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命运”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共识，不少人自信满满地认定，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比西方公平，美国阶级固化，穷孩子上大学越来越困难。

1985年，在全美250所顶尖大学中，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后75%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中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一项2017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美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学生的总和都多（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文章《一个美国“新贵族”的忏悔》）。

美国寒门难出贵子有很多成因：大学学贷负担重、公立高中教育质量差、富人通过捐款等手段运作，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又通常遭到忽视的因素是文化隔阂——美国蓝领跟中产生活各方面出现裂痕，如同两个民族。

美国的文化分层

在社会学著作《愤慨的政治：农村认同和斯考特·沃克的晋升》中，作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系教授凯瑟琳·卡梅尔发现本州学生比例过低，因为小县城的家长嫌学校远，舍不得送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学。这令人惊讶，因为威斯康星大学的生源广泛，很多外国留学生飘洋过海，坐飞机来上学，他们距离更远。

深入研究后，卡梅尔了解到小县城孩子在大城市遇到的文化隔阂，小县城的口音、乡土气息的打扮、保守的宗教态度都会遭到城里人的排斥。罗伯特·伍斯诺的《小镇美国》提到了类似情况，大城市里的孩子觉得美国中西部贫穷落后，他们甚至认为中西部的家庭简陋到没有装抽水马桶。

西弗吉尼亚等地区留有表兄妹近亲结婚的习俗，城里人经常拿这点来揶揄戏弄西弗吉尼亚出来的年轻人。黑人、拉丁裔在文化习惯受嘲弄的情况下，可以用种族歧视的理由来抗议，而本土白人只能默默承受，城市精英给他们起了各种歧视性绰号：乡下人（hillbilliy）、红脖子（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

城市中产子弟在外乡人面前充满优越感，“小县城孩子不如大城市孩子聪明”的观点很流行。有学生向卡梅尔反应，自己亲耳听到教授瞧不起小县城的孩子，歧视他们知识水平不高。于是，卡梅尔对蓝领阶级的孩子和城市中产学生进行了客观科学的智力测试，结果表明双方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畏难情绪在蓝领阶级广泛传播，威斯康星的小城镇家长普遍怀疑自家孩子能否跟来自全州、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学生竞争，还没分出胜负，心态上就先输了。

《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J.D·万斯描述了美国下层阶级的厌学文化。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学生对未来期望并不高，上大学读书的人稀有，至于到俄亥俄州以外大学的，更是闻所未闻。

即便小县城孩子考取了大学，也并不能保证完成学业。华盛顿智库“第三路”的一份新报告指出，只有55%的学生在6年内毕业于普通的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在研究的1027所私立大学中，761所大学的毕业率不到67%，而公立大学毕业率甚至低到46%。

虽然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成绩，但是文化因素也不可小觑。工薪阶层子女很难改变生活习惯，跟中产子女玩到一块。美国上流社会最顶尖、最封闭的圈子是“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成员以新英格兰地区的精英为核心，祖先能追溯到建国时期。他们财力雄厚，诗书传家，出产许多作家、知识分子，子女世代在哈佛、耶鲁接受教育。因为这个群体以血统自矜，内部通婚，很少接纳外人，圈子封闭，因此被外界比作为印度婆罗门种姓。

判断一个“波士顿婆罗门”的直接简便方法是听口音。他们音色比较尖锐，发音按照英式英语吞“R”。美国中西部、南部的口音各不相同，J.D·万斯以亲身经历为例，他从小习惯了俄亥俄家乡方言，只在电视台里听到过新闻主持人标准的美式英语。直到有一次母亲卷入一桩民事纠纷，他去法庭，听到法官、律师操着标准的英语，在实际生活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腔调。后来考上大学，生活环境里听不到俄亥俄方言，他感到有点不习惯。

一些中西部的高材生在沿海州的大公司、政府机构里，要花很多力气才能融入，他们要尽力洗去老家的泥土气，掩盖出身。在电影《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第一次跟女主角会谈就听出了她的西弗吉尼亚口音，对她表示蔑视。

