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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中的人:我们能从李沧东的小说中看到怎样一个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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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中的人:我们能从李沧东的小说中看到怎样一个韩国?

我们可以在李沧东的小说和电影中,同时发现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聚焦以及对社会现实真实到几近残忍的描画。

电影《燃烧》剧照

记者 | 实习生 姚妤婕

编辑 | 黄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认为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燃烧》是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世界电影之一,电影表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共享着关于生活的想象、关于生活方式的选取、关于价值的认可。相较于小说家,李沧东的电影导演身份更广为人知——他被誉为“电影诗人”,《燃烧》更是获得了戛纳有史以来的场刊最高评分。

实际上,早在拍摄处女作《绿鱼》(1997)之前,李沧东的写作生涯就已开启。《火与灰》(1987)与《舞》(1985)这两篇小说中就有着“燃烧”与“舞”的元素,与数十年后电影《燃烧》中的影像形成了巧妙呼应。除了此类元素的延续,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文学及电影中同时发现对社会边缘人物的聚焦以及对社会现实真实到几近残酷的描画。

电影《燃烧》海报

他的短篇小说文本关注当代韩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朝韩分裂后的社会矛盾、工业化、光州运动等等——中的普通人;在文本理解和价值判断上,又将权利悉数交给读者。正如他在2019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接受采访时所说:“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我没有分那是快乐抑或黑暗,它本来就很复杂,由很多元素组成,我只是把人生的面貌并合出来,大家看的时候可能都会对应自己的感受,于是便有不同的想法。”

日前出版的《烧纸》是李沧东首部被译介为中文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包括其处女作《战利品》在内的十一篇短篇小说。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赋予韩国底层与弱势人群最大程度的共情与悲悯,将一束温和的聚光投射到人们的视觉盲区之中,我们得以看见,鲜活的人如何无法避免地与生活的无常、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裂隙相遇。

普通人的悲惨世界

李沧东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小人物,他们被放置到某一特定时空,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和体验者本身,也是目睹时代变局却充满无力感的渺小刻痕。《火与灰》的背景是1986年5月在仁川召开的修宪大会。修宪运动呼吁实现反美与直选,被视为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但参与其中的学生与工人受到警察追捕、政府打击以及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运动不可避免陷入僵局。

我们从《火与灰》中可以看到李沧东半自传的意味: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前一年,李沧东不幸丧子,文学创作也遭到了困难,他借主人公“我”之口自嘲道:“走上文坛后的四年里,我像呕吐一般勉强写出了几个短篇。”

“我”的好友在说辞中肯定宗教意义,因为人类生来懦弱,甘于沉沦却期待苦难能换得救赎。但在“我”的所见所感中,关于生命的质询走向“没有出路的出路”——“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正在上升”。这或许也可以视作李沧东身为创作者的某种誓言:四处碰壁后的无望不假,无望中的愤怒与反抗也为真,“燃烧”之前的探问与质询亦值得书写。

电影《燃烧》剧照

在小说末尾,“我”自汉江悼子归来,于回程出租车上听闻许多消息,猝不及防地被诸如工人被捕、油价下跌、左翼暴乱等现实冲击,却又无法逃离对个人命运的苦苦思索,两厢碰撞之下,跌入一种无从抒发的痛苦。在车驶过的高架桥桥墩之间,我看到有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没有坠落,而是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曾提到,《火与灰》的结尾与《燃烧》主旨秉承了同样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愤怒,但能够以“燃烧”方式宣泄的愤怒又意味着希望。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人成为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但人也常常在被赋予的境况之外创造出自己的处境。绝境中的不得已出路,是只能燃烧自己,玉石俱焚。这固然令人产生虫蛾扑火般的喟叹,却也构成了一种无声而极端的抗议,这种抗议源于以鲜活的个体生命叛离或断绝与一切不公和压迫的关联。在李沧东的小说里,克制的语言与凿实的悲惨之间没有距离,线性的叙事仿佛笔直走向了“燃烧”的结局。

《烧纸》
[韩]李沧东 著  金冉 译
鹿书deerbook·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05

代际创痛与记忆断裂

在李沧东的笔下,家庭连结起了两代人身上不同的历史伤痕以及破碎记忆。

《脐带》秉承俄狄浦斯情结的隐喻,主人公金大植与他的母亲之间有着超出普通母子的依恋情愫。他怜悯备受辱骂的妻子,却又难以切割对生母的异样感情。在得知儿媳的父亲有共党背景后,母亲的谩骂变本加厉。

