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你是否曾注意到博物馆中数量繁多的动物主题藏品？它不一定有动物的具体形象，但一定展示了人们对于这一类动物的认知。比如鸵鸟通常象征着笨拙，狮子意味着勇猛，兔子代表着驯服，鲤鱼则被寄寓了能够“跳龙门”的潜力。龙在东方是贵族皇胄的图腾，在西方却成了邪恶不详的化身。动物陪伴人类度过了漫长岁月，它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的感知中也不尽相同。比如，冰河时代遗留下的投矛器，蕴藏了先民们对猛犸象的惧怕；亚述帝国浮雕中的屠狮场景是狩猎成为贵族活动的反映，彰显了国王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17世纪的一幅日本画以金叶环抱野鹅为场景，表现了人对和谐自然的亲密感。这本装帧精美的书还指出，刻画动物虽是一贯的创作主题，艺术家们与动物间的关系却存在差异。原始时期的狩猎者描画动物是为了记录，但现代画家的精致创作可能只是为了市场。

大英博物馆中的动物藏品有许多类，从野生到驯养、从珍禽异兽到象征符号，甚至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怪兽、神兽。人类惧怕动物，但也宠爱或尊敬动物，在它们身上寄托想象，因为它们与人类如此紧密相关。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大英博物馆动物简史》节选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让我们来一场虚拟的博物馆动物藏品之旅吧。

《大英博物馆动物简史》（节选）

文 | [英]克里斯托弗·马斯特斯  译 | 谢文娟 郑秋雁

尽管近年来，在欧洲的城市里“珍禽异兽”已经相当常见，它们还是经常出现在奇思异想的作品中，或是被讽刺作家和漫画家选用。必须指出的是，那些不那么奇怪的生物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例如下面的这幅讽刺画。这幅自然历史博物馆珍品展厅展出的漫画，对当时法国政客的形象极尽嘲讽。漫画中的政客们都被标注了带嘲讽意味的拉丁名称，虽然这些人物如今不再家喻户晓，但各种动物，包括蛇、海豹、蝙蝠等的身体形象和道德寓意仍旧一目了然。

众多“珍禽异兽”或是形象不为人熟知，或是五彩缤纷，或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尽管人们逐渐在现实中接触到它们，但对它们的艺术处理却并非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到圆山应举（Maruyama Ōkyo），众多艺术家们在创作时或是以原样保存的或剥制的标本为摹本，或是以他人的印象为参考，甚至以相关种类的家养宠物为参照。这样的创作方法无碍于他们在作品中展现出动物们的相应特征。它们或是看门，或是守墓，或是单纯地用来给室内环境添加一份魅力。

下面的日本虎就是极好的例子。对这些日本画家来说，老虎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他们遇到过的一个真实物种。尽管岸驹（Kishi Ganku）出色地描绘了老虎的皮毛、尖牙，甚至胡须，但老虎的身体构造却显得太扁平、不自然。它看起来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更像是一张毯子，一张剥下来的虎皮。当它站在奔涌的水流上方的岩石上大声咆哮时，才显示出勃勃生机。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录了波斯王薛西斯的军队，至少是军队中的骆驼，在公元前5世纪初入侵希腊的时候，遭受到了狮子的攻击。欧洲的狮子数量一直在减少，下面展示的这尊造型奇怪的青铜狮子的塑造者显然没有亲眼看到过狮子，它既长着乳头又长着雄狮的鬃毛，身体后端像狗一样翘起，准备扑向前方。作品中异兽身体结构上的古怪和不精确，归因于创作者的无知，但对它们进行的失真化、人性化和同环境割裂这些处理，则与艺术家们描绘其他种类动物时采用的手法类似，充满了自由性。

也许最独特的一种风格是描绘探险家们带回的标本。在其他洲建立殖民地后不久，欧洲人准确记录下了各种生物的科学形象，从微小的无脊椎动物到凶猛的爬行动物。尽管这些样本值得赞赏，动物们仍然摆脱不了艺术家们模式化、传统的创作手法，或是别有用心的改动。伊丽莎白时代的约翰·怀特无疑画过一些他在“新世界”遇到过的动物，因为他对食用这些动物很感兴趣。尽管如此，他的许多令人惊叹的绘画习作，例如下面的寄居蟹，都传递出一种客观的好奇感——那是一种想去了解的欲望，而不是想吃的欲望。画中的寄居蟹，为了保护自己，正爬进软体动物的空壳里。画中“Caracol”一词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海贝壳”。虽然对吃的现实追求是怀特创作部分画作的动力，但对这里展现的生物而言，他是将它们视为异域奇珍而非食物。当然，寄居蟹本身也不可食用。