语言问题在英国同样存在，不列颠上流社会的口音是公学口音、牛津口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出生于乡下的工薪阶层，母亲为了提高阶级地位，要他上专门的演讲课，练习说话方式。里夫斯考入牛津，经过三年的生活彻底改变口音，毫无底层人的痕迹。

从语言习惯到生活方式，蓝领阶级各方面都不同于中产。中产子女除了学习外，还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发展业余爱好，美国三大高薪行业——投资银行、法律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在招聘时，除了专业技能外，还要考察候选人的兴趣爱好。

资方把课外活动当作一个筛选器，像划船等运动不仅需要大量体能培训，而且考验毅力、队友合作能力等等。一个学生能够在完成学业之余做好这些活动，充分证明了时间管理能力，以后在公司里他也能平衡工作和生活。公司职员希望，新招进来的人不仅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更是下班后能一起玩的朋友。在硅谷高科技企业，雇主把本公司比喻成聪明人的兄弟会。面试官从毕业生里挑简历的时候，偏好挑相同经历的、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待过同一个学校俱乐部的人。在能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面试官偏好挑选同一个兴趣圈子的新人，因其融入集体更融洽。

一个成绩优秀但兴趣爱好表现平平的学生，很容易遭到拒绝。招聘方说，“分数不能告诉我们，你还有朋友”，“当然，你分数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数，其它什么都没有”。贫寒子弟辛辛苦苦一路考试通关，上了大学，终于到了职场，却在求职面试关节落马，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参与中上阶层阶级才玩得起的游戏。

工薪阶层未婚先孕的风气显著，在高中就辍学的人群当中，青少年女性怀孕的比例从1980年代的43%攀升到了今天的70%，J.D·万斯的母亲本来是个前途光明的高材生，因为18岁怀孕而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过早生子的妈妈通常处理不好家庭事务，离婚率也更高。拥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中，只有12%未婚先孕，中产男性会为了发展事业而推迟组建家庭，积累财富后再结婚，为子女提供优渥的教育成长环境，送他们上私立学校。最终形成循环，中产子女更容易成才，蓝领阶级的孩子生活于破碎的家庭，缺乏管教，将来考不上好学校。

平均每年哈佛大一新生的26%和普林斯顿新生的28%来自于私立高中学校，而这些高中学生仅为同龄人的2.2%，名校资源由中上层阶级瓜分。耶鲁大学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精准地总结道：“我们这套精英教育制度，看似推崇种族多样、性别平等，却还是落入了世袭的俗套。”

工人的男性气概

西方媒体、学者研究报道教育分层的话题指出，穷人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翻身，中产阶级生来就享有教育特权。如果人们以为蓝领阶层会沮丧、怨恨、愤怒，感慨社会不公，那就错了。

《乡下人的悲歌》指出，小城镇学生普遍采取认命态度，对未来不抱希望，家长也听之任之。米德尔敦的老一辈居民，固然希望下一代人能靠脑力吃饭，可子女如果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不勉强，他们不认为文凭低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万斯的母亲不会因为孩子分数低而生气，直到万斯上高中才开始注意成绩。

留在米德尔敦的那些岁数大点儿的朋友和亲戚们虽然没什么职业晋升前途，但也都很满足，乐天知足。在小城镇的价值观里，一部分人生下来脑子灵光，其余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这类天才。

这种心态算相对较好的，某些蓝领阶层甚至滋生了反智主义亚文化，以学习成绩优秀为耻。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著作《学做工》描述了一个老工业基地汉默镇，工人子弟强化阶级认同，宣扬白领工作是资本主义寄生虫生活方式，真男人都是实干，做水电、建筑各种体力活。

如果有工人阶级的孩子认真读书，期盼以后找份白领工作，就会遭到同学的孤立。这些循规蹈矩的学生被大家称为“书虫”“书呆子”“老师的乖宝宝”，课堂上调皮捣蛋、下课后经常打架的学生受到同龄人的拥戴。差生更出风头，更有反抗学校权威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也更容易吸引异性，姑娘们喜爱酷酷的男生。

