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玲燕（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博士生）
编辑 | 黄月
在46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于警察暴力执法期间遇害后的第三个晚上（5月27日），愤怒的抗议人群点燃了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城内包括警察局在内的三十多处建筑和车辆。而后火势随着人们的愤怒迅速蔓延，在之后的三四天时间里，媒体报道里不难见到美国各处火光冲天的画面。东海岸的纽约、费城、华盛顿，南边的亚特兰大、迈阿密，西海岸的圣地亚哥、洛杉矶、西雅图等城市皆有被纵火的报告。抗议因警察暴力执法而起，很多时候着火的是警车，当然也有街边普通的披萨店、星巴克咖啡馆、书店、超市，或者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瓦尔·戴明斯5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着火了，总统（特朗普）还提着汽油桶走来走去。”
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从业者，我自然深知很少有某些历史时刻或者历史事件能称得上前所未有。之前肆虐全球大部分国家，令美国尤其成为重灾区的新型冠状病毒并非前所未有。始于十四世纪的黑死病，欧洲总人口大概折损了三分之二。在北非一个叫突尼斯的城市里，有份当时的记录称每天都有超过1000人死去。历史上黑人遭遇不公正待遇导致丧命更属稀松平常，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盛行期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奴隶船上被扔进大西洋的黑人尸体，历史学家现在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当时大部分的黑人族群并非沿海居住，他们中大部分此前从未见过海，但是现在要和另外几百个黑奴被锁链捆着在海上颠簸几个星期。他们中大部分不会书写，很少有文字记录留存，可是即使透过当时白人船员的一些记录，黑人所经历的恐惧和绝望也已经令人窒息，而这样的海上航行只是他们悲惨命运的开端。即便是已经站在令很多人沾沾自喜的文明社会的2020年的美国，2月23日下午，热爱跑步的25岁的黑人男子艾哈迈德·阿尔贝里在跑步时被一对白人父子枪杀；3月13日，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坚持工作的26岁黑人女性布伦娜·泰勒，半夜在家中被警察击毙，身中至少八枪。
戴明斯关于“美国着火了，总统（特朗普）还提着汽油桶走来走去”的评论也许可以归结为政客们为拉拢选票发出的耸人听闻之言。毕竟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选的副总统热门人选之一，这个时候夸大危机和指责对手都容易赢得对时局极为不满的选民们的好感，更何况特朗普自疫情以来的表现的确破绽百出。但是，即便戴明斯的言论只为耸人听闻，即便这个时刻绝非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时刻，没有人能够迅速穿破层层迷雾，弄清楚美国究竟身在何处，或是迅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从三月到五月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还可以勉强作为遮羞布或借口来掩盖深层次的问题，民主党还可以宣称白宫易主便可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如今，就算是闭眼装睡的人，也无法对美国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了。特朗普是因，也是果，果的背后掩藏着无数盘根错节的因。
美国何以至此？美国何去何从？这一刻窗外因弗洛伊德之死而触发的游行抗议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与芝加哥、华盛顿、里士满、洛杉矶等美国各个城市的抗议和呼声连成一片。这样的抗议，究竟会真的变成一个历史的拐点、实质性地促进一些结构性变革，还是会归于沉寂、黯然收场？目前很难做出判断。它取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角逐，取决于白人与非裔多大程度的联合，取决于亚裔到底是锁上门拉紧窗帘呆在家里还是走上街头抗争，抗争的话是去反抗黑人还是声援白人，甚至取决于短时期内是否有别的事情发生转移注意力。就好像从未有人预料到在美国，新冠疫情是以街头抗议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结束的，这个结束不是医学上的结束——由于大规模的游行聚集，感染人群数量和死亡数量仍在增长——而是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结束。疫情不是被热议的话题了，偶尔有医学专家表达对集会抗议会增加感染的担忧，随即便被更响亮的抗议声淹没了。
疫情使得目前的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与往日不同。一方面，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因疫情暴露出的体制性种族歧视的弊端（黑人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族群），为人们的愤怒提供了更多依据，也为持续的大规模游行提供了可能（反正失业了不需要去工作）。另一方面，集会很大概率意味着要违背防疫要求的社交距离，抗议活动也因此蒙上了悲壮色彩，旁观者大可认为游行者们靠得太近有传染病毒的风险，而对游行者来说，对病毒的担忧远远小于对随时可能命丧的警察暴力执法的恐惧。
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需要共同反思的问题，即便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奴隶贸易的黑历史，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激烈的种族矛盾。但美国目前的种族歧视问题，抽象出来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几乎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如何处理历史遗存，如何发明词汇指认问题，如何对待他者。这三个问题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纠缠、难分难解。处理历史遗存必然涉及到如何对待他者，谁的历史才算数，谁的历史才可以被写进历史。决定如何对待他者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他者，有没有词汇来描述我们的问题。我们能够发明的词汇决定了我们能够指认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历史存留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那些问题。
01 谁在害怕黑人？
