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世卫组织宣布非洲出现了第11次埃博拉疫情。随后，＃血疫＃一词迅速登上微博热搜，一度高居热搜榜第4位。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感染人类以来，疫情反复在非洲大陆出现，常常是来去匆匆。尽管缺少应对它的有效手段，但是人类每次都侥幸逃过一劫。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为了证明绝大多数专家看走了眼，大自然往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血疫》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在续作《血殇》中写下的话。2014年，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血殇》正是对这次疫情的再现。

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超大部分人的想象，以至于远在亚洲的中国都派遣了医疗救援队前往非洲支援。这批医疗救援队员，也成为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的“主力军”——非洲人民和医护人员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对全人类都有帮助。

昨天还有一则令人心痛的新闻：因抗击新冠疫情被感染、用药治疗后“面容变黑”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胡卫锋医治无效去世了。医护人员用他们无畏的牺牲时刻提醒我们：“他们是挡在病毒和你我之间的一道防线。尽管这条防线是那么薄弱，正在牺牲中不断消融。”

这句话同样出自《血殇》。在这本书里，理查德·普雷斯顿塑造了许多英勇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杰出医务工作者的形象，比如让-弗朗索瓦·卢泊尔博士，他是比利时驻扎伊尔医疗救助组织的主管。在下面的故事里，卢泊尔博士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妇接生。为了拯救幼小的生命，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今天，我们共同阅读这位卢泊尔医生的故事，并向所有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文 |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译 | 姚向辉

卢泊尔听见敲门声就下了床。天色尚黑，黎明未至。他打开门，看见杰诺薇瓦修女站在门口。她说有个正在分娩的女人被送进医院。情形看上去不太好。

卢泊尔穿上衣服，拿起他的医疗包，跟着修女走向医院门口的空地，女人躺在担架上，家庭成员围着她。他用手电筒照亮她，发现她的眼白呈鲜红色，弥漫性出血。这是这种病毒的临床特征之一。她汗出如浆，病情危重，发着高烧。她显然濒临死亡。

卢泊尔看着这个女人，内心一时间充满恐惧。她在发高烧，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他心想。有两条生命岌岌可危。通常他会立刻做剖宫产手术。但是，被那种无名病毒感染的怀孕女性的传染性很可能极强。切开母亲的身体会产生大量血液。助产士比埃塔修女的遭遇就是例证。她为濒临死亡的病重孕妇接生后感染了病毒。

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没有携带病毒。假如她没有携带病毒，他就不能带她进医院，切开她的皮肤，将她的血液系统暴露在病毒之下。他绝对不能在产科病房做任何手术，因为分娩台上有血，产房里到处扔着沾血的绷带和棉塞。手术室的情况同样糟糕。

“医院里到处都是病毒。”他对杰诺薇瓦修女说。

他决定在室外做手术。但他还是需要手术台。他问杰诺薇瓦修女修女能不能从厨房或餐厅搬一张桌子出来，放在外面的门廊上。修女匆忙离开后，他穿上外科手术的防护服——棉布罩衫、帽子、棉布手术口罩、橡胶手套。病毒通过体液传播。他必须确保孕妇的体液不接触他的皮肤和身上所有的黏膜组织，尤其是眼睛和口腔。

杰诺薇瓦修女带着两个男人搬来了一张桌子。他们把桌子放在门廊的一个电灯泡底下。男人们把女人用担架抬上门廊，然后滑到桌子上。她似乎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两个男人里有一个是护士，名叫苏卡托·曼德佐巴。

天花板上的灯光不够亮。卢泊尔请修女和苏卡托护士用手电筒照亮产妇的生殖器区域。在手电筒的光束下，他看见产妇产道口周围的皮肤上有黏液和少量血液。他将两根手指伸进产道，触碰张开的宫颈。他能摸到胎儿的臀部或足部卡在了宫颈里。胎儿处于臀位，身体侧躺，被卡在产道里。

他决定不做剖宫产。这种手术会导致大量出血，流出的血液有可能感染性极高。另一方面，医院里没有足够的麻醉药，这是不做剖宫产的又一个理由。还有一点，剖宫产在扎伊尔文化中不受欢迎。通过剖宫产生下胎儿的女人被认为受到毁伤，所属的社群有可能驱逐她。

他决定做非常原始的萨拉特氏手术（Zarate Procedure）。这种手术又名萨拉特切开，18世纪末在法国开始出现，1920年代由阿根廷外科医生恩里克·萨拉特改良。现代医院早已弃用萨拉特氏手术，但碰到他认为不适合做剖宫产的时候，卢泊尔偶尔还会给病人做这种手术。

他用碘酒清洗产妇的骨盆前侧，直接给手术区域注射局部麻醉剂。她能够感觉到医生在切开她的身体，她肯定能感觉到，但局部麻醉剂足以止痛。他请杰诺薇瓦修女和苏卡托护士按住她的手臂和膝盖，一定要紧紧抓住。他做萨拉特切开的时候，她有可能扭动或挣扎，而他下刀时必须非常谨慎。

修女抓住产妇的双臂，苏卡托护士抓住她的膝盖，抬起来，直到腿部变曲。卢泊尔用右手拿起手术刀，左手食指按住产妇的骨盆前端。他轻轻移动指尖，感受骨骼的结构，最后在骨盆前端找到名叫耻骨联合的位置。这个位置很硬，臀部的骨骼在此处汇合连接。髋骨在此处并不合为一体，而是形成关节，被一块厚实的软骨连接在一起。

