贴绝大多数不赚钱的书。

所以如果出版商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手好牌，就会孤注一掷。在出版商眼里，《美国污垢》就是一组同花顺，所以在拍卖会上拍到了七位数的价格。

既然赌上了这么多的钱，出版商就会尽其所能确保收益，将大量的营销资源投入到那几本书上，而代价就是牺牲掉了其他没有被选中的书。

谁在掌管钱袋子？

这个行业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业尚未完全觉醒，其中充斥着许多中等规模的公司，收益回报也不高。而如今，五家集团就主宰了全球出版业。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安妮塔·埃尔伯斯所说，大公司追求高利润，为一本“巨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要比分散资源经营众多小规模赌局更加省钱省力。

如果每家出版社每一季只出版一到两本重点书目，那几乎就没几个作家有希望能写出热门畅销书了。

边缘化作者更是如此，因为出版和宣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取决于其中的看门人，而85%的编辑、80%的经纪人、78%的出版高管、75%的营销和宣传人员都是白人。

不过图书行业偶尔也会出版有色人种作家的巨著，例如上文提到的《成为》还有塔亚莉·琼斯的《美国式婚姻》。黑人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在1950年就写到过，编辑“会出版一切他们认为好卖的东西”，不论作者是什么种族。

但她也指出，当涉及到有色人种作者时，编辑对于卖点的理解是极其有限的。种族斗争、歧视、压迫、苦难，这些才是卖点；边缘化人群的日常生活、生儿育女、谈情说爱？出版商对这些故事毫无兴趣。

当然，精彩的奋斗故事也很重要。但如果出版业只积极推广这一个类型的故事，读者就会遭遇到小说家奇玛曼达·阿迪契所说的“单一故事的危险”。当单一的故事被反复讲述，而读者又未曾亲身体验过这种文化，刻板印象就会越来越深地铭刻在流行文化中。出版商在这个模式中永续循环下去，也会越来越致力于推广这样的故事。

很多对《美国污垢》的批评集中在作者缺乏第一手经验，例如书中的西班牙语表达不准确，中产阶级主人公的行为和选择也不合理。

虽然早在《美国污垢》出版前，就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界内部网络曾对这本书进行评审，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些在知情读者看来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在以白人为主的出版界，卡明斯的书完全符合“单一故事”的叙事，也符合流行文化中的刻板印象。

它的缺陷恰好长在了看门人的盲点上。

互联网未兑现的承诺

互联网本应颠覆这一体系。就在10年前，权威人士和学者还在预告“看门人”时代的终结，任何人都将有机会成为成功作家。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末期确实爆发了一场数字自出版革命，以往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许多作者都可以在网上出版自己的书。

有些人甚至还赚到了钱：我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到2014年，言情小说作者的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这主要归功于自出版，特别是有色人种言情小说作者，那些被白人出版商排斥的作品也有了新的出版渠道。2009年，在自出版兴起之前，图书产业研究协会（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只认定了六种言情小说的类型；到了2015年，该协会已定下了33个类别，其中大部分是由自出版推动的，新类别包括非裔美国人、多元文化、跨种族和LGBT。

截至2018年，已经有至少160万本不同类型的书籍通过自出版发行。尽管选择在不断增多，读者群体却还是2011年的老样子。图书发行量越来越多，读者数却没有增加，因此吸引潜在买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

与此同时，许多能够推动中档图书（行业术语，指非重点推广图书）达到一般成功水平的草根出版商也在逐渐减少；能够为当地作者制造轰动效应的当地媒体要么被掏空，要么彻底消失。1991年还有约5100家独立书商，现在只剩下一半了。

如今，宣传推广成了作者自己的责任。我写的一篇论文即将发表，文中就提到作者每周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做宣传。在同一篇论文中，我还发现有色人种作家从作品中获取的收入要少于白人作家，他们用来自我推广的资源也要少很多。

显然，互联网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民主化。

不过，它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帮助到了作者。那就是社交媒体为边缘化声音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渠道，让出版业负起责任。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次这样的事件：一次是《美国污垢》，还有一次是美国言情作家协会（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处罚了一位谴责种族成见的有色人种作家，因此失去了很多赞助商。

这样的呐喊是一个重要开端。但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得从出版业内部推动结构上的改变——首先编辑的种族就得更加多元化。

2月3日，《美国污垢》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的高管会见了拉丁裔作家，承诺增强员工的种族多样性。这是出版业其他企业应该效仿的榜样。

本文作者Christine Larson系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新闻学助理教授。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