这次美国国内大规模抗议种族歧视游行的导火线，是一段弗洛伊德在警方暴力执法期间死亡的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无任何暴力反抗。可即使他已经被警方压倒在地，即使他和围观的人都在求助，前警官德里克·沙文仍将他的膝盖紧紧压在弗洛伊德脖子上，长达8分46秒。其中有2分53秒，弗洛伊德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瘫软在地，但是沙文没有移开膝盖。格外触目惊心并且令人困惑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沙文的面部表情看起来平静和坦然，似乎他膝盖之下压迫的不是另一个同类脆弱的脖颈，而只是一块没有任何生命特征的砖头。
可能的解释有几种。一种是因为路人对整个事件的围观、求助、录影甚至指责，让沙文颇有些下不来台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围观者的要求把膝盖从弗洛伊德脖子上拿开，沙文的男性气概会因此受损。对于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来说，强悍的男性气概是其最不能折损的品质。这种解释是基于美国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及美国戏剧导演兼理论家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对围观者的功能的定义。
根据高夫曼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都可以看成是参与者试图传达出理想中的自我形象给观众的努力，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表演者。沙文希望传达出的是一个强硬的、毫不妥协的。能够将嫌疑人牢牢制服的警察形象，一旦中断表演（把膝盖从弗洛伊德脖子上拿开），就会对这种形象有折损。在1985年出版的《戏剧与人类学》中，戏剧理论家谢克纳认为，观众（或者围观者）是表演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观众的存在和反应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表演的走向。在弗洛伊德的这个场景中，围观者对前警官沙文的质疑和指责，将本来存在于弗洛伊德与沙文之间的冲突转变为沙文、弗洛伊德和围观者三方的冲突。如果沙文挪开膝盖，相当于他不仅输给了弗洛伊德，还输给了围观者。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视频有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但是对解决问题并无太大帮助。毕竟就目前的社会规则来看，警察这一职业需要传递出强硬不妥协、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的男性气概，而且围观者也有他们参与公共事件的权利。除非我们很快可以想象出另外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可能，那种秩序里不需要强硬的警察。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者另一个急需被讨论的问题，是谁在害怕黑人，并且害怕到欲除之以后快的程度？沙文的冷漠不是个例，所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里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甚至渗透至无意识的恐惧和恶感。如果弗洛伊德的死还不能够完整反映出这种恐惧，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可以引用。2018年9月6日晚上，27岁的黑人博瑟姆·基恩（Botham Jean）在他四楼公寓的客厅里吃冰淇淋，前警官白人女性安柏·盖格（Amber Guyger）闯入并且将他击毙。安柏住在三楼，她自己走错了楼层，误以为是基恩闯入了她的公寓，害怕之下直接开枪。如果她发现屋里是一个正在吃冰激凌的白人，她会直接开枪吗？
白人对黑人的恐惧不是单向的，黑人也根深蒂固地害怕白人。黑人艺术家德萨蕾（des-za-rae）在一幅绘画作品给了黑人男孩一些生存建议：
“不要把连帽衫的帽子套在头上，你会看起来很可疑，或者很有危险性；不要把手放在口袋里，把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如果有什么看起来不对劲，给家人打电话，不要给警察打电话。”
这里涉及到另外两个相关问题：黑人对白人的恐惧与白人对黑人的恐惧是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白人对黑人的恐惧有没有合理性？譬如说，黑人的犯罪率是不是更高，如果是又如何解释？本文囿于篇幅限制和不同侧重不做讨论。（可参考界面文化之前的文章：为何不应把黑人的困境归咎于黑人自身？）
缺乏历史观照来探寻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终究只是隔靴搔痒，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历史的脉络中来厘清。目前很多媒体的讨论只是追溯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借以与现在街头的抗议游行进行类比。事实上，这种冲突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如何将黑人安置进美国的民主版图就已经是一个让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难题。美国建国神话里反复被强调和书写的浪漫起源是《五月花号公约》（1620），这份文件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制度雏形。但是，在五月花号航船的102名乘客和26名船员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去美国寻找新世界的前一年，1619年，就已经有20多名黑人从非洲被贩卖到了那个新世界，他们乘坐的船是白狮号。被反复书写的五月花号和被刻意遗忘的白狮号，被反复强调的1620和被刻意忽略的1619，被反复回顾的从欧洲大陆启程的清教徒和被刻意掩盖的从非洲贩卖的黑奴，作为两种几乎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与奴隶制度，它们之间的冲突在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立之前的一百五十年，就已经紧紧地嵌入这块土地，成为美国无法摆脱的前传。
新世界的奴隶制度让那些怀揣着自由民主理想的开国元勋们很是头疼。他们一方面知晓奴隶制的残酷与这个国家的理念方枘圆凿，但另一方面也深谙奴隶制度如何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如果要建立起理想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那他们就应该废除奴隶制度；如果他们废除了奴隶制度，谁来采摘棉花？经济如何继续运行？从1776年《独立宣言》里“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写出和宣布，他们就知道这不是百分之百真的。黑奴的命运和处境被刻意视而不见。
