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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时代史:中日之间的“思想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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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时代史:中日之间的“思想连锁”

“我希望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你来我往、相互促动、彼此引发的思想文学关系链。”

与谈人:赵京华 等

整理:徐添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中日近代的发展道路很不同,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这半个多世纪里却共享着许多重要的话语、议题。近代文明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等思潮经由翻译传入中国,让中国知识界在使用明治时代发明的各种和制汉语表达新知识、新观念的同时,共享了某种理解近代西方话语的思维模式。因而,尽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近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中也时常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共鸣。

如何能够拾得这些同时代中的“思想连锁”乃至其中“失掉的环节”,丰富时人对近代东亚历史的认知,无疑是所有关心中日交流学人的共同目标。2019年8月,赵京华著《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0年1月9日,东方历史评论和鲁迅书店召集十余名学者,围绕“如何构筑东亚同时代史”进行了一场沙龙讨论。

以下为研讨会的讨论记录,转载时有删节。

叶彤(主持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今天的讨论内容是赵京华先生这本书《中日间的思想》。赵京华老师现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毕业于吉林大学,后来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的学者木山英雄先生。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先后在日本的琦玉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和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都知道,他近些年来在中日思想史、东亚文化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

这本书是他近十几年来重要论文的合集,这些文章中有比较广的亚洲同时代史的视野,注重时政分析,同时也采用了新的方法并且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下面我们首先请赵京华先生做开场发言。

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首先,简单地说一下我这本书的性质。这是我十年来研究中日思想文学关系的多篇论文的结集。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严密的系统化或体系的建构。虽然如此,十年来我思考的问题焦点逐渐清晰,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路数和一些基本的概念。

特别是到了最近三、四年,我逐渐感觉自己摸索到了一套新的研究日本或中日文化思想关系的新路径。我是2003年结束留学和海外生活回国的。回国后,我首先感到不满的是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中日文学比较。比较文学里的“影响比较”,往往预设一个二元的、非对称的不平等结构关系,例如A如何影响到B或者B怎样接受了A的冲击。这样一来就会遮蔽掉很多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东亚内部各民族国家间的你来我往彼此激荡的情况。

后来,我渐渐形成了新的想法,也就是说,能否在“同时代史”,特别是“东亚同时代史”这样一个框架下,重新思考近代150年来中日两国间思想文学的你来我往、相互碰撞的情形呢?当然,大家知道“同时代”的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很早就有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篇的开篇,就讲到随着商品的流通,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本跳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扩张到全世界,自此人类就处在一个“同时代”里了。

实际上,“同时代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那里,也曾提出过。他们认为,日本的战争和中国的革命在20世纪东亚乃至全球背景下发生,本身就是彼此关联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同时代”概念不是我的发明。但是,我要将其落实到中日近代关系史,特别是思想文学的历史研究上来,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这样的同时代史如何建构,恐怕要采用一些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在书的后面提到“思想连锁”,这是受京都大学山室信一先生的启发。东亚近代的思想空间里有很多被遗忘的历史环节,今天如何重新关联起来,他提出可以采用“思想连锁”的方法。所谓“思想连锁”就是要把亚洲这一区域的政治社会放到全球结构中来观察,日本是近代亚洲与西方“连锁”的一个“环节链”,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发现那些历史上“失掉的环节”。比如亚洲主义产生于日本,这和在中国后来出现的新亚洲主义,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说新的,是指1918年李大钊提出的新亚洲主义。

实际上经过研究发现,关联性非常深。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既有对日本反抗西方的某种认同,同时又有对日本亚洲主义之帝国主义要素的对抗成分。思想就是在认同与对抗的关系中才形成真正共同的思想空间的,也就是我说的同时代史。在拙著中,大概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明等级论。大家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启蒙思想,是由福泽谕吉等开启的,他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出版)中用“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元结构的观点,来分析世界大势和日本实施“文明开化”从而获得“一国独立”的必要。这个文明与野蛮对抗的观点,乃是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但在当时处于“半开化”或者“野蛮”状态下的亚洲,启蒙知识分子也普遍接受了这样的逻辑。