《烧纸》中的成国和成浩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母亲长久沉浸于几十年前的一个夜里被指认为“赤色分子”的丈夫一去不复返的噩梦之中。“赤色分子”作为南韩民主化历程中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划清界限的标志,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转化成个体家庭的离散。弟弟成浩印发带有“反动思想”的传单,遭到哥哥的极力反对,两人隔阂已久。在《烧纸》的末尾,传单被焚烧,化作一摊白色粉末,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兄弟对立的消解,也在母亲丈夫亡故与曾被奸污的黑暗梦魇中凿出一道裂痕,照进少许光来。

《祭奠》一篇也是如此,一位自称“德秀”的陌生男人突然出现,打破家庭的死寂。家族秘史原应由一个匿名的前妻与乍现的长子书写,却因为朝韩内战的背景有了更意味深长的意味。第三人介入姐弟关系,缝补了存在着隐性裂痕的家谱,也修整了战争造成的创伤记忆。

虽然《烧纸》与《祭奠》在结尾处都走向了家庭矛盾的和解,但这一类关注朝韩分裂后社会现实的作品,依旧浸满了李沧东对于社会分裂、历史冲突与家庭苦痛之间关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现状的作品,在韩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分断文学”,这一群写作者处理的不仅是韩国社会的现状与阵痛,更是代际记忆的断裂与意识形态的对立。

李沧东

《烧纸》一书译者金冉在序言中写道,李沧东小说中“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看待战争时都带有非批判性的视角”。成国、成浩兄弟一开始无法理解母亲这代人所经历的悲剧,他们不曾经历战火,对战争的理解始于对母亲的共情。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血肉相连,而成为了一种持续不断、代代相承的延续记忆的纽带,人们凭借这纽带接近和理解历史,寻找并确认自己与整个当下社会从何处来。

但与此同时,记忆由于代际区隔丧失了其本真和细节,保留在记忆中的历史也就有了被曲解的可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认为,代际更迭改变了观察对象,幸存者的过去充满了个人体验,但伴随着回忆的逝去过程,距离感与质量都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伴随着个人成长、代际更迭,记忆的逝去似乎成为了必然。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也提到,“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即使有着超越个体记忆的集体记忆的传递,记忆也不可避免受到后来意识形态的塑造,如德国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记忆在集体和制度性层面上受到媒介和政治控制,它们往往以实体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固定并传递。

在李沧东笔下的韩国故事里,遮蔽了个体遭遇的“时代悲剧”标签被撕去,被宏大叙事压抑的鲜活生命和代际裂隙得以显形,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的境况,以及历史记忆的扭曲和代谢。

民主化与工业化之下的冷漠

走出家庭的范围,李沧东也将“人”嵌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描画了在民主化和工业化浪潮之下韩国复杂的社会形态与人的冷漠。

短篇小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将场景限制在一辆驶向光州的大巴车上,李沧东以紧促的节奏呈现了一位精神失常的老妇的遭遇,她幼稚的举止被人们屡屡嗤笑,失禁更是让唾弃羞辱到达顶点。开往光州的密闭大巴这一设定,明显指向了韩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光州运动。这一篇的写作时间是1987年,在同一年,韩国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运动。在社会运动的动荡之中,李沧东几近直白地表露了他的担忧:精神失常又生理失禁的老太婆,依旧受到一车人的旁观与漠视。热血、斗争与牺牲换得了“民主”,但沉疴已久的社会问题无法朝令夕改,“民主”所遮蔽的复杂诉求更是变得无从辨识。

韩国光州民主运动遭到镇压

伴随着80年代民主斗争的是韩国的工业化进程。《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指出,韩国的工业化缺乏文化(手工业传统)和组织(工人直接从奴隶中征用)基础,新工业制度催生了拥有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工人,他们艰苦工作却期望值低,在家庭或血缘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缺乏本土根基的工业化冲击人与人的关联,消解了沿自儒家文化圈的向心型关系。

一方面,象征着现代性的工业化否定了旧有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从前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摇摇欲坠;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装置的城市在侵蚀农村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与工业废墟。至于后者,我们不难从李沧东小说集的风景描写中有所感受:在《火与灰》中,汉江江景已经全然变样,荒凉的工地取代了茂盛的垂杨柳;在《舞》中,人造的海水浴场甚至连大海都无法看到……