1862年，美国北方和南方正在为奴隶制的废存兵戎相见，8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接见了由五个黑人组成的代表团。当时战争进入非常紧张的状态，林肯考虑彻底废除奴隶制，但是如果一下子解放全国四百万黑奴，他完全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那次会见中，林肯说，“你们（黑人）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种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们很痛苦。你们在这里，我们也很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分开，对双方都有好处。”林肯给出的策略是让非裔永远离开美国，移居到中美洲的奇利基（现在的巴拿马）地区。这个建议并非林肯独创，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曾有过无数类似争论：黑人是否应离开美国另寻栖身之处？可供选择的地区包括了海地、利比亚，或者更干脆一点——回到非洲吧，那里是你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存之地。
极少数黑人选择离开。选择留下来的黑人坚信“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我们的父亲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出生，也将在这里死去”。我们今天看到街头抗议的黑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当初坚信自己有权利留下来的黑人的后裔。但是对一部分白人来讲，无论是潜意识还是显意识，黑人永远都是异己，永远都是他者，永远都是个麻烦，永远都是需要让人戒备和恐惧的，永远都是需要被清除和被驱除的。奴隶制和黑奴的存在，从最开始就是在嘲讽和威胁着美国的民主自由，在印证着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虽然美国人可以将其归咎于最开始的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者，是他们最开始将黑奴带到此地，但作为欧洲殖民者的后裔，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历史遗产。
02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说得清的说不清的
在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同一天，在距离明尼阿波利斯2000多公里的纽约中央公园里，41岁的白人女子艾米·库珀（Amy Cooper）在被一名黑人男子提醒要按照公园规定把狗拴上绳子之后，打电话给警察谎报说一名非裔男子在中央公园威胁她的生命。整个事件中她对警察撒谎当然已属不应当，但是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她居然在打电话之前就已经向黑人男子克里斯蒂安·库珀（Christian Cooper）宣布了她的计划，“我要告诉警察，一名非裔美国人威胁我的生命。”显然，第一，她无比确信这套关于种族的修辞的有效性，她相信作为一个白人女性，告知警察（极大可能是白人男子）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一名黑人男子的威胁时，警察会选择相信她而不是对面的黑人男子，就算她是在撒谎。第二，这套修辞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她的意识之中，以至于更接近是一种本能反应。如果没有克里斯蒂安的手机录像为证，也许艾米·库珀的计划就会得逞，克里斯蒂安会不会在弗洛伊德遇害之前的十二个小时里先成为弗洛伊德，我们不得而知。
在美国传统社会，男性气质是由男性能够保护和控制女性来定义的，比如说他能否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白人的男性气质是由他们能够保护白人女性免于受到黑人男性的侵扰和控制黑人女性来定义的。如果一个白人男性不能保护他的妻子、女儿或者姐妹们的贞洁，就会极大折损他们的男性气质。如果她们的贞洁是被黑人拿走的，不仅会让他们的男性气质大为折损，更是对白人优越性的极大挑战。有历史依据为证，1880-1940年间对黑人奴隶最严酷的公开绞刑主要与两种“犯罪”有关，一种是伤及了白人的性命，一种是“侵犯”了白人女性——这种侵犯可能仅仅是无意的身体碰触。
保护白人女性的紧迫性还与19世纪后半叶白人作为独立的种族所感受到的危机有关。女性被理想化为整个族群的母亲，这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非裔人口数量的剧增和亚裔的大量涌入，以及来自欧洲的移民的汇集，美国本土的白人女性与本土的白人男性结合哺育出纯粹的白人后代就变成极为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身体接触不仅仅是道德没落的表现，更是违反法律的现象。
这些都是在今时今日被掩盖的历史。今天，现代的司法系统早已废除了公开的绞刑，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组建婚姻也不再是社会禁忌，但是白人女性的不可侵犯仍作为重要准则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美国的司法警察系统，公开绞刑制度里对黑人男性玷污白人女性的恐惧和对黑人男性的暴力惩罚影响犹存。这些种族主义的恐惧和成见不是一字一句写在警察守则里，而是嵌入和渗透在整个文化之中，无法查询却无处不在。美国前篮球运动员、现黑人运动活动家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把种族主义描述为空气中的灰尘，你只是觉得鼻子有点痒，但是除非用手电筒打出一道亮光，你才能看到那些微小的颗粒。依据贾巴尔的手电筒比喻，这次全国性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游行也如同手电筒打出的光，没有人再能信誓旦旦说看不到了。
看不看得见是一个问题，说不说得清楚是另一个问题。种族主义是个涵盖内容宽泛、被频繁使用——以至于宽泛和频繁到几乎失去有效性——的词汇。如今街头巷尾每个人都在讨论种族主义，但没有人能具体划清一个清晰的范围，或者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种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对很多亚裔来说，种族主义是白人对黑人做的不好的事，那么在这个种族主义的版图中，亚裔的位置在哪里？白人对亚裔做的不好的事算不算种族主义？如果算，那么黑人对亚裔做的不好的事算不算种族主义？亚裔对黑人做的不好的事算不算种族主义？弗洛伊德视频中极具象征性的一幕是，一名亚裔前警官围观了白人前警官对黑人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全过程但并未阻止，这也引发了很多关于亚裔在反对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位置的讨论。如果种族主义承载了沉重的历史深渊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发明出新的词汇将亚裔涵盖进去进行讨论，从1882年美国颁布反对中国移民的《排华法案》，到1942年美国将本土的日本人聚集起来集中管制，亚裔不能也无法置身历史之外。