这个“文明等级论”,通过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而传到中国,形成晚清思想论坛的一个“文明论”焦点,但后来并没有更广泛的展开。这恐怕与中国所处被压迫、被征服的世界史位置有关。李大钊1918年提出新亚洲主义,就强调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分明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和“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而“新亚洲主义”则是要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实现亚洲民族的解放和自治。李大钊不仅在与日本的对抗中提出新亚洲主义,而且拒绝了这个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逻辑。

第二,就是亚洲主义。我把这个分成文化亚洲主义和政治亚洲主义两种来讨论。早期的日本亚洲主义从民间产生,确实有联合东亚以抗衡欧美这样一种朴素的区域文化连带感情在。可是后来变成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成了殖民侵略的意识形态。中国晚清的革命党人大都在日本有流亡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其中孙中山是最典型的代表。但后来中国人为什么放弃了亚洲主义,包括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自然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在近代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我在书中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想把日本的亚洲主义和中国的问题关联在一起,看两者之间既对抗又彼此有内在关联的复杂关系。

第三,关于日本的所谓支那学或中国学。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今天学界还在参考他们的研究。可是在战前,这个学问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殖民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如何解构掉帝国主义殖民学色彩,再回来为理解中国历史所用,是今天重要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内藤湖南等的一些著作,包括盐谷温及其与鲁迅的关系。这方面我一直想找一个对应的思想关联项,即中国的日本研究。但是很遗憾,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或日本学与日本的中国学不成比例。虽然说中国自晚清至民国有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这样一批学人和政治家发表过若干日本研究的杰出成果,但是他们的系统性远远不够。解放后,我们的日本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议题,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方面两者之间的相互对应,无法建立起来。

第四,关于中国反帝、反殖的革命特别是鲁迅对于日本的影响。我希望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你来我往、相互促动、彼此引发的思想文学关系链。其实孙中山、鲁迅、毛泽东对于世界、亚洲、日本影响都非常大,可是我们这方面做的研究不够。如果把二战以后日本的中国学(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与上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者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进行相互关联的研究,可能会有效地建立起所谓“同时代史”的论述。我在这本书里,处理了这样一些议题,核心是想要重建相互关联,彼此互通的中日近现代关系史。

以上,是我这本书大概的基本内容和立场。

赵京华

最后,朋友可能要问,我做这样的学问最终目的何在?我的确是有目的的,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价值中立的纯学问。我的目的就在于想要进一步探索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重建历史正义,最后达到实现中日两个民族和解的目标。

大家知道中日之间经历过15年战争,如果对于那段历史没有透彻理解的话,这个民族仇恨,不知道在哪一天还会爆发出来。我们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认识历史而进一步触发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理解近代中日这段复杂的关系,这样才能重建起我所说的历史正义。因此,我在讨论“文明等级论”、日本的亚洲主义和战前的支那学等问题时,对其帝国主义逻辑和殖民地学性质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也试图思索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和最终走向革命的内在理路。我想这样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历史正义。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故乡,中国是我的故乡,日本也是我的故乡。因为我在日本呆过13年,有留学也有工作的经历。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是我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根本动机所在。我这本书是一个论文的结集,体系性和严谨度远远不够,虽然主要的观点和思路在后记中有所交待。所以,我今天是带着这样的自觉坐在这里,我视这个座位为被审判席,真诚期待各位的批判。

李冬木(日本佛教大学教授):跟日本的中国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很脆弱,很薄弱,不论从资料上、方法上,还是知识点上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相比。研究明治以来的日本,其实也是研究我们自身。在理解对方的同时,也会加深对我们自身的理解。

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维度和方法论也值得注意。比如书中写到的橘朴和尾崎秀实,知道的人很少,这都是新的知识资源的贡献。接下来谈木山英雄的研究、日本的鲁迅研究,都是知识亮点。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日本的鲁迅研究史,其根本性的缺陷在于缺乏日本思想史的背景。日本为什么谈鲁迅,他们的思想史脉络又是什么?要不读这本书里所涉及到的鲁迅,你谈日本鲁迅研究史,基本是研究不清楚的。而京华先生的研究脉络则提供了日本语境。

