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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美国左右派的意识形态都在强化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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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美国左右派的意识形态都在强化不平等

“弱势阶层感到被社会民主派政党抛弃,而这种被抛弃感乃是反移民话术及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生根发芽的上佳土壤。”

伊丽莎白·沃伦通过视频参加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 图片来源:Andrew Harnik/Bloomberg News

面对把自己所在的党改造成了种族主义、厌女和排外之党的特朗普总统,美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捍卫世界民主与经济实力旗舰的组织。但现在的驴党还承担不起这个任务。过去十年来,随着共和党进一步拥抱一种无视事实的怨恨意识形态,民主党丢掉了州立法机构席位的半数,众议院丢掉22席并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更把白宫拱手让给了史上最有害的总统候选人。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里对此提出了解释。民主党——与全世界的左倾政党一样,未能有力地应对1980年代以来全球保守派的回潮。它就像英国的新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一样,抛弃了一度为其根基的工人阶级选民:“改善众多弱势人群的待遇已不再是其焦点。如今它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服务在教育竞争中胜出的那些人的利益上。”皮凯蒂深入分析了来自多个国家的选后民调并指出,民主党在2016年时不仅是高学历者之党,甚至还沦为了高收入者之党。

西方世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围绕贫富分化来展开的。如今,这一中心点已被国家或族群认同之争以及反移民的本土主义者和支持移民的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所取代。皮凯蒂考察了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发现向身份政治的转变乃是左翼政党投靠市场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弱势阶层感到被(广义上的)社会民主派政党抛弃,而这种被抛弃感乃是反移民话术及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生根发芽的上佳土壤。”

(选填)图片描述

但未来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皮凯蒂的上一部大作《21世纪资本论》以r>g这一论断而闻名:即投资回报率(r)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里比经济增长率(g)要高,富者更富的趋势难以逆转——这一点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显得尤其突出。针对此书的最尖锐批评之一认为,r>g并非无可逃避的自然法则,而是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结果;改变了制度,则历史进程也将随之改变。

《资本与意识形态》正是皮凯蒂对此质疑的回答。这本书既谈世界史又讲历史理论,每个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体制”,维系它的不仅是强力,还有意识形态:“每一不平等的体制都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正义理论。不平等需要被正当化,它们必须仰仗一幅可信的、融贯的有关理想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图景。”大半本书都在讲这些意识形态如何有助于巩固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从封建和奴隶社会,一直讲到殖民体制乃至于今天的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t)世界。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无非是受经济上的阶级斗争驱使的体系的“上层建筑”,而皮凯蒂则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他提出,在某一体制崩溃的历史关头,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不同的政治行动者提出有关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新愿景的能力。

这就牵涉到了当今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广泛的错位(dislocation),人们对全球不平等之规模的意识愈发提高(很大程度上拜皮凯蒂及其同行所赐),主流的经济教条——市场竞争是一切善好之源,公共政策必须限于使市场运转更佳——在许多被抛到收入分配的错误一端的人听来十分空洞。新冠疫情对贫富阶层影响的极端不均或许会进一步强化此不满。

简言之,展望新社会正当其时。相较于《21世纪资本论》的悲观基调——财富自然倾向于集中,《资本与意识形态》里的皮凯蒂更像个乐观主义者。为克服极端不平等和为害甚大的民族主义,他倡导一种结合了经济正义和跨界合作的“社会-联邦主义(social-federalist)”意识形态,包含对每个年轻人的教育进行平等投资、工人参与管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能满足的社会安全网、对资本流通征收累进税等要素的经济秩序。

但谁来做这一事业的领军者?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诸多一度持左翼立场的政党面对右翼回潮只是随波逐流。自1990年代初期新派民主党人崛起以来,建制派就一直在对市场竞争、私人领域、小政府、财政紧缩和金融上的去规制表忠心。响应克林顿总统“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的口号,民主党领导层纷纷和工会、福利项目及再分配等尴尬遗产划清界限。近几十年来,民主党人反复强调公共政策必须考虑铁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时至今日也无力为自己一手造就的局面找到出路。”