韩国文学批评家、弘益大学教授秦炯俊认为,“无法适应工业化的人=被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人”这一二分法在李沧东笔下转为善恶的分界。同样未逃出二分法的桎梏,后者却在工业化社会中更为普适。原先的二分法粗暴划分了“传统/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城市”,但现实却是,东亚南韩移植了西方一整套工业化体系,却不免在面对快速转型时陷入阵痛。

《空房子》中的尚洙单纯淳朴,来自乡下,租住经济适用房,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花费三小时。他被工人龙八和部长设计,从郊区的简陋房间搬入富人区的豪宅,自以为是凭借能力获得,不料却落入了恶人编织的陷阱成为牺牲品。这一牺牲是对工业时代人性的拷问,而非传统价值无法适应工业化逻辑的反映。同样的例子还有《为了超级明星》,故事中的老金住着高级公寓,他的儿子给一位美国人打工。在儿子的劝说下,老金替儿子照看房子,同时照顾房子里一条备受美国人宠爱的狗。父子关系在“西化”背景下剔除了亲缘成分,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故事中未受良好教育的小孩,被老金好心收留住进顶级公寓后,对老金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

李沧东为我们揭开了韩国快速工业化图景之下的社会变动与价值摇摆,秦炯俊分析道,“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一样,可以不分阶层地混淆在一起,需要用李沧东式的均衡稳定的视线去审视。”民主化与工业化的滚滚大潮无法逆转,但正如李沧东试图告诉读者的那样,“既然接受了工业化/西方化的生活,就要接受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他所说的真正的“接受”,绝不是单纯享受现代社会的红利,也非全盘接纳工业化的效率至上与环境伤害,而是在物质进步与生活改善之外,持续思考人性的保全与坚守。

参考资料: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韩]具海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美]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纪要|【云端论坛02】镜中火焰——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haf5lXBXU1grax_9AEzP1A

专访《燃烧》导演李沧东:年轻人的无力感是一个时代的症结https://maoyan.com/news/49508

【導演訪談】作品中都找不到快樂?李滄東:人生本來就很複雜https://www.spill.hk/films/lee-chang-dong-interview-afa13/

专访李沧东:我不知道《燃烧》算不算一部好电影http://ny.zdline.cn/h5/article/detail.do?artId=59873

韩国导演李沧东小说《烧纸》出版:“我希望点燃别人手里的蜡烛” https://www.sohu.com/a/392975089_16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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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中的人:我们能从李沧东的小说中看到怎样一个韩国?

我们可以在李沧东的小说和电影中,同时发现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聚焦以及对社会现实真实到几近残忍的描画。

电影《燃烧》剧照

记者 | 实习生 姚妤婕

编辑 | 黄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认为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燃烧》是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世界电影之一,电影表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共享着关于生活的想象、关于生活方式的选取、关于价值的认可。相较于小说家,李沧东的电影导演身份更广为人知——他被誉为“电影诗人”,《燃烧》更是获得了戛纳有史以来的场刊最高评分。

实际上,早在拍摄处女作《绿鱼》(1997)之前,李沧东的写作生涯就已开启。《火与灰》(1987)与《舞》(1985)这两篇小说中就有着“燃烧”与“舞”的元素,与数十年后电影《燃烧》中的影像形成了巧妙呼应。除了此类元素的延续,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文学及电影中同时发现对社会边缘人物的聚焦以及对社会现实真实到几近残酷的描画。

电影《燃烧》海报

他的短篇小说文本关注当代韩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朝韩分裂后的社会矛盾、工业化、光州运动等等——中的普通人;在文本理解和价值判断上,又将权利悉数交给读者。正如他在2019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接受采访时所说:“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我没有分那是快乐抑或黑暗,它本来就很复杂,由很多元素组成,我只是把人生的面貌并合出来,大家看的时候可能都会对应自己的感受,于是便有不同的想法。”

日前出版的《烧纸》是李沧东首部被译介为中文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包括其处女作《战利品》在内的十一篇短篇小说。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赋予韩国底层与弱势人群最大程度的共情与悲悯,将一束温和的聚光投射到人们的视觉盲区之中,我们得以看见,鲜活的人如何无法避免地与生活的无常、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裂隙相遇。

普通人的悲惨世界

李沧东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小人物,他们被放置到某一特定时空,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和体验者本身,也是目睹时代变局却充满无力感的渺小刻痕。《火与灰》的背景是1986年5月在仁川召开的修宪大会。修宪运动呼吁实现反美与直选,被视为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但参与其中的学生与工人受到警察追捕、政府打击以及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运动不可避免陷入僵局。