尾崎秀实

黎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老师提到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在现代性和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任何区域主义的现代性都不能真正达到‘超克’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我们应该摆脱那种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幻想,努力从总体把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层面去寻找克服其弊端的根本性解决方案。”他对世界性资本主义,抱有非常清醒的批判性的态度,有理论的力量。譬如以“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正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中很重要的方面,他这点抓得非常好。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尾崎秀实和橘朴这两个人。赵老师上篇和下篇,分别有一篇关于橘朴的文章,可见他花了很多功夫把橘朴整理出来。橘朴的思想非常复杂。但是涉及到橘朴在“满洲国”建立王道理论的时候,赵老师还是延续以往的研究路数,做比较谨慎细致的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人需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更客观地看待。下篇还讲到鲁迅跟橘朴之间的互动,只有一次见面,但是通过史料,赵老师挖掘出两个人的思想关联,这是非常有眼光的。

我再从外行提一点不满足的地方。我也去过日本,待了一段的时间。当时去日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台湾问题的解决路径。台湾问题像一把锁,需要很多把钥匙才能打开,不可能仅凭一把钥匙就能够打开台湾这把复杂的锁。中国大陆的历史,是一把锁,荷兰是一把锁,台湾自身的发展也是一把锁,西班牙也是一把锁。也就是说,台湾本身可能关联着整个世界近代的问题,不止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它应该推及到明清易代之际和大航海时荷兰据台的时代。

所以我到日本就是为了寻找解开那把锁的“日本钥匙”。譬如跟台湾有关的一个日本人,被我们忽略了,他就是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做过东京大学的校长,曾受北海道农学院的新渡户稻造的影响。当时的北海道农学院,实际上汇集了一波非常重要的近代日本的专家,是一支很重要的学派。新渡户稻造在北海道的时候,就开始讲关于殖民地理论的问题。矢内原忠雄延续了这一殖民地研究的传统,他除了著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还有关于殖民地印度等的研究。这一块,实际是上跟中国密切关联的。

另外就是右翼这一块,我到了日本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不了解日本的右翼,就基本上不懂日本,不管你怎么讨厌它。不能因为我们跟它有着这样非常复杂的纠葛,就把它作为一个只供批判的对象,何况有的批判很简单粗浅,我觉得这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日本。我举一个例子,松永材,他的思想实际上影响着1936年日本军人。这个松永材既熟悉东洋学,对中国的学问非常了解,又非常了解西方的思想,有关于中国的研究专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大家基本上不知道他的书,这样一个学者,他的视野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他花了很多功夫研究康德,如果不了解像他那样的“右翼”,恐怕就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日本。

沙龙现场

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这部书体量很大,而且有很多论述涉及的是政治史、思想史的迄今为止介绍的比较少的人物和文本,所以阅读起来还是需要有一点背景知识的。但是感觉起来并不困难,这是因为书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非常清晰。

随着对内容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发现书名“中日间的思想”非常好。我相信它是经过作者和编者的深思熟虑后确定的。它的好在于:这里面的关键词,不是“中日”,甚至不是“思想”,而是“间”。

其实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往往说起对方时更多的想到的很多都是“间”的问题。比方说50岁以上的中国人提起高仓健,首先会联想到《追捕》,可是在日本电影史的叙述中,《追捕》根本没有什么显著的位置,在日本上映后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1980年代在中国上映时才引发了空前的轰动。这就是一个“间”的问题。

电影《追捕》海报

因为不论研究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时代,恐怕“间”都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处的位置。“间”的问题,不仅仅是思想的,也有政治的、文化的。比如说150年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或者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关于他们也是应该有“间”的生活史论述。

如果把“间”的问题,作为我们共同关心、未来具有开拓的研究领域,“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应该有什么关键词乃至问题体系?恐怕“战争”也必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间”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视角,来共同完成中日间的文化领域或者学术领域的建构。同时我想强调的是,“间”的问题也往往是被遮蔽的,隐形的,需要从历史中去挖掘和打捞。因为它在既有国别史叙事中往往是被遗忘的,甚至有很多难于处理但却必须面对的问题。