1.大型猫科动物

几个世纪以来，狮子代表的品德一直对艺术家们充满了吸引力，即便他们所处的国家离狮子的栖息地十万八千里。这个来自英格兰的罗马式门环采用了狮子的形象，这使它显得高贵而有力量。门环上的狮子有着人的鼻子、眉毛和胡子，鬃毛也为了装饰性而重新排列。虽然狮子的相貌失真，但门的抵御能力，或者说至少是外观，得到了改善。

六百多年后，英格兰画家詹姆斯·沃德（James Ward）画出了狮子的凶残。在他的笔下，狮子的身体构造准确，画面的场景却不太真实。又黑又深的洞穴般的场景有一种梦幻壮丽的风格，但和非洲大草原相去甚远。狮子的对手是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和狮子永远不会在大自然中相遇。

古希腊人对狮子的认知有点前后矛盾。这点并不奇怪，因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狮子在古代就逐渐绝迹了。坐落于小亚细亚（土耳其）海滨的一座墓地纪念碑顶端的尼多斯狮子雕像，对狮子的刻画相对准确。它的眼睛原本镶嵌了玻璃，可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刚建成时，这尊雕像肯定非常引人瞩目。

圆山应举创作了一幅同样震撼的画作，描绘一群老虎过河的样子。他以对自然的细腻观察著称于世，然而在绘制这幅作品时，他不得不以虎皮和家猫为参照物，虚构出一幅野生老虎的画面。

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他的《夜莺颂》里提到的酒神巴克斯和他的豹子是古代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对后来的欧洲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在这幅来自哈利卡纳苏斯的镶嵌画上，酒神巴克斯正和一只豹子跳舞，画上嵌有他的希腊名——狄俄尼索斯。而“弓”（Bow）瓷器厂生产的这尊酒神，坐在大宠物般的豹子身上，看不出任何放纵和狂野的迹象。和镶嵌画中的酒神一样，瓷像酒神也头戴葡萄藤做的头冠，看上去正在给他的伙伴喂食。不过，这尊瓷像与古代同主题作品，或者说与济慈文字的相似之处就到此为止了。

2.探险家的标本

约翰·怀特（John White）于1585年第一次到达沃特·罗利爵士位于“弗吉尼亚”（今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部分）的定居点，创作了已知最早的一幅美洲蝴蝶图。尽管怀特把奇怪的昆虫标本带回了英格兰，他仍旧主要以水彩画的方式准确地记录下他遇见的动物。

一个世纪后，1699年，阿姆斯特丹市资助了艺术家和博物学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对荷兰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苏里南开展科学考察活动。两年后，她回到荷兰，出版了《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书中精确描绘了蝴蝶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今天，梅里安被视为昆虫学的先驱之一。

多萝西娅·格拉夫（Dorothea Graff）是博物学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的女儿。她在两幅画中分别描绘了产自南美洲的凯门鳄和蓝黄鹦鹉咬住一条珊瑚蛇的场景。尽管动物的姿势比较常见，但她在绘画时特别关注了动物的身体结构、颜色以及皮毛纹理。

印度画卷中的这只鳄鱼与格拉夫所画的凯门鳄一样，都将身体弯成了一个夸张的角度，但它的形象看起来更加地非写实。这条鳄鱼是加齐的冒险故事里的一个角色，它和其他一些动物都是加齐展现超人控制力的对象。

约翰·怀特很可能是在前往弗吉尼亚的英格兰定居点途中，在加勒比海地区或巴哈马群岛看到了火烈鸟。他的水彩画因对鸟类羽毛的细致描绘而受到鸟类学家们的推崇。

3.稀奇古怪的动物

长着长牙和尖角的古怪动物激发艺术家们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但实际上创作者经常无缘得见它们的真容。丢勒听闻葡萄牙国王向教皇敬献了一头奇怪的动物，但是在距拉斯佩齐亚不远的海上把它弄丢了。受到这一传闻的启发，他创作了这幅犀牛图。图中犀牛的原型出自一位商人的速写，是在犀牛从东印度群岛运抵里斯本时画下来的。丢勒尽量准确地画出了犀牛的头和角，但给犀牛的四肢画上了爬行动物的鳞片，还给身体画上了盔甲。