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精英只在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间做抉择:一个党推崇教育上的成就与理性,另一个党则偏爱企业家和财富。二者都假定了竞争市场的第一性,且都将其后果归结为功绩制体系(meritocratic system)的自然运作。与早期体系信奉出身或种族优势相比,这一共享的功绩制意识形态在为不平等辩护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将不平等视为自然(市场)力量——运转于机会平等这一预设起点(无论它的虚构性有多强)之上——的纯粹产物。

但正如皮凯蒂指出的,“假如不谈贫富间的再分配……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一个民族-国家依旧能自由施展的场所,那就是定义和控制其边界。”如此一来,两个党都亲近市场,但一个党认为美国是乡村、白人和基督徒的,另一个党则认为美国应拥抱多样性、世界主义与城市。在半数人口只知道自己收入停滞且经济日趋不安定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党带来的是技术官僚精英施舍的微薄经济福利,另一个党则承诺要以贸易战取胜和驱逐移民来恢复其业已消退的荣光。

按皮凯蒂的论述,如今正是以新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新联盟的时机。对于美国,他肯定了诸如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人提出的构想,如对富人增税、实行财产税以及建立全民健保等。然而,《资本与意识形态》出版以来,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却和党内的进步一翼渐行渐远,把赌注押在了曾在奥巴马时代任副总统的拜登身上——他向富有的选战资助者们承诺“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期待他能在选举中击败特朗普,而没有以更彻底的态度来倡导经济正义。

或许如此。但只要民主党还陷在信奉市场驱动型增长及所谓机会平等的老一套意识形态里,我们的政治体系就会继续被两大党派把持,而主导两党的不过是经济精英里相互竞争的两个派别。我们的生活将继续笼罩在不平等的体制下,除非其中某个党决定为经济正义以及99%的人——而非超资本主义和1%的人——振臂一呼。你不妨打个赌:这个党肯定不会是共和党。

作者James Kwak系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教授、南部人权中心总负责人,最新著作为《夺回我们的党:复兴民主党的遗产》(Take Back Our Party: Restoring the Democratic Legacy)。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The American ideology, o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at props up inequality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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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美国左右派的意识形态都在强化不平等

“弱势阶层感到被社会民主派政党抛弃,而这种被抛弃感乃是反移民话术及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生根发芽的上佳土壤。”

伊丽莎白·沃伦通过视频参加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 图片来源:Andrew Harnik/Bloomberg News

面对把自己所在的党改造成了种族主义、厌女和排外之党的特朗普总统,美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捍卫世界民主与经济实力旗舰的组织。但现在的驴党还承担不起这个任务。过去十年来,随着共和党进一步拥抱一种无视事实的怨恨意识形态,民主党丢掉了州立法机构席位的半数,众议院丢掉22席并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更把白宫拱手让给了史上最有害的总统候选人。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里对此提出了解释。民主党——与全世界的左倾政党一样,未能有力地应对1980年代以来全球保守派的回潮。它就像英国的新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一样,抛弃了一度为其根基的工人阶级选民:“改善众多弱势人群的待遇已不再是其焦点。如今它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服务在教育竞争中胜出的那些人的利益上。”皮凯蒂深入分析了来自多个国家的选后民调并指出,民主党在2016年时不仅是高学历者之党,甚至还沦为了高收入者之党。

西方世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围绕贫富分化来展开的。如今,这一中心点已被国家或族群认同之争以及反移民的本土主义者和支持移民的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所取代。皮凯蒂考察了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发现向身份政治的转变乃是左翼政党投靠市场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弱势阶层感到被(广义上的)社会民主派政党抛弃,而这种被抛弃感乃是反移民话术及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生根发芽的上佳土壤。”

(选填)图片描述

但未来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皮凯蒂的上一部大作《21世纪资本论》以r>g这一论断而闻名:即投资回报率(r)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里比经济增长率(g)要高,富者更富的趋势难以逆转——这一点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显得尤其突出。针对此书的最尖锐批评之一认为,r>g并非无可逃避的自然法则,而是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结果;改变了制度,则历史进程也将随之改变。