除了中日之外,亚洲也是一个比较的参照。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日放在一个多极体系之下,动态地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书里用的“亚洲”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也可以作为彼此共通的“间”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也希望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还能补充不同的视角。因为 “间”的问题还可以有文化的和文学的视角。

这本书让我思考如何运用同样的学术意识,探讨“东亚同时代史”中的文学艺术相关的问题,如何建构中日“间”的文学史或者文化史。这是我的一点思考和感想。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想就“同时代”这个概念表达一下拙见:从明治以来中日间的同时代性,可能是一种假象。

不管是历史发展阶段,还是精神世界,中日的历史进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9世纪后期,当时中国还是奉行朝贡体系的时候,日本已经进入了殖民帝国的建构;到了20世纪初,中国开始兴起民族主义的时候,已然成为亚洲霸主的日本提倡亚洲主义,恰恰是要打压中国的民族主义,它要重建中华,要重建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所以中日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那也就意味着中日之间不存在同时代性。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他所处的同时代史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同时代史,要看他与历史一起进行摸索,如果他提出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那么并不能说明他进入了同时代史。

以竹内好为例,他在战后提出有关战争的二重性,他对此的理解,我们现在看来可以说是错误的。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在历史之外。但是竹内好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与历史是互动的,个人只有不断地搏斗,才能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同时代史,是不是能够提出同时代史所具有的问题,非常困难。从这个问题再引申到尾崎秀实的问题。尾崎秀实研究本来在中国非常薄弱。赵老师做了很多填补空白的工作。但是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大多出自后人于1970年代所编的《尾崎秀实著作集》,这衍生出的问题是:尾崎的身份非常特殊,他在中国是一个间谍,他利用公开身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在日本占领区所作的发言,看不出跟其他为了国家利益在华活动的日本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连他自己都对他在当时的中国写下的文字都感到非常羞愧。赵老师在书中引用了很多他在狱中写的文字,但这些文字是后来才公布于世的。所以当赵老师所说的尾崎对中国的言论,是在后世、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回望尾崎时,才好不容易发现他有不少不同于时流的言论,而由于那些对中国问题的卓越见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展顶峰之时,违背日本利益的言论,日本也不可能容许它问世。也就是说,他那卓越的中国观并没有与中国的同时代史形成互动、产生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来谈论他的同时代性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中,讲到战前京都支那学的重要代表小岛祐马在1950年出版的两部著作时,作者评价,“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社会经济史视角的小岛祐马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是比较保守的,……他招致亲近中共的日本左翼人士的不满。从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来阐释现代中国的革命,在与日本和俄国的比较中观察这一革命的属性和特质,这种方法也并没有在后来得到有力的传承”,而1950年之后的中日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所以小岛的研究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罕有人问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表明这种视野的同时代性呢?

虽然我认为由于明治以来的中日之间不具有同时代性、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同时代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赵老师所体现出来的多向的、交叉互动的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都非常值得学习。在中日之间大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本书所涉及的左翼问题,还有鲁迅跟盐谷温交往经历,却也体现了同时代性。所以需要我们去仔细甄别人物、事件的具体特征。

赵京华:你说同时代史是一假象,正像同文同种是一个假说一样,或者说是不可信的东西,这个我也认同。同时代史如何能够做实,这确实非常难。我只是把它作为方法,作为一个视角来处理。我要重建中日之间各种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或者关联性。

有人说要理解近代日本,必须看日本的战争,要理解中国,就要看中国的革命。因为近代日本走过的是战争的历史,或者说其近代化的历史也是在战争的历史。而中国走出的是革命的道路,所以如何同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同时代史里是有各种对抗、不协调、矛盾分裂,甚至是战争的。但是我说的同时代史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同时代史。在这样的视野下看中日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打通一些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方面。我只是在这个方面着力去做,在此我虚心接受陈老师的建议,继续做概念史的研究,把同时代史做的更好。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东亚同时代史:中日之间的“思想连锁”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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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你来我往、相互促动、彼此引发的思想文学关系链。”

