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小说《那个乔伊斯家的女孩》（The Joyce Girl）手稿寄给编辑的日子，正是圣诞节后的那一天。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把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而我的家人则一派节日放纵气息，吃喝逛街一样不落。我并没有得到预想的休息时间：编辑让我再写一个新的场景。他觉得这个场景很要紧，但在我看来它没有旁证做根据。

“我做不到，”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它发生过。”三年以来，我为了事实的准确性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现在要我凭空发明一个新场景，可谓极度令人不适。这些年我查到了120处我的主角曾居留过的住所，顺藤摸瓜找到了她上过课的舞蹈学校以及演过戏的剧院，读遍了现存的每一封和她有关的信件和日记。我在各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每一处她可能散过步的公园都落过座——从意大利到瑞士再到巴黎。我花了多个月来学习主角跳的现代自由舞，伴舞的音乐都快把我耳朵听出茧了。我还读了每一个据说跟她打过交道的人的传记和信件，包括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美国雕刻家）和西尔维亚·碧奇（Sylvia Beach，巴黎书店主人）。最有挑战性的则是，我深入研读了爱尔兰文学巨擘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而这两本书常年稳居“史上最难读懂的书”榜单前列。

之所以费工夫，是因为我的主角露西亚·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的女儿）被有意地从历史上抹除了。她的大部分信件（寄给她的，她寄出的以及关于她的）都被毁掉了。虽然她同卡尔·荣格做过好一阵精神分析，但并无笔记留存。虽然她一辈子看过二十多次医生，但病历都没有保留下来。她的日记、诗歌和小说草稿尽数遗失或被毁。她的生平事迹极为简略，经由他人的眼光我们才能得出一个大概。有一部传记对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内核却惊人地空洞。这倒不奇怪，毕竟原材料是如此之匮乏。

我很早就意识到，唯有一部小说能让我触及有关露西亚的情感真相，唯有虚构能让我从情感上进入自己想要探寻的那段过往。体验她的生活——既包括乔伊斯家族高度紧张、几乎会把人逼出幽闭恐惧症的氛围，也包括爵士时代（指1918年一战结束至1929年大萧条之间的时段——译注）多姿多彩、创意勃发的巴黎——需要的是想象力，而不是另一部传记或历史学论著。

然而我写的一切也都有某条经验证据为凭——报纸文章、旁观者的证词、乔伊斯本人著作里的语句。不论它们有多么单薄，都依旧是我的锚、我的真相航标。

编辑指出，他要我加的那个场景无伤大雅——一名露西亚的爱慕者跑去舞蹈学校看她跳舞——没有证据表明它绝未发生过。他鼓励我试一试，并试图以这有利于叙事的流畅性来说服我。最终我同意了。但首先我得打发掉那些如同蹲在我肩上闹脾气的鹦鹉一样要求我加脚注的学界人士（顺带提一下，我父亲就是个大学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我感到如释重负。我的想象力从它加之于自己的铁笼当中得到了解放。不过，虽然我不受事实的束缚，但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准确性和严密性，使历史小说具有生活的亮彩——1920年代巴黎的服装细节、屋内陈设、地貌景观乃至于气味和声音等细节都要呈现到位，尽量符合书中角色的真实生活。

我注意到，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时空感经常比准确性更加重要。我也意识到，不拘泥于现存知识需要想象力上的勇气。的确，就好比杀死你的挚爱。

这种体验是如此地令人醍醐灌顶，以至于我又回到了决定要重写的手稿上。不过分纠缠真实性以后，我便能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游走于露西亚·乔伊斯的表皮之下。我不会背离某个单独的事实。但我选择拥抱鸿沟而非规避之，且意识到：这些留下了遐想空间的鸿沟虽然让学者们反感，但正好是历史小说生存和呼吸的灰色地带。这些空间对传记作家及历史学者是封闭的——它们是历史的省略、压抑及逃离，是诱人的虚空，依弗吉尼亚·伍尔夫之见，怪诞之处恰在于这一虚空能够点亮“在灵魂的幽径里悄然无声地游走着的思想和情感”。

此外，我的研究表明，“事实”也可以是游移不定的。鉴于露西亚本人的声音已经被抹除殆尽，大部分“事实”都来自后来关押她的精神病收容所和医院。真正独立的信源几乎没有，回忆更是反复无常，一切事实都有待诠释。用我的合作者路易莎·特雷格的话来说，所谓历史小说，就是能够产生真相的谎言。

一个作家如果想要探究失落的声音或复兴边缘化的声音，那就要有卸掉历史准确性这一重担的能力。小说尤其能够以超脱于历史叙事者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大事以及重要人物。它让被剥夺者、失权者以及被压迫者能够发声：女性、穷人和不识字的人、有色人种。舞台中央固然由某一持不同视角者占据，但读者体验历史的方式不同，或许会是更复杂、微妙的途径。

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过于无视真相。如果说我们能从历史小说名家希拉里·曼特尔那里学到些什么，那就是：面对思想和情感，要勇于诠释和想象，但也要确保你的研究是严谨而全面的。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那个乔伊斯家的女孩》有必要改写许多版，以探求历史准确性和想象力天赋之间的微妙平衡。这还意味着海量的历史注解和全面的参考文献，以列明我的所有资料来源。曼特尔可能不太喜欢作者的历史注解表达出来的那种“文化自卑感”，但我宁可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

当我开始写作第二部小说《弗里达：查泰莱夫人的原型》（Frieda: The Original Lady Chatterley）时，我的解放已经彻底完成了。我已经学会依靠经验证据来探索体验，而不是让证据束缚我。我已经学会构建史实准确且精当的论述框架，配以富有想象力的情感真相——同时又不至于误读事实。

正如多丽丝·莱辛的名言所说，“小说无疑更能把握真相。”

本文作者Annabel Abbs毕业于东英吉利大学，《那个乔伊斯家的女孩》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