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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蝗灾是怎么来的,对中国威胁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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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蝗灾是怎么来的,对中国威胁大吗?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印度蝗灾。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印度蝗灾。

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全球发布预警,称希望全球高度戒备现在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本次蝗灾始于非洲,然后飞过红海进入欧洲和亚洲,目前已抵达巴基斯坦和印度。2月17日,《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蝗灾仅留存于部分地区,暂时不构成重大威胁。然而新一波蝗虫正在发育中,非洲可能在今年3-4月出现新的蝗群,印度可能将于今年6月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印度粮食或将减产30%-50%。巴基斯坦则于2月1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源自非洲的蝗灾规模历史罕见,直接威胁到两个大洲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界面新闻刊发《吃掉几亿人粮食的蝗灾怎么来的?》一文,详细介绍了这波蝗灾出现的前因后果。此次灾情的罪魁祸首为沙漠蝗,它是一种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东和西南亚炎热沙漠地带的蝗虫。在持续干旱、食物匮乏时,沙漠蝗将从独居状态切换为群居状态;连续降雨和天气湿润则为沙漠蝗爆炸性繁殖提供了理想条件。

2018年,两场气旋风暴袭击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无人沙漠地带,大规模降水让沙漠中出现了季节性湖泊,帮助沙漠蝗在短短九个月内繁殖了三代,让阿拉伯沙漠的蝗虫数量增加了8000倍。2019年10月、12月,非洲之角地区(非洲东北部)受印度洋偶极子(印度洋海温异常现象)影响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炎热潮湿的气候进一步推动了沙漠蝗的繁殖。

与此同时,蝗群行进路线上的各国应对不力,未能尽早遏制住灾情:也门由于连年内战缺乏防范蝗灾的行政能力,导致蝗群不受阻碍地壮大并向其他国家迁移;索马里的部分地区由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控制,政府无法在相关地区采取防控措施。

由于印度是中国的邻国,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就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广泛注意。但已经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飞至中国的记载,由于中国的气候环境和边境地区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这批沙漠蝗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大。

自古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地区一样饱受蝗灾困扰,然而其成熟的官僚制度让中国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蝗策略。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副教授赵艳萍在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中国是全球蝗虫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国家,积累的蝗虫知识最为完备,治蝗和除蝗的管理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从民间自发逐渐发展为政府监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机制。唐宋以降,地方官员亲自挂帅指挥除蝗行动已成定例,清代更是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条例有了更细致的规定,形成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

赵艳萍指出,古代中国人摸索出了一套较为高效的治蝗策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养鸭治蝗法。这一方法在水乡地区得到广泛实践,民国时期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在进入20世纪后,国际间开始开展治蝗合作,各国陆续与国际接轨,治蝗模式开始趋同,在蝗虫活动范围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过几次国际治蝗会议的交流。受西方国家新式治虫管理形式的引领,中国诸多省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昆虫局等治虫机构,中国治蝗因此进入现代化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石旺鹏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介绍了中国近些年在应对蝗灾中取得的进展。据石旺鹏介绍,中国近年来蝗灾爆发的频率低、程度轻、规模小,这归功于气候、防控措施得当、应急处理及时、防蝗体系运转效率较高。然而蝗灾不重导致的心态松懈和经费、研究投入减少也值得我们警惕。另外,此次蝗灾恰逢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知蝗虫能携带肺炎杆菌等病菌,它是否会携带能让人致病的病毒亦需要我们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蝗灾报道在中国互联网内呈现的“失实”现象。“大象公会”刊文《“4000亿只蝗虫”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追溯了微博标签“4000亿只蝗虫已到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源头,发现“4000亿只”这一数字只能在中文互联网内查找到,其中不乏来自权威媒体的正式报道。最早载有明确数字的正规报道源自中新网刊发于1月22日的报道,报道称“据美联社报道,入境肯尼亚的蝗虫达3600亿”。在美联社报道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3600亿”,只有同样被中新网引用的“在该国东北部,仅仅一个蝗虫群就长60公里,宽40公里”“它们每平方公里数量可达1.5亿只”这些关键信息。