与谈人:赵京华 等

整理:徐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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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的发展道路很不同,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这半个多世纪里却共享着许多重要的话语、议题。近代文明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等思潮经由翻译传入中国,让中国知识界在使用明治时代发明的各种和制汉语表达新知识、新观念的同时,共享了某种理解近代西方话语的思维模式。因而,尽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近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中也时常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共鸣。

如何能够拾得这些同时代中的“思想连锁”乃至其中“失掉的环节”,丰富时人对近代东亚历史的认知,无疑是所有关心中日交流学人的共同目标。2019年8月,赵京华著《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0年1月9日,东方历史评论和鲁迅书店召集十余名学者,围绕“如何构筑东亚同时代史”进行了一场沙龙讨论。

以下为研讨会的讨论记录,转载时有删节。

叶彤(主持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今天的讨论内容是赵京华先生这本书《中日间的思想》。赵京华老师现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毕业于吉林大学,后来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的学者木山英雄先生。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先后在日本的琦玉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和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都知道,他近些年来在中日思想史、东亚文化史方面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

这本书是他近十几年来重要论文的合集,这些文章中有比较广的亚洲同时代史的视野,注重时政分析,同时也采用了新的方法并且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下面我们首先请赵京华先生做开场发言。

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首先,简单地说一下我这本书的性质。这是我十年来研究中日思想文学关系的多篇论文的结集。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严密的系统化或体系的建构。虽然如此,十年来我思考的问题焦点逐渐清晰,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路数和一些基本的概念。

特别是到了最近三、四年,我逐渐感觉自己摸索到了一套新的研究日本或中日文化思想关系的新路径。我是2003年结束留学和海外生活回国的。回国后,我首先感到不满的是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中日文学比较。比较文学里的“影响比较”,往往预设一个二元的、非对称的不平等结构关系,例如A如何影响到B或者B怎样接受了A的冲击。这样一来就会遮蔽掉很多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东亚内部各民族国家间的你来我往彼此激荡的情况。

后来,我渐渐形成了新的想法,也就是说,能否在“同时代史”,特别是“东亚同时代史”这样一个框架下,重新思考近代150年来中日两国间思想文学的你来我往、相互碰撞的情形呢?当然,大家知道“同时代”的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很早就有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篇的开篇,就讲到随着商品的流通,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本跳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扩张到全世界,自此人类就处在一个“同时代”里了。

实际上,“同时代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那里,也曾提出过。他们认为,日本的战争和中国的革命在20世纪东亚乃至全球背景下发生,本身就是彼此关联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同时代”概念不是我的发明。但是,我要将其落实到中日近代关系史,特别是思想文学的历史研究上来,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这样的同时代史如何建构,恐怕要采用一些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在书的后面提到“思想连锁”,这是受京都大学山室信一先生的启发。东亚近代的思想空间里有很多被遗忘的历史环节,今天如何重新关联起来,他提出可以采用“思想连锁”的方法。所谓“思想连锁”就是要把亚洲这一区域的政治社会放到全球结构中来观察,日本是近代亚洲与西方“连锁”的一个“环节链”,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发现那些历史上“失掉的环节”。比如亚洲主义产生于日本,这和在中国后来出现的新亚洲主义,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说新的,是指1918年李大钊提出的新亚洲主义。

实际上经过研究发现,关联性非常深。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既有对日本反抗西方的某种认同,同时又有对日本亚洲主义之帝国主义要素的对抗成分。思想就是在认同与对抗的关系中才形成真正共同的思想空间的,也就是我说的同时代史。在拙著中,大概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明等级论。大家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启蒙思想,是由福泽谕吉等开启的,他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出版)中用“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元结构的观点,来分析世界大势和日本实施“文明开化”从而获得“一国独立”的必要。这个文明与野蛮对抗的观点,乃是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但在当时处于“半开化”或者“野蛮”状态下的亚洲,启蒙知识分子也普遍接受了这样的逻辑。