这两只大象模型是由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很可能参考了来自印度的图片。相比真实的动物，它们的眼睛更能使人联想到制作它们的匠人们的样子。幸运的是，得到这对手工艺品的西方人很可能并不太在意这一点。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白釉和釉彩装饰的精湛技艺，白釉的色泽和平滑度使大象看起来不那么笨重，增加了整座塑像的魅力。

海象生活在北极地区，因乳白色的海象牙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们有时会出现在挪威海岸，但再往南就很少能发现它们的踪迹了。对于居住在内陆城市纽伦堡的丢勒而言，海象是一种奇异的动物。他的这幅水彩画看起来引人入胜，但他写在上面的描述性文字却有些荒诞：“1521年，那头愚蠢的家伙……在荷兰海被捕获。它长着四只脚，有十二埃尔（1埃尔相当于约115cm）长。”

丢勒在1520—1521年间访问过荷兰，但是在他的日记里没有关于海象的记录，而他的画里明显只有海象的头部。在此两年前，一位挪威的主教腌渍了一个海象头，献给了教皇利奥十世，而在教皇的收藏品中还有一头印度犀牛。看起来丢勒画的便是一个经过腌渍的海象头。

海象的名声无疑很响亮。扬·卢肯（Jan Luyken）的作品中海浪翻涌，描绘的是荷兰人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从1594年开始进行的北极探险活动，但这幅作品并不是这次航行的第一手记录。实际上，这幅版画是根据《圣经》中约拿和鲸鱼的故事创作的。

到18世纪的时候，许多珍禽异兽被关在狭窄无遮挡的笼子里，作为公众展览向欧洲人开放。人们蜂拥而至，场面蔚为壮观。这样的景象十分有趣，就像18世纪70年代的佚名讽刺画里描绘的那样：相互对视的人和猴子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假发。画面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人类喜爱看自己的肖像画。”

仿照鲁本斯作品创作的这幅狩猎鳄鱼和河马的版画，可能也想表现出人类凶残的特质。尽管河马和鳄鱼代表的黑暗天性在表面上被克制住了，整个画面的氛围却是模糊不清和令人不安的。鲁本斯在画河马这一尼罗河上的经典动物形象时，很可能是参考了他在罗马看到的填充标本。

鸵鸟毛和对戴鸵鸟毛的人的嘲讽是这两幅画的共同特征。下图的标题“羽毛在惊吓中变白”暗示了偷盗这些装饰品的女仆们应该“归还借来的羽毛”，画中出现的鸵鸟也在提醒我们，它们才是羽毛的合法所有者，而不是女仆们的主人。《圣经》中把鸵鸟描述成缺少智慧和理解力的动物，这更增加了这幅画的讽刺性。

威廉·希思（William Heath）的版画延续了这种荒谬。画中形象怪诞的乔治四世和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与苗条纤细的长颈鹿（旧称为驼豹）形成鲜明对比。这只长颈鹿是埃及帕夏在1827年送至英格兰的。这只长颈鹿从表面上看传达的是人类的一种新“爱好”，但实际上和通常一样，它反映的是其所陪伴的人类的道德缺陷。和这只长颈鹿一样，科宁厄姆夫人本身就是皇室一时的爱好。

在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马丁兄弟（Martin Brothers）因其独特的手工陶瓷制品闻名。他们的作品经常是以怪异的鸟类为外形的烟草罐或储物罐。这些鸟类的形态不仅源于英国本土物种，还参考了国外鸟种，例如秃鹫。鸟儿们被赋予了人类般的邪恶笑容，显然是以真实的人为原型创作的。这样的设计效果既可怕又讽刺。

英国插画家阿尔弗雷德·亨利·弗雷斯特（Alfred Henry  Forrester）也致力于讽刺现实。画中的主人公冷漠地支着胳膊，靠在窗边，仿佛是文艺复兴肖像画中的贵族。然而，这个优雅地拿着烟斗、穿着毛领大衣的主人公其实是只猴子。它和许多猿类的角色一样，反映的是我们的虚荣和愚蠢。毕竟，“时髦不过是一个模仿另一个的样子”。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大英博物馆动物简史》，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