他用手指找准位置后，请苏卡托护士拉开产妇的双膝。对她的双膝轻柔用力，他告诉苏卡托，但必须抓紧，防止她突然挣扎。

苏卡托开始拉开产妇的双膝，卢泊尔将手术刀的刀尖垂直插入髋骨前部连接处的软骨，也就是耻骨联合。然后他开始切开软骨，沿垂直方向在肚脐和产道口之间扩大刀口。他轻轻地运动刀柄，将手术刀向下插进软骨，鲜血涌出刀口，流向产道口。她没有挣扎，她只希望孩子快点出来。他继续用手术刀轻轻锯开软骨，与此同时侧耳倾听。

突然，他听见仿佛橡皮筋断开的一声脆响。这是软骨断开的声音，于是骨盆打开。听见这个声音，他立刻停止切开软骨，让苏卡托停止拉开双膝。他留下少量软骨没有切开，它将髋骨松垮垮地连在一起，就像一截胶带。要是他不小心切断了软骨，她的骨盆就会散开。

胎儿松脱了。他的一只手伸进宫颈，把住胎儿的后脑勺，将胎儿掏了出来。

随着婴儿出生，羊水和黏液涌出产道。他抓住脐带，将胎盘拉了出来。他剪断脐带，抱起婴儿，仔细查看。婴儿没有呼吸。卢泊尔扯掉手术口罩，俯身凑近婴儿，用他的嘴盖住婴儿的口鼻，把一口气吹了进去。他轻轻地吹了几口气，一点一点地扩张婴儿的肺部。要是他吹得太用力，就有可能撕裂肺泡。

杰诺薇瓦修女和苏卡托护士后退一步，瞪着卢泊尔。他们看见震惊的表情慢慢爬上卢泊尔的脸。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但他的嘴依然没有离开婴儿的口鼻。婴儿的胸膛挺起来了，肺部充满了气体；卢泊尔把婴儿从面前拿开。婴儿哭了，呼出卢泊尔的气息。他活着。

杰诺薇瓦和苏卡托惊恐地盯着卢泊尔。他的口鼻和面颊糊满了黏液、羊水和从切口或产道流出的血液。这些液体无疑进入了他的口腔。

“医生，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修女轻声说。

“现在我知道了。”卢泊尔答道。

他似乎吓得无法动弹。旁观者见到各种体液在他脸上反射光线。

他把孩子举在面前，继续盯着看。他遵循的是标准流程。给新生儿做了心肺复苏之后，医生应该观察婴儿三分钟。这是为了确保婴儿能继续自主呼吸。假如婴儿的呼吸再次停顿，医生就必须重复人工呼吸。

除了观察婴儿，在必要时重复人工呼吸，卢泊尔还能怎么办呢？

这会儿他想自救已经来不及了。卢泊尔无计可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变他已经做出的选择。他接生的次数太多，为许多婴儿做过心肺复苏……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出于本能采取行动。卢泊尔医生很清楚他刚刚做了什么，因为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我刚刚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国际调查组分成几个流行病调查组，开始在邦巴区搜寻呈现出这种疾病症状的患者。他们开着几辆路虎，走访了扬布库周围的69个村庄，询问居民，观察病患，向民众描述那些症状，搜集信息。村庄之间的道路非常泥泞，几乎没法通过。有些村庄似乎对这种疾病毫不在意，一点也不担心，而其他村庄则极为恐惧，切断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村民砍断树木横在路上，阻止车辆靠近村庄。这是反向隔离，村庄切断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此保护自身不受正在扩散的疾病的侵害。医生们在至少两个村庄里发现房屋连同里面的尸体被烧成白地。人们在这些房屋里死于这种疾病，村民焚烧房屋，火化尸体。确实还有人在遵循严苛的远古法则。

到调查结束时，流行病调查组探访了大约6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其上的17万居民。这种疾病的病例为数极少。病毒已经几乎消失。调查组找到九名患者，其中五名很快死去。他们还找到另外五名疑似患者，另有一人的血样显示他受到过感染，但活了下来。调查人员开车走访所有村镇之后，发现邦巴的这场爆发在国际调查组抵达时已经几乎结束。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阻止了这种病毒。

既然国际调查组没有阻止病毒，那么是谁呢？又是怎么做到的？证据表明，是邦巴区的居民自己阻止了病毒。这件事发生于他们得知这种疾病的辨别方法和人际传播途径之后。卢泊尔、拉菲耶和布阿萨这三位医生扮演了其中的关键角色，因为他们先前走访邦巴区时向人们灌输了这些知识。

这是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远古法则相悖于普通人保护与照顾亲人的本能。病毒毫不留情，为了击败它，人类也必须变得毫不留情。他们必须约束自己，不去照护病人。他们必须切断与疑似患病者的一切联系。他们必须停止按照传统方式向逝去亲人表达哀悼之情。邦巴区的人们做到了这些。他们驱逐患者全家，不照护他们。尽管很多人哀悼亲人的逝去，但似乎放弃了睡在死者身旁和拥抱死者的习俗。在几个案例中，他们烧掉整幢房屋。让-弗朗索瓦·卢泊尔敦促人们做出最艰难的选择，告诉他们必须用铁石心肠对待病人和弱者，自己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一个婴儿而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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