这个“文明等级论”,通过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而传到中国,形成晚清思想论坛的一个“文明论”焦点,但后来并没有更广泛的展开。这恐怕与中国所处被压迫、被征服的世界史位置有关。李大钊1918年提出新亚洲主义,就强调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分明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和“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而“新亚洲主义”则是要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实现亚洲民族的解放和自治。李大钊不仅在与日本的对抗中提出新亚洲主义,而且拒绝了这个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逻辑。

第二,就是亚洲主义。我把这个分成文化亚洲主义和政治亚洲主义两种来讨论。早期的日本亚洲主义从民间产生,确实有联合东亚以抗衡欧美这样一种朴素的区域文化连带感情在。可是后来变成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成了殖民侵略的意识形态。中国晚清的革命党人大都在日本有流亡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其中孙中山是最典型的代表。但后来中国人为什么放弃了亚洲主义,包括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自然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在近代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我在书中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想把日本的亚洲主义和中国的问题关联在一起,看两者之间既对抗又彼此有内在关联的复杂关系。

第三,关于日本的所谓支那学或中国学。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今天学界还在参考他们的研究。可是在战前,这个学问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殖民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如何解构掉帝国主义殖民学色彩,再回来为理解中国历史所用,是今天重要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讨论了内藤湖南等的一些著作,包括盐谷温及其与鲁迅的关系。这方面我一直想找一个对应的思想关联项,即中国的日本研究。但是很遗憾,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或日本学与日本的中国学不成比例。虽然说中国自晚清至民国有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这样一批学人和政治家发表过若干日本研究的杰出成果,但是他们的系统性远远不够。解放后,我们的日本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议题,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方面两者之间的相互对应,无法建立起来。

第四,关于中国反帝、反殖的革命特别是鲁迅对于日本的影响。我希望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你来我往、相互促动、彼此引发的思想文学关系链。其实孙中山、鲁迅、毛泽东对于世界、亚洲、日本影响都非常大,可是我们这方面做的研究不够。如果把二战以后日本的中国学(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与上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者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进行相互关联的研究,可能会有效地建立起所谓“同时代史”的论述。我在这本书里,处理了这样一些议题,核心是想要重建相互关联,彼此互通的中日近现代关系史。

以上,是我这本书大概的基本内容和立场。

赵京华

最后,朋友可能要问,我做这样的学问最终目的何在?我的确是有目的的,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价值中立的纯学问。我的目的就在于想要进一步探索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重建历史正义,最后达到实现中日两个民族和解的目标。

大家知道中日之间经历过15年战争,如果对于那段历史没有透彻理解的话,这个民族仇恨,不知道在哪一天还会爆发出来。我们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认识历史而进一步触发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理解近代中日这段复杂的关系,这样才能重建起我所说的历史正义。因此,我在讨论“文明等级论”、日本的亚洲主义和战前的支那学等问题时,对其帝国主义逻辑和殖民地学性质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也试图思索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和最终走向革命的内在理路。我想这样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历史正义。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故乡,中国是我的故乡,日本也是我的故乡。因为我在日本呆过13年,有留学也有工作的经历。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是我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根本动机所在。我这本书是一个论文的结集,体系性和严谨度远远不够,虽然主要的观点和思路在后记中有所交待。所以,我今天是带着这样的自觉坐在这里,我视这个座位为被审判席,真诚期待各位的批判。

李冬木(日本佛教大学教授):跟日本的中国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很脆弱,很薄弱,不论从资料上、方法上,还是知识点上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相比。研究明治以来的日本,其实也是研究我们自身。在理解对方的同时,也会加深对我们自身的理解。

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维度和方法论也值得注意。比如书中写到的橘朴和尾崎秀实,知道的人很少,这都是新的知识资源的贡献。接下来谈木山英雄的研究、日本的鲁迅研究,都是知识亮点。我最近看到有人写日本的鲁迅研究史,其根本性的缺陷在于缺乏日本思想史的背景。日本为什么谈鲁迅,他们的思想史脉络又是什么?要不读这本书里所涉及到的鲁迅,你谈日本鲁迅研究史,基本是研究不清楚的。而京华先生的研究脉络则提供了日本语境。

