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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尔丘克:怪诞的“罐头”中有着温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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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尔丘克:怪诞的“罐头”中有着温柔的世界

其实,以“怪诞”为名的故事集没有想象中的惊悚,它以温柔的方式邀请每个读者来仔细阅读,读者们也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记者 | 实习生 姚妤婕

编辑 | 林子人

身为波兰作家,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却在“波兰性”之外拥有“非波兰性”。怪诞新奇的想法、温柔细致的笔触、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关怀,都使得托卡尔丘克在波兰文学、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别具一格。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词中,托卡尔丘克称呼自己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她用跳跃式的碎片写作,呼唤着对人类世界的大爱。

日前,托卡尔丘克的最新小说集《怪诞故事集》中文版被引进。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反日常的奇异行文。新书出版之际,单向街书店举办了名为“在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文学罐头里想象未来”的在线讲座,作家李洱,《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院长赵刚,《怪诞故事集》译者李怡楠等嘉宾参与分享。几位嘉宾都指出,托卡尔丘克值得每个读者细读,因为她的文学空间足够广博,能够容纳每一个拥有不同经验的读者,以独特的方式找寻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怪诞”。

《怪诞故事集》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李怡楠 译
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7

托卡尔丘克与波兰文学

波兰是中东欧文学的重镇。在托卡尔丘克获奖之前,亨利克·显克维奇(1905年)、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1924年)、切·米沃什(1980年)、维斯瓦娃·辛波丝卡(1996年)这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已经令波兰文学享有盛誉。为什么波兰能够产生如此重量级的文学?赵刚指出,波兰是一个处于“挤压”中的民族国家。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中,“挤压”通常被用来形容东西方角力下的现实处境。但现代波兰文学拥有更多角度——东西方文化、不同宗教、传统和现代、野蛮和文明不同的价值观都会导致“挤压”。这片土地生产出的“挤压”恰好使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度。华沙大学心理学出身的托卡尔丘克,以舒缓温柔的语调讲述这种“挤压”的状态,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波兰文学史大致分两种流派:以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为代表的一派,作品中充满爱国、奋斗、自强的民族精神,象征着本土“波兰性”;另一派以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布鲁诺·舒尔茨为主,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为波兰沉重的民族性加入了轻盈的东西。

高兴认为,托卡尔丘克既具有“波兰性”,又具有“非波兰性”。她有着描绘庞大历史的能力,但也能述说怪诞的想象,熟练运用舒尔茨般的变形和暗喻。“在各个文体领域间顺畅腾跃”,正是托卡尔丘克的独特之处。托卡尔丘克不拒绝讲故事,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比起解构者这个身份,她更像一个建构者,围绕着一定的意义构建小说。高兴指出,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有一种温柔的、轻盈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进入。除了丰富性、碎片化、杂糅式的写作外,托卡尔丘克多样的风格和手法也让人吃惊。她认为世界处于瞬息万变中,需要用无穷的语调来抓住这个世界。

“强烈的中和性”是李洱对《怪诞故事集》的评价。这也是最近20年世界小说发展的潮流。文体在传统讲故事之外,还有着游记、日记、神话、童话等特征。托卡尔丘克本人的思维特征则受荣格影响,认为神话故事从未发生,但神话思维一直存在。这导致她的作品往往溢出日常经验,带有神话或通话特质。同样的“中和性”还体现在对人和自然、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关系上。

李洱用托卡尔丘克在《罐头》一篇中写到的“魔菇”举例,认为托卡尔丘克在描写蘑菇时异常细致,是她亲近自然的体现。李洱认为蘑菇是既非动物或植物的蕨类,而《怪诞故事集》也可以看成是“蘑菇”般的存在:它产生于神话思维和日常思维之间,文体则介于人物传记和童话故事之中。“这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托卡尔丘克。”

另外,这种碎片化的写作是托卡尔丘克回应时代的一种方式。互联网时代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令人们必须处理大众传媒带来的冲击和挤压。作家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尤其需要调整姿态。托卡尔丘克的应对是将故事碎裂成一个个短小篇章,它们都处于某种“挤压”之中。她用非虚构手段处理虚构性故事,这对时代构成了双重呼应:既面对了现实,又对提供了“恶的信息”的时代进行了强烈质疑。