文章指出,上述信息经过相乘的简单推导,就出现了“3600亿”这个数字。之后的“4000亿只蝗虫已到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报道,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数字衍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印度时报》于2月8日刊发了一篇题为《共同的敌人将印度与巴基斯坦团结在一起》的文章,这或许是中文世界那些“印度求和”等夸张说辞的来历。然而“大象公会”文章指出,自1939年英国在印度次大陆设立蝗虫预警组织以来,印巴虽然经历了分裂和敌对,在蝗灾防控方面一直紧密合作,今年也将一如既往。国外新闻经过中文转译出现报道偏差一方面提醒媒体工作者要更谨慎地对待难以确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提醒了身为读者的我们提高信息分辨能力的重要性。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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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向全球发布预警,称希望全球高度戒备现在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本次蝗灾始于非洲,然后飞过红海进入欧洲和亚洲,目前已抵达巴基斯坦和印度。2月17日,《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蝗灾仅留存于部分地区,暂时不构成重大威胁。然而新一波蝗虫正在发育中,非洲可能在今年3-4月出现新的蝗群,印度可能将于今年6月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印度粮食或将减产30%-50%。巴基斯坦则于2月1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源自非洲的蝗灾规模历史罕见,直接威胁到两个大洲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界面新闻刊发《吃掉几亿人粮食的蝗灾怎么来的?》一文,详细介绍了这波蝗灾出现的前因后果。此次灾情的罪魁祸首为沙漠蝗,它是一种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东和西南亚炎热沙漠地带的蝗虫。在持续干旱、食物匮乏时,沙漠蝗将从独居状态切换为群居状态;连续降雨和天气湿润则为沙漠蝗爆炸性繁殖提供了理想条件。

2018年,两场气旋风暴袭击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无人沙漠地带,大规模降水让沙漠中出现了季节性湖泊,帮助沙漠蝗在短短九个月内繁殖了三代,让阿拉伯沙漠的蝗虫数量增加了8000倍。2019年10月、12月,非洲之角地区(非洲东北部)受印度洋偶极子(印度洋海温异常现象)影响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炎热潮湿的气候进一步推动了沙漠蝗的繁殖。

与此同时,蝗群行进路线上的各国应对不力,未能尽早遏制住灾情:也门由于连年内战缺乏防范蝗灾的行政能力,导致蝗群不受阻碍地壮大并向其他国家迁移;索马里的部分地区由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控制,政府无法在相关地区采取防控措施。

由于印度是中国的邻国,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就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广泛注意。但已经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飞至中国的记载,由于中国的气候环境和边境地区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这批沙漠蝗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大。

自古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地区一样饱受蝗灾困扰,然而其成熟的官僚制度让中国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蝗策略。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副教授赵艳萍在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中国是全球蝗虫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国家,积累的蝗虫知识最为完备,治蝗和除蝗的管理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从民间自发逐渐发展为政府监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机制。唐宋以降,地方官员亲自挂帅指挥除蝗行动已成定例,清代更是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条例有了更细致的规定,形成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官由上而下监管的制度。

赵艳萍指出,古代中国人摸索出了一套较为高效的治蝗策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用家禽、飞鸟除蝗,最成功的是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养鸭治蝗法。这一方法在水乡地区得到广泛实践,民国时期甚至将养鸭治蝗法纳入到地方治蝗办法中,布告百姓执行。在进入20世纪后,国际间开始开展治蝗合作,各国陆续与国际接轨,治蝗模式开始趋同,在蝗虫活动范围预测和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过几次国际治蝗会议的交流。受西方国家新式治虫管理形式的引领,中国诸多省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昆虫局等治虫机构,中国治蝗因此进入现代化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石旺鹏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介绍了中国近些年在应对蝗灾中取得的进展。据石旺鹏介绍,中国近年来蝗灾爆发的频率低、程度轻、规模小,这归功于气候、防控措施得当、应急处理及时、防蝗体系运转效率较高。然而蝗灾不重导致的心态松懈和经费、研究投入减少也值得我们警惕。另外,此次蝗灾恰逢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知蝗虫能携带肺炎杆菌等病菌,它是否会携带能让人致病的病毒亦需要我们关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蝗灾报道在中国互联网内呈现的“失实”现象。“大象公会”刊文《“4000亿只蝗虫”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追溯了微博标签“4000亿只蝗虫已到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源头,发现“4000亿只”这一数字只能在中文互联网内查找到,其中不乏来自权威媒体的正式报道。最早载有明确数字的正规报道源自中新网刊发于1月22日的报道,报道称“据美联社报道,入境肯尼亚的蝗虫达3600亿”。在美联社报道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3600亿”,只有同样被中新网引用的“在该国东北部,仅仅一个蝗虫群就长60公里,宽40公里”“它们每平方公里数量可达1.5亿只”这些关键信息。

文章指出,上述信息经过相乘的简单推导,就出现了“3600亿”这个数字。之后的“4000亿只蝗虫已到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报道,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数字衍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印度时报》于2月8日刊发了一篇题为《共同的敌人将印度与巴基斯坦团结在一起》的文章,这或许是中文世界那些“印度求和”等夸张说辞的来历。然而“大象公会”文章指出,自1939年英国在印度次大陆设立蝗虫预警组织以来,印巴虽然经历了分裂和敌对,在蝗灾防控方面一直紧密合作,今年也将一如既往。国外新闻经过中文转译出现报道偏差一方面提醒媒体工作者要更谨慎地对待难以确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提醒了身为读者的我们提高信息分辨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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