尾崎秀实

黎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老师提到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在现代性和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任何区域主义的现代性都不能真正达到‘超克’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我们应该摆脱那种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幻想,努力从总体把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层面去寻找克服其弊端的根本性解决方案。”他对世界性资本主义,抱有非常清醒的批判性的态度,有理论的力量。譬如以“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正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中很重要的方面,他这点抓得非常好。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尾崎秀实和橘朴这两个人。赵老师上篇和下篇,分别有一篇关于橘朴的文章,可见他花了很多功夫把橘朴整理出来。橘朴的思想非常复杂。但是涉及到橘朴在“满洲国”建立王道理论的时候,赵老师还是延续以往的研究路数,做比较谨慎细致的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人需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更客观地看待。下篇还讲到鲁迅跟橘朴之间的互动,只有一次见面,但是通过史料,赵老师挖掘出两个人的思想关联,这是非常有眼光的。

我再从外行提一点不满足的地方。我也去过日本,待了一段的时间。当时去日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台湾问题的解决路径。台湾问题像一把锁,需要很多把钥匙才能打开,不可能仅凭一把钥匙就能够打开台湾这把复杂的锁。中国大陆的历史,是一把锁,荷兰是一把锁,台湾自身的发展也是一把锁,西班牙也是一把锁。也就是说,台湾本身可能关联着整个世界近代的问题,不止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它应该推及到明清易代之际和大航海时荷兰据台的时代。

所以我到日本就是为了寻找解开那把锁的“日本钥匙”。譬如跟台湾有关的一个日本人,被我们忽略了,他就是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做过东京大学的校长,曾受北海道农学院的新渡户稻造的影响。当时的北海道农学院,实际上汇集了一波非常重要的近代日本的专家,是一支很重要的学派。新渡户稻造在北海道的时候,就开始讲关于殖民地理论的问题。矢内原忠雄延续了这一殖民地研究的传统,他除了著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还有关于殖民地印度等的研究。这一块,实际是上跟中国密切关联的。

另外就是右翼这一块,我到了日本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不了解日本的右翼,就基本上不懂日本,不管你怎么讨厌它。不能因为我们跟它有着这样非常复杂的纠葛,就把它作为一个只供批判的对象,何况有的批判很简单粗浅,我觉得这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日本。我举一个例子,松永材,他的思想实际上影响着1936年日本军人。这个松永材既熟悉东洋学,对中国的学问非常了解,又非常了解西方的思想,有关于中国的研究专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大家基本上不知道他的书,这样一个学者,他的视野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他花了很多功夫研究康德,如果不了解像他那样的“右翼”,恐怕就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日本。

沙龙现场

秦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这部书体量很大,而且有很多论述涉及的是政治史、思想史的迄今为止介绍的比较少的人物和文本,所以阅读起来还是需要有一点背景知识的。但是感觉起来并不困难,这是因为书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非常清晰。

随着对内容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发现书名“中日间的思想”非常好。我相信它是经过作者和编者的深思熟虑后确定的。它的好在于:这里面的关键词,不是“中日”,甚至不是“思想”,而是“间”。

其实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往往说起对方时更多的想到的很多都是“间”的问题。比方说50岁以上的中国人提起高仓健,首先会联想到《追捕》,可是在日本电影史的叙述中,《追捕》根本没有什么显著的位置,在日本上映后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1980年代在中国上映时才引发了空前的轰动。这就是一个“间”的问题。

电影《追捕》海报

因为不论研究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时代,恐怕“间”都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处的位置。“间”的问题,不仅仅是思想的,也有政治的、文化的。比如说150年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或者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关于他们也是应该有“间”的生活史论述。

如果把“间”的问题,作为我们共同关心、未来具有开拓的研究领域,“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应该有什么关键词乃至问题体系?恐怕“战争”也必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间”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视角,来共同完成中日间的文化领域或者学术领域的建构。同时我想强调的是,“间”的问题也往往是被遮蔽的,隐形的,需要从历史中去挖掘和打捞。因为它在既有国别史叙事中往往是被遗忘的,甚至有很多难于处理但却必须面对的问题。