《资本与意识形态》正是皮凯蒂对此质疑的回答。这本书既谈世界史又讲历史理论,每个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体制”,维系它的不仅是强力,还有意识形态:“每一不平等的体制都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正义理论。不平等需要被正当化,它们必须仰仗一幅可信的、融贯的有关理想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图景。”大半本书都在讲这些意识形态如何有助于巩固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从封建和奴隶社会,一直讲到殖民体制乃至于今天的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t)世界。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无非是受经济上的阶级斗争驱使的体系的“上层建筑”,而皮凯蒂则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他提出,在某一体制崩溃的历史关头,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不同的政治行动者提出有关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新愿景的能力。

这就牵涉到了当今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广泛的错位(dislocation),人们对全球不平等之规模的意识愈发提高(很大程度上拜皮凯蒂及其同行所赐),主流的经济教条——市场竞争是一切善好之源,公共政策必须限于使市场运转更佳——在许多被抛到收入分配的错误一端的人听来十分空洞。新冠疫情对贫富阶层影响的极端不均或许会进一步强化此不满。

简言之,展望新社会正当其时。相较于《21世纪资本论》的悲观基调——财富自然倾向于集中,《资本与意识形态》里的皮凯蒂更像个乐观主义者。为克服极端不平等和为害甚大的民族主义,他倡导一种结合了经济正义和跨界合作的“社会-联邦主义(social-federalist)”意识形态,包含对每个年轻人的教育进行平等投资、工人参与管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能满足的社会安全网、对资本流通征收累进税等要素的经济秩序。

但谁来做这一事业的领军者?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诸多一度持左翼立场的政党面对右翼回潮只是随波逐流。自1990年代初期新派民主党人崛起以来,建制派就一直在对市场竞争、私人领域、小政府、财政紧缩和金融上的去规制表忠心。响应克林顿总统“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的口号,民主党领导层纷纷和工会、福利项目及再分配等尴尬遗产划清界限。近几十年来,民主党人反复强调公共政策必须考虑铁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时至今日也无力为自己一手造就的局面找到出路。”

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精英只在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间做抉择:一个党推崇教育上的成就与理性,另一个党则偏爱企业家和财富。二者都假定了竞争市场的第一性,且都将其后果归结为功绩制体系(meritocratic system)的自然运作。与早期体系信奉出身或种族优势相比,这一共享的功绩制意识形态在为不平等辩护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将不平等视为自然(市场)力量——运转于机会平等这一预设起点(无论它的虚构性有多强)之上——的纯粹产物。

但正如皮凯蒂指出的,“假如不谈贫富间的再分配……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一个民族-国家依旧能自由施展的场所,那就是定义和控制其边界。”如此一来,两个党都亲近市场,但一个党认为美国是乡村、白人和基督徒的,另一个党则认为美国应拥抱多样性、世界主义与城市。在半数人口只知道自己收入停滞且经济日趋不安定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党带来的是技术官僚精英施舍的微薄经济福利,另一个党则承诺要以贸易战取胜和驱逐移民来恢复其业已消退的荣光。

按皮凯蒂的论述,如今正是以新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新联盟的时机。对于美国,他肯定了诸如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人提出的构想,如对富人增税、实行财产税以及建立全民健保等。然而,《资本与意识形态》出版以来,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却和党内的进步一翼渐行渐远,把赌注押在了曾在奥巴马时代任副总统的拜登身上——他向富有的选战资助者们承诺“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期待他能在选举中击败特朗普,而没有以更彻底的态度来倡导经济正义。

或许如此。但只要民主党还陷在信奉市场驱动型增长及所谓机会平等的老一套意识形态里,我们的政治体系就会继续被两大党派把持,而主导两党的不过是经济精英里相互竞争的两个派别。我们的生活将继续笼罩在不平等的体制下,除非其中某个党决定为经济正义以及99%的人——而非超资本主义和1%的人——振臂一呼。你不妨打个赌:这个党肯定不会是共和党。

作者James Kwak系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教授、南部人权中心总负责人,最新著作为《夺回我们的党:复兴民主党的遗产》(Take Back Our Party: Restoring the Democratic Legacy)。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The American ideology, o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at props up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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