我们从《火与灰》中可以看到李沧东半自传的意味: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前一年,李沧东不幸丧子,文学创作也遭到了困难,他借主人公“我”之口自嘲道:“走上文坛后的四年里,我像呕吐一般勉强写出了几个短篇。”

“我”的好友在说辞中肯定宗教意义,因为人类生来懦弱,甘于沉沦却期待苦难能换得救赎。但在“我”的所见所感中,关于生命的质询走向“没有出路的出路”——“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正在上升”。这或许也可以视作李沧东身为创作者的某种誓言:四处碰壁后的无望不假,无望中的愤怒与反抗也为真,“燃烧”之前的探问与质询亦值得书写。

电影《燃烧》剧照

在小说末尾,“我”自汉江悼子归来,于回程出租车上听闻许多消息,猝不及防地被诸如工人被捕、油价下跌、左翼暴乱等现实冲击,却又无法逃离对个人命运的苦苦思索,两厢碰撞之下,跌入一种无从抒发的痛苦。在车驶过的高架桥桥墩之间,我看到有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没有坠落,而是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曾提到,《火与灰》的结尾与《燃烧》主旨秉承了同样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愤怒,但能够以“燃烧”方式宣泄的愤怒又意味着希望。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人成为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但人也常常在被赋予的境况之外创造出自己的处境。绝境中的不得已出路,是只能燃烧自己,玉石俱焚。这固然令人产生虫蛾扑火般的喟叹,却也构成了一种无声而极端的抗议,这种抗议源于以鲜活的个体生命叛离或断绝与一切不公和压迫的关联。在李沧东的小说里,克制的语言与凿实的悲惨之间没有距离,线性的叙事仿佛笔直走向了“燃烧”的结局。

《烧纸》
[韩]李沧东 著  金冉 译
鹿书deerbook·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05

代际创痛与记忆断裂

在李沧东的笔下,家庭连结起了两代人身上不同的历史伤痕以及破碎记忆。

《脐带》秉承俄狄浦斯情结的隐喻,主人公金大植与他的母亲之间有着超出普通母子的依恋情愫。他怜悯备受辱骂的妻子,却又难以切割对生母的异样感情。在得知儿媳的父亲有共党背景后,母亲的谩骂变本加厉。

《烧纸》中的成国和成浩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母亲长久沉浸于几十年前的一个夜里被指认为“赤色分子”的丈夫一去不复返的噩梦之中。“赤色分子”作为南韩民主化历程中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划清界限的标志,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转化成个体家庭的离散。弟弟成浩印发带有“反动思想”的传单,遭到哥哥的极力反对,两人隔阂已久。在《烧纸》的末尾,传单被焚烧,化作一摊白色粉末,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兄弟对立的消解,也在母亲丈夫亡故与曾被奸污的黑暗梦魇中凿出一道裂痕,照进少许光来。

《祭奠》一篇也是如此,一位自称“德秀”的陌生男人突然出现,打破家庭的死寂。家族秘史原应由一个匿名的前妻与乍现的长子书写,却因为朝韩内战的背景有了更意味深长的意味。第三人介入姐弟关系,缝补了存在着隐性裂痕的家谱,也修整了战争造成的创伤记忆。

虽然《烧纸》与《祭奠》在结尾处都走向了家庭矛盾的和解,但这一类关注朝韩分裂后社会现实的作品,依旧浸满了李沧东对于社会分裂、历史冲突与家庭苦痛之间关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现状的作品,在韩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分断文学”,这一群写作者处理的不仅是韩国社会的现状与阵痛,更是代际记忆的断裂与意识形态的对立。

李沧东

《烧纸》一书译者金冉在序言中写道,李沧东小说中“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看待战争时都带有非批判性的视角”。成国、成浩兄弟一开始无法理解母亲这代人所经历的悲剧,他们不曾经历战火,对战争的理解始于对母亲的共情。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血肉相连,而成为了一种持续不断、代代相承的延续记忆的纽带,人们凭借这纽带接近和理解历史,寻找并确认自己与整个当下社会从何处来。

但与此同时,记忆由于代际区隔丧失了其本真和细节,保留在记忆中的历史也就有了被曲解的可能。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认为,代际更迭改变了观察对象,幸存者的过去充满了个人体验,但伴随着回忆的逝去过程,距离感与质量都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伴随着个人成长、代际更迭,记忆的逝去似乎成为了必然。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也提到,“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即使有着超越个体记忆的集体记忆的传递,记忆也不可避免受到后来意识形态的塑造,如德国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记忆在集体和制度性层面上受到媒介和政治控制,它们往往以实体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固定并传递。

