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牧大陆出版方理想国确认，台湾诗人杨牧于3月13日午后于台北国泰医院病逝。

杨牧本名王靖献，在1950年代的台湾，15岁的他以叶珊为笔名，写下了第一首诗，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各报纸副刊和诗刊的作者。《在花莲听杨牧讲诗》一文作者郭玉洁看到，那时候，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成为台湾现代诗的高峰。杨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位少年诗人，并且同痖弦等诗人结识。

进入东海大学历史系之后，杨牧选修了徐复观的古代思想史、老庄哲学等，同时还大量阅读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济慈、雪莱等人的作品。这一时期，他受到《诗经》和浪漫主义诗歌影响颇深，他的第一本诗集《水之湄》正是这段时期的写照：

凤尾草从我裤下长到肩头了

不为什么地掩住我

说淙淙的水声是一项难遣的记忆

我只能让它写在驻足的云朵上了

1964年，受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邀请，杨牧进入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此后，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研究西方古典史诗及中世纪传奇，跟随陈世骧研究《诗经》及先秦文学。 此时越战正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伯克利是60年代反战运动的领导者，积极抗议美国政府介入越战，这让杨牧受到感染，他开始“睁开眼睛“，他意识到，知识分子不能够留在书斋，而应该介入社会。1972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期间，他将自己的笔名从“叶珊”改为“杨牧”。文风也在原来的浪漫抒情之外，增添了含蓄冷静，并且展现出更多对现实的关怀。1976年，杨牧还与中学同学叶步荣、诗人痖弦、生化学家沈燕士共同创办洪范书店出版社，后者也成为台湾纯文学出版的重镇。

过去，在金门服役时，杨牧也曾有“文学是不是也该服役社会”的思索，但那个时候，类似的思索只是建立在对浪漫主义本质的追求上，但经过了校园学生运动的洗涤，杨牧开始积极地将其文学创作介入对台湾现实社会的关怀，并确定“文学不可以自绝于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广大的社会关怀”。1986年，他发表了《有人》，其中，《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后来得到了不少热血青年的引用和改编。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关于公理和正义。

檐下倒挂着一只诡异的蜘蛛，

在虚假的阳光里翻转反覆，结网。

许久许久

我还看到冬天的蚊蚋围着纱门下

一个塑胶水桶在飞，如乌云

我许久未曾听过那么明朗详尽的陈述了，

他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

籍贯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乡愁，他说，

像我的胎记。

在半自传虚构散文《奇来前书》里，杨牧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的政治犯被枪决、人们无法自由呼吸的场景，不过直到几十年后，他的诗作才开始涉及政治。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直接用诗歌回答政治问题，正如在《有人》当中，他始终没有给公理和正义的问题给出解答，杨牧在诗集的后序当中说，雪莱曾经把诗人看作是比法官和政客更加懂得正义的人，只有当一个诗人，才不会盲从政治势力，让文学沦为宣传和政治工具。

杨牧不仅在超过半世纪的创作生涯当中写作了诸多诗歌，还曾在北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任教，身兼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与学者多重身身份，作品译为英、韩、德、法、日、瑞典、荷兰等文，获吴三连文艺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他的作品还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翻译为《绿骑：杨牧诗选》[Den grone riddaren]，该书曾荣获2011年瑞典皇家图书馆书籍艺术大奖。也正因如此，杨牧多年来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在杨牧去世的消息传来后，香港诗人廖伟棠在朋友圈用杨牧的诗作《云舟》进行纪念。而一位参与了《他们在岛屿写作——朝向一首诗的完成》纪录片（传主为杨牧）拍摄的工作人员则向记者透露，今日在病床前杨牧的妻子夏盈盈也正是用这首诗与他话别。

《云舟》

 

凡虚与实都已经试探过，在群星

后面我们心中雪亮势必前往的

地方，搭乘洁白的风帆或

那边一径等候着的大天使的翅膀

 

早年是有预言这样说，透过

孤寒的文本：届时都将在歌声里

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稳定的气流

微微震动的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