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常用词汇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既无法帮助我们描述症状，也无法帮助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种族主义的症状是什么？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咳嗽和高烧为指标，种族主义的指标又是什么？在今天，我们需要新的、更具体的词汇来描述这些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0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接受诺顿历史频道采访时，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教授卡罗尔·西姆斯（Carol Symes）被问到一个问题，“那些欧洲中世纪的旅行者们如何理解那些遥远国度里的人们和文化？”西姆斯说，即便到了十七世纪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地图和旅行者的见闻经历，那些在外的旅行者们在写信给欧洲的资助者时，仍旧坚信总有一天会发现那些长了两个脑袋的人类。即使已经亲眼见到当地人，他们依然确信总有一天，那些人会展现出来他们像怪兽的另一面。西姆斯接着谈到，其实这种对异域的想象并没有消失，看一下我们现在如何想象来自外太空的生物。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西姆斯的重点是谈论那些虚构的小说或者其他艺术创作的巨大影响。
从西姆斯的讨论里可以引申出与本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想象另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总是会假定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正如中国古代典籍《左传》所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徙戎论》里又补上“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里当然有事实的成分——不同的气候地理因素、文化风土人情、饮食习惯，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假定也有助于自我的确认——如果我们无法指认出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对自己的辨识和理解需要一个参考和对照，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便具有作为参考和对照的功能。但是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假定很容易滑向一个深渊，当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他者的时候，我们也逃避了自己的责任。
归咎于他人好像是在我们面临危机时的一种本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种状况屡见不鲜。先是有特朗普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借以转嫁国内对政府举措不当的指责。五月底当一些城市的打砸抢与抗议种族歧视游行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又有部分官员——比如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雅各布·弗赖（Jacob Frey）、圣保罗城市市长梅尔文·卡特（Melvin Carter）,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等——纷纷指责打砸抢等暴力行为是“外来者”所为，他们后来不得不撤回之前的声明，因为那与事实并不相符。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试图解释为何一开始将暴力打砸归咎于外来者：“你很难相信生长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会要把自己亲手建设的城市毁掉。”气愤的市民打电话到电台对抗议市长这一言论，“你不相信我们有要求改变的能力么？”其实市长没有说出口的解释是，如果暴乱都是外来人所为，问题就容易很多，只要把他们赶走，我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
我们需要重新设定一种假设。这种假设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假设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需要后天训练的能力。在想象另一个族群时，即使他们容貌颜色与我们不同，仍旧相信他们内心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病毒的恐惧、面对危险时的紧张，和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相信你所有的脆弱、沮丧、喜悦、担忧，另外的人也都有。世上的伤痛我们皆有一份需要承受，世上的责任我们皆有一份需要承担。
结语
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整个世界徐徐展开的现代化画卷，就是西方国家引领、其他国家在努力追随试图变成西方的历史。美国政治家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山巅上闪耀之城”的比喻，即“灯塔国”之称，便是声称美国作为全世界的希望受到敬仰与追随。但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考验之下，从反对种族歧视、要求根本性变革的呼声中来看，灯塔本身的问题也已暴露。当前是以黑人为主导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会不会反扑，我们还不得而知。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教授贝克鲁兹·伽玛瑞-塔布瑞（Behrooz Ghamari-Tabrizi）认为，在美国易拉罐已经被打开，温热的法西斯的毒液正从罐子里缓慢爬出来。1944年8月，在占领了巴黎四年之后，希特勒不愿意将一个完整的巴黎留给同盟国。他下令摧毁这座城市，并反复跟属下确认，“巴黎烧了吗？”美国已经“着火”，没有人能够确定美国的明天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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