在李沧东笔下的韩国故事里,遮蔽了个体遭遇的“时代悲剧”标签被撕去,被宏大叙事压抑的鲜活生命和代际裂隙得以显形,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的境况,以及历史记忆的扭曲和代谢。

民主化与工业化之下的冷漠

走出家庭的范围,李沧东也将“人”嵌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描画了在民主化和工业化浪潮之下韩国复杂的社会形态与人的冷漠。

短篇小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将场景限制在一辆驶向光州的大巴车上,李沧东以紧促的节奏呈现了一位精神失常的老妇的遭遇,她幼稚的举止被人们屡屡嗤笑,失禁更是让唾弃羞辱到达顶点。开往光州的密闭大巴这一设定,明显指向了韩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光州运动。这一篇的写作时间是1987年,在同一年,韩国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运动。在社会运动的动荡之中,李沧东几近直白地表露了他的担忧:精神失常又生理失禁的老太婆,依旧受到一车人的旁观与漠视。热血、斗争与牺牲换得了“民主”,但沉疴已久的社会问题无法朝令夕改,“民主”所遮蔽的复杂诉求更是变得无从辨识。

韩国光州民主运动遭到镇压

伴随着80年代民主斗争的是韩国的工业化进程。《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指出,韩国的工业化缺乏文化(手工业传统)和组织(工人直接从奴隶中征用)基础,新工业制度催生了拥有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工人,他们艰苦工作却期望值低,在家庭或血缘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缺乏本土根基的工业化冲击人与人的关联,消解了沿自儒家文化圈的向心型关系。

一方面,象征着现代性的工业化否定了旧有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从前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摇摇欲坠;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装置的城市在侵蚀农村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与工业废墟。至于后者,我们不难从李沧东小说集的风景描写中有所感受:在《火与灰》中,汉江江景已经全然变样,荒凉的工地取代了茂盛的垂杨柳;在《舞》中,人造的海水浴场甚至连大海都无法看到……

韩国文学批评家、弘益大学教授秦炯俊认为,“无法适应工业化的人=被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人”这一二分法在李沧东笔下转为善恶的分界。同样未逃出二分法的桎梏,后者却在工业化社会中更为普适。原先的二分法粗暴划分了“传统/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城市”,但现实却是,东亚南韩移植了西方一整套工业化体系,却不免在面对快速转型时陷入阵痛。

《空房子》中的尚洙单纯淳朴,来自乡下,租住经济适用房,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花费三小时。他被工人龙八和部长设计,从郊区的简陋房间搬入富人区的豪宅,自以为是凭借能力获得,不料却落入了恶人编织的陷阱成为牺牲品。这一牺牲是对工业时代人性的拷问,而非传统价值无法适应工业化逻辑的反映。同样的例子还有《为了超级明星》,故事中的老金住着高级公寓,他的儿子给一位美国人打工。在儿子的劝说下,老金替儿子照看房子,同时照顾房子里一条备受美国人宠爱的狗。父子关系在“西化”背景下剔除了亲缘成分,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故事中未受良好教育的小孩,被老金好心收留住进顶级公寓后,对老金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

李沧东为我们揭开了韩国快速工业化图景之下的社会变动与价值摇摆,秦炯俊分析道,“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一样,可以不分阶层地混淆在一起,需要用李沧东式的均衡稳定的视线去审视。”民主化与工业化的滚滚大潮无法逆转,但正如李沧东试图告诉读者的那样,“既然接受了工业化/西方化的生活,就要接受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他所说的真正的“接受”,绝不是单纯享受现代社会的红利,也非全盘接纳工业化的效率至上与环境伤害,而是在物质进步与生活改善之外,持续思考人性的保全与坚守。

参考资料: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韩]具海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美]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纪要|【云端论坛02】镜中火焰——李沧东的《燃烧》,今日电影与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haf5lXBXU1grax_9AEzP1A

专访《燃烧》导演李沧东:年轻人的无力感是一个时代的症结https://maoyan.com/news/49508

【導演訪談】作品中都找不到快樂?李滄東:人生本來就很複雜https://www.spill.hk/films/lee-chang-dong-interview-af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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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导演李沧东小说《烧纸》出版:“我希望点燃别人手里的蜡烛” https://www.sohu.com/a/392975089_16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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