电影《跳出我天地》展示了英国下层社会浓烈的男性气质，主角比利·艾略特想学跳芭蕾，他的工人父亲坚决不答应，男孩子要学就该学拳击，芭蕾舞娘里娘气。《学做工》的作者了解到，在沉闷无聊的课堂教学内容里，文科遭到厌恶的程度异常的高，因为工人子弟认为诗歌戏剧属于女性化事物。

《美国的男子气概》作者迈克尔·基梅尔称“男孩认为传统的人文科学课程女性化。这一点在英语课堂上表现得最明显。在我过去执教20多年里，当其他人对文学或创造性写作任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男孩们则不然。通常，非虚构阅读和写作还过得去，但虚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让男生害怕。”

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有“男孩子擅长理科，女生擅长文科”的偏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表露情感，工人子弟害怕暴露出脆弱、敏感的内心情感。海伦·泰勒的《为什么女性会读小说》指出，男性即便是小说爱好者，也通常会表示阅读没有改变自己的感情生活、精神生活；女性读者则频繁地提到小说带来的感受，对自身心灵的变化。海伦·泰勒说：“你可能认为这有点傻，但这种情感是真实的，而且很神奇。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之所以读小说，是因为我们想去探索自己的情感。我们之所以在读爱情小说的大结局时哭泣，一半是因为我们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另一半是因为它勾起了我们心中苦乐参半的情愫。”

女性读者的群体远远比男人庞大，女性拥有强大的购买力，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小说市场中，女性贡献了80%的销售额，而且女性活跃地参与文学节、开通文学博客、加入文学社团。教导孩子阅读的多为女性（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中），组建读书俱乐部的也是女性居多——这些俱乐部通常会把男性拒之门外。

毫不意外，工人子弟成年后绝少从事人文领域，获得体面的白领职业。2018年英国的一份报告《恐慌！社会阶级、品味与不平等》显示，在电影、电视和广播从业者中，只有12.4%的职员出身工人阶级。在高雅的文化行业，蓝领子弟很难冒出头。

汉默镇大多数孩子重复父辈的轨迹，到某个工厂中找一份活计，领着一份高不成低不就的薪水。校园时期学到的知识对体力劳动没帮助，而打架斗殴、反抗秩序的品性更适合成年人的世界，工人子弟把从小养成的阳刚之气带入工厂，跟资方作对。

在蓝领阶级的世界观里，那些家境优渥养尊处优，考入大学、坐办公室的经理、领班是一群“娘娘腔”，缺乏实践，干不了活。制造业需要头脚灵活，亲身察觉到机器的微小变化，这些知识学校里学不到，汉默镇的一个工厂车间上打出这样的标语：“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

学者艾瑞·瓦纳宁（Ari Vaananen）在研究芬兰金属工人的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了鲜明的“男性气概”。工人之间愉快地交流工具、机器操作心得，勇敢者冒着受伤的危险，做着高度危险的工作（例如冬天室外作业），来彰显粗犷大无畏的雄性气概。1986-2003年瓦纳宁采访的61份金属工人，谈到工伤，大多带着骄傲的语气，他们认为伤口是光荣的“战斗伤痕”，修理机器则是男人的浪漫。

劳资冲突很多事件起因是，资方不尊重雇员的职业水平，或者追求效率，或者引入新技术，工人奋起反抗，保卫自己的职业尊严。20世纪50年代，资方引入岗位分析师这一新角色，职工愤怒地认为对方越界了，下派工作项目是老板的事，但是具体怎么干活、如何安排进度、何时完成应该由下面人自己决定。

