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朝鲜一直对南方的邻居不服气，但两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差距一直在拉大。

韩国统计厅12月15日发布的“2015年朝鲜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截至2014年，韩国名义国民总收入（GNI）为1496.6万亿韩元，是朝鲜的43.7倍，人均GNI为2968万韩元，是朝鲜的21.4倍。而在2013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2.6倍和20.8倍。

还有其他机构的统计数据可以佐证。根据联合国统计数字，2011年至2013年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朝鲜的76.6倍、76.9倍和84.5倍。而按照韩国央行的统计，2012年至2014年间，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2.3%、2.9%和3.3%，也高于朝鲜的1.3%、1.1%和1.0%。根据此前的报道，由于闭关锁国和遭受制裁，朝鲜每年以国家名义进行劳务输出的创汇所得可能就占到了GDP的8%到15%。

可是，朝鲜有多大意愿和动力进行经济改革，释放经济活力呢？

事实上，自金正恩于2011年走上朝鲜权力顶峰后，外界一直就对朝鲜出现经济改革的可能存在着广泛争论。朝鲜国内的黑市贸易一直存在，不过近来其国内“正规”市场的壮大，似乎点亮了朝鲜经济即将迎来进步变革的信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下属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美韩研究所，曾于2015年10月发布一篇题为《卫星图像新证据：朝鲜国内市场的增长与地理》的报告，指出尽管曾在一段时期受到政府压制，但当下朝鲜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数量都在增加。

过去，为了填补苏联解体和国际制裁造成的损失，朝鲜曾尝试进行过小规模改革。1991年，朝鲜建立罗先经济特区，作为通过外资培育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2002年，金正日开始通过允许成立非官方市场来做经济自由化的尝试。当年7月，朝鲜政府出台一系列《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加强企业主和农民的自主权。2013年，这些措施在金正恩治下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些改革乍一看似乎是朝鲜经济改革的预兆，一些人预测朝鲜将很快效仿中国和越南。不过，在柯尔比-索耶学院朝鲜研究员Khang Vu看来，这些小规模的改变只是暂时性的，起不了多大作用，也没能在朝鲜各行各业全面铺开。

Khang Vu在东亚论坛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要看到经济改革背后的东西，不仅要理解平壤方面对经济进行修补的动力，也要考察经济自由化对朝鲜政权的生存带来的冲击。

文章称，1990年代朝鲜分配制度的垮台，为该国全国范围内地下市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些市场很快取代政府此前扮演的角色，成为支撑人们生活以及非官方经济的主力——朝鲜60%的人以地下贸易谋生，80%的家庭收入源自黑市。

尽管朝鲜政府从不承认该国市场经济的存在，却也在与私营经济打交道。政府在市场中出租空间、对商人课以重税，并指定可以售卖的货物种类和数量。

这些规矩让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有了空间，也加强了政府对非官方经济的控制。文章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的改革只是通过把已经出现的经济制度合法化，并以此为政府干预行为辩护。

在允许小规模经济重组出现的同时，朝鲜当局也在经济改革和政党生存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执政者明白，市场的成长与其自身权力不可并驾齐驱，经济自由化将要求政府放松旅行限制、容忍更大自由度的信息流动，并允许外国公司对国内政治施加影响。

然而，更多的信息和贸易交流，意味着朝鲜人将更多接触到外部对该国的看法，有可能动摇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经济形势的突然变化可能改变执政党内的权力分配。自金正日2011年底去世后，朝鲜劳动党一直分为支持经济开放的“温和派”和由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及军方领导的“强硬派”。

强硬派寻求维持该国的“先军”政治路线，继续发展核武。而经济自由化将改变党内的权力平衡，这可能会让金正恩处在危险境地。

因此，Khang Vu认为，相对于经济改革，朝鲜更倾向于政治稳定和团结。由于经济自由化很可能削弱政权稳定，平壤方面将不会追求任何大规模的改革。

但与此同时，朝鲜当局也很可能继续在经济崩溃和政权危机之间走钢丝绳，对各种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它们不对其生存产生严重威胁。朝鲜当局将容忍一定程度的市场自主权，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家稳定，也能让一些既得利益的干部保持忠诚。

Khang Vu认为，市场体系变革的信号应被解读为朝鲜当局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变化，也应被视为党内权力平衡的一个标志。不过，无论这些改变有多小，它们都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点燃了生活的一抹亮光，观察朝鲜的分析人士需要耐心追踪这些细微的改变。

《华盛顿邮报》东京分社社长安娜·费菲尔德（Anna Fifield）似乎稍显乐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朝鲜正在推行经济特区，进行市场导向的试验。尽管这些试探性的动作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朝鲜也没有释放出吸引外资的积极信号，但这些特区仍在被朝鲜当局稳步推进。

朝鲜11月发布了有关罗先经济特区投资的50余项法规，并公开了特区综合开发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朝方承诺将保障外企在特区内的经营活动。韩联社称，有分析认为，朝鲜此举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因素，可能采用“一国两制”模式开发特区。

费菲尔德写道，朝鲜正在试探着“玩弄一些资本主义想法”，在全国设立了大约20个经济特区，允许农民保留并销售更多产品，并容忍全国“自由市场”（jangmadang）中出现更多经济活动。

此外，朝鲜官方也在促进外部交流和学习。尽管美国绝不会与朝鲜发生任何级别的互动，但一些国家正在采取全然不同的策略，特别是亚洲国家——比如新加坡。他们正鼓励与朝鲜和朝鲜人互动交流，希望支持他们的经济改革试验田，缩小其与外部世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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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朝鲜人提供商务培训的新加坡非政府组织高丽交流中心（Choson Exchange）就是这样一家机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负责人施国兴（Geoffrey See）曾是一位管理咨询师，而自2007年以来，他已在朝鲜培训超过1,000人，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培训了将近100名朝鲜“学生”。

过去几个月，曾有12名朝鲜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通过高丽交流中心来到新加坡参加“微MBA”课程，他们都来自国家附属的机构或部委，人选由朝鲜当局确定。

在培训中，他们会学习会计、营销、人力资源和整体规划，听取来自全球咨询公司客座讲师的讲座，接受类似诸如命题为“三个可能杀死初创企业的问题”这样的课程，还能在对他们实施免签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观企业。

这样看来，同样在西方国家学习过的金正恩或许很清楚，这些能力和技巧能在市场经济中派上用场。谁又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回到国内的种子不会萌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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