除了中日之外,亚洲也是一个比较的参照。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日放在一个多极体系之下,动态地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书里用的“亚洲”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也可以作为彼此共通的“间”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也希望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还能补充不同的视角。因为 “间”的问题还可以有文化的和文学的视角。

这本书让我思考如何运用同样的学术意识,探讨“东亚同时代史”中的文学艺术相关的问题,如何建构中日“间”的文学史或者文化史。这是我的一点思考和感想。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想就“同时代”这个概念表达一下拙见:从明治以来中日间的同时代性,可能是一种假象。

不管是历史发展阶段,还是精神世界,中日的历史进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9世纪后期,当时中国还是奉行朝贡体系的时候,日本已经进入了殖民帝国的建构;到了20世纪初,中国开始兴起民族主义的时候,已然成为亚洲霸主的日本提倡亚洲主义,恰恰是要打压中国的民族主义,它要重建中华,要重建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所以中日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那也就意味着中日之间不存在同时代性。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他所处的同时代史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同时代史,要看他与历史一起进行摸索,如果他提出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那么并不能说明他进入了同时代史。

以竹内好为例,他在战后提出有关战争的二重性,他对此的理解,我们现在看来可以说是错误的。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在历史之外。但是竹内好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与历史是互动的,个人只有不断地搏斗,才能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同时代史,是不是能够提出同时代史所具有的问题,非常困难。从这个问题再引申到尾崎秀实的问题。尾崎秀实研究本来在中国非常薄弱。赵老师做了很多填补空白的工作。但是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大多出自后人于1970年代所编的《尾崎秀实著作集》,这衍生出的问题是:尾崎的身份非常特殊,他在中国是一个间谍,他利用公开身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在日本占领区所作的发言,看不出跟其他为了国家利益在华活动的日本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连他自己都对他在当时的中国写下的文字都感到非常羞愧。赵老师在书中引用了很多他在狱中写的文字,但这些文字是后来才公布于世的。所以当赵老师所说的尾崎对中国的言论,是在后世、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回望尾崎时,才好不容易发现他有不少不同于时流的言论,而由于那些对中国问题的卓越见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展顶峰之时,违背日本利益的言论,日本也不可能容许它问世。也就是说,他那卓越的中国观并没有与中国的同时代史形成互动、产生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来谈论他的同时代性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中,讲到战前京都支那学的重要代表小岛祐马在1950年出版的两部著作时,作者评价,“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社会经济史视角的小岛祐马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是比较保守的,……他招致亲近中共的日本左翼人士的不满。从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来阐释现代中国的革命,在与日本和俄国的比较中观察这一革命的属性和特质,这种方法也并没有在后来得到有力的传承”,而1950年之后的中日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所以小岛的研究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罕有人问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表明这种视野的同时代性呢?

虽然我认为由于明治以来的中日之间不具有同时代性、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同时代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赵老师所体现出来的多向的、交叉互动的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都非常值得学习。在中日之间大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本书所涉及的左翼问题,还有鲁迅跟盐谷温交往经历,却也体现了同时代性。所以需要我们去仔细甄别人物、事件的具体特征。

赵京华:你说同时代史是一假象,正像同文同种是一个假说一样,或者说是不可信的东西,这个我也认同。同时代史如何能够做实,这确实非常难。我只是把它作为方法,作为一个视角来处理。我要重建中日之间各种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或者关联性。

有人说要理解近代日本,必须看日本的战争,要理解中国,就要看中国的革命。因为近代日本走过的是战争的历史,或者说其近代化的历史也是在战争的历史。而中国走出的是革命的道路,所以如何同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同时代史里是有各种对抗、不协调、矛盾分裂,甚至是战争的。但是我说的同时代史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同时代史。在这样的视野下看中日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打通一些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方面。我只是在这个方面着力去做,在此我虚心接受陈老师的建议,继续做概念史的研究,把同时代史做的更好。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东亚同时代史:中日之间的“思想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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