工人以阳刚之气、实干精神自傲，鄙视那些有了个金灿灿文凭就瞎指挥的上司。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旧时代，贵族阶层同样倾向于展现好斗的特性，他们参军从政，鄙视空有文凭的布尔乔亚。他们有意识地与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贵族子弟丘吉尔年少时顽劣，是班里最固执、最倔强、最不守纪律的学生。“读书无用论”在军国主义的普鲁士更普遍，贵族子弟逃课，反抗教学秩序，乃至殴打平民出身的教师。右翼势力的鼓吹手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有名言：“对正派人来讲，一辈子看五十本书就足够了。”

中国人也有不重视高考的时候

工人阶级崇尚男性气概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尤其是国企工人）的阳刚气质强烈。1970年代不少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职工每天早上要集体跑步锻炼，工人还兼任民兵，负担联防治安任务。

体育运动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1954年国家颁发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根据调查统计，全国1191家厂46万工人，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占总数30.43％。上海作为重工业基地，体育事业异常发达，工人热情地投入球类运动。1955年上海建立基层体育协会，至1956年全市共建7个产业体协和3395个基层体协，足、篮、排和乒乓球队共11918个。到1958年，有61万职工人经常参加体协活动，达到工人总数的一半。

其中，上海中纺机的厂足球队表现优异。1958年参加全国足球甲级联赛，1964年获全国足球乙级联赛第六名。截至上世纪80年代，该队获得了1972年上海市甲、乙级联赛冠军、1981年第一届陈毅杯冠军、1983年长江杯足球赛冠军等。在今天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文化等同于小资洋气，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上海文化由工人阶级主导，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气息。

其他城市的工人体育活动也不落后。在沈阳、武汉、天津等工业城市，建造露天灯光球场成为各单位、厂矿的一大景观。每到国庆节、劳动节等重要节庆，民众都要开展大规模的体育活动。

中国的国企工人子弟享受现代欧美式的宽松教育，喜欢玩耍、体育运动，对读书考试并不上心。西方能实行宽松教育，很大程度是因为底层民众有福利保障兜底，蓝领子弟即便没实现阶级跃升，日子也还过得去。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人同样享有福利保障兜底——更准确地说，工人是当时各阶层里极少数享受到高福利的。拥有城市户口的体制内职工享受医疗养老保险，而广大农民无依无靠。

城市甚至存在子承父业的“世袭”，职工退休退职，子女有机会接替工作岗位，即所谓的“接班”制度。工人子女即便读书上学，另谋出路，未必能有更好的职业选择，北京三级技工和中学教师的工资相差无几，教育投资的回报跟产出不成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子弟没有心思读书学习，只等着接父母的班。民间有顺口溜说，“过去只看行老几，现在只看父母五十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据天津市文教委员会教育处统计，1979年在市区中学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学“接班”参加工作的达22505人。一些学生还没到父母退休，便在社会游荡，斗殴打架，擅自逃课，长期离校。仅天津市内6个区，这样的学生就有13700多人。

他们跟《学做工》里的英国工人子弟一样，形成了反智主义亚文化。20世纪50-80年代中国体育的繁荣也基于此，国企工人没有望子成龙的强烈意愿，父母实行宽松教育，放任孩子打球休闲。一定要孩子高考、上个名牌大学的家长数量较少。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实现零的突破，再加上女排姑娘“三连冠”的影响，全社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体育热。国家体委举行“第二届工人运动会”“全国百万职工冬季长跑”“全国基层职工足球竞赛”和“百日锻炼迎亚运”等活动。截至1989年，全国有各行业基层体协4000多个，有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办了高水平运动队，全国49万多个基层厂矿建立了运动队，体育锻炼小组18万个。

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子女“接班”制度松动，到了90年代国企大规模破产，工人阶级地位一落千丈。放任子女课外休闲的中国父母消失了，新时代的家长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给孩子报奥数班、英语班，形成了今天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景象。

讨论教育制度利弊的时候，民众一边倒地捍卫应试教育，网上大多呈现这种画风，“西方的快乐教育不适合中国国情，何不食肉糜”“教育部禁奥数，不许这个不许那个，教育部已成禁学部”。上世纪中国人不重视高考的宽松教育模式，已经烟消云散、彻底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