关于“碎片化的问题”,李怡楠称这是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手法:用长短篇的切换,来回应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托卡尔丘克本身崇尚短篇,她在波兰举办短故事节,认为长篇让人进入到恍惚的状态,但短篇却对作家能力要求更高。身为译者,李怡楠特别指出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温情”“温柔”“敏感”“共情”等气质贯穿了她所有的创作。

《怪诞故事集》与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

“怪诞”是托卡尔丘克自创的词语,原文是法语,指的是荒诞、奇幻等各种元素的集合。它不是“奇幻”“魔幻”,更像是与社会大背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经验,令人体味到一种急需控制的异物感。李怡楠说她翻译《旅客》时“冒冷汗”。《旅客》中的主人公身处长途旅行的飞机,身旁的陌生人向他讲起童年时的恐怖经历,这个似梦非梦的过程近似惊悚片,有着巨大的冲击感。尽管托卡尔丘克描述的尽是荒诞与不可思议的事物,但它们都来自今天的日常生活。其实,以“怪诞”为名的故事集没有想象中的惊悚,它以温柔的方式邀请每个读者来仔细阅读,读者们也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怪诞故事集》收录了10个故事。这些故事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题材上,还在于大量丰富的细节,因为它们能够指向多重解释方式。《罐头》中描写母亲去世后留下的奇奇怪怪的罐头。《接缝》描写一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难以接受的变化,陷入自我怀疑。《拜访》《变形中心》《心脏》等带有科幻色彩,《万圣山》《人类的节日年历》则有宗教元素。

托卡尔丘克涉猎颇广,人类学、心理学、植物学和医学都有所涉及。她生产出的文学却碎片化,糅合着巨大的合成感。这种精心安排的碎片作品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但需要读者主动进入,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寻找“怪诞”故事的答案。答案不是现成的,有时甚至没有“答案”。世界的“有解”和“无解”,都是托卡尔丘克想表达的。

《罐头》中的主人公是“啃老族”,当母亲去世之后,懒汉面临无所依靠的处境,他只能依靠母亲留下的罐头维生,但故事的转折点正是这些罐头。《拜访》不是典型的科幻小说,探讨人工智能将把人类世界引向何方。它所显示的是程序化的生活,井井有条的一切正好被两个人的突然拜访打破。托卡尔丘克以心理的、隐喻的和文学的手法藏匿了批判的锋芒,提出了关于世界结构与未来发展的可能猜想,“这样一个世界,仿佛我们的时间在沿着一个蜗牛的壳向前爬行,越往壳里面走,它的结构越精密,但是空间也越狭窄。”

赵刚称,托卡尔丘克为整个当代文学“闯新路”。他认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式进入了难以突破的阶段,但托卡尔丘克却能在短短几页内间开创出一个新的空间。《绿孩子》提到波兰在17世纪时遭遇的战争。点到为止,不会让不熟悉波兰历史的读者觉得难读,也留下开放性令人思考。除了历史外,《绿孩子》还涉及文明中心论、人与自然等主题。故事的起因是一位法国医生前来波兰,为国王疗伤。途径森林时医生发现了两个受伤男孩,他进行了医疗,孩子却遭到了死亡。在这个故事中,托卡尔丘克对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做出探讨。孩子们除了皮肤是绿色的,“不需要吃太多东西”“既不种地,也不盖房子”之外,和人们没什么区别。在托卡尔丘克的世界中,人与自然没有边界,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立,它们始终融合,具有很强的同一性。

李洱则提到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演讲中,作家提出第一人称叙事“完全改写了世界的叙事”,令文学受众基于同理心彼此理解。但大众传媒盛行的当代给予所有人发声权利,独特的“自我”随之湮灭在“众声喧哗”的世界。这时,从“第一人称”转变到“第三人称”是一个必须的抉择。

另外,这本《怪诞故事集》在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序列中是“速写”的存在。作者匆忙讲述,记录碎片,这些故事的形态不完整,类似卡夫卡的笔记。同为小说家的李洱猜想这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型前的准备阶段。托卡尔丘克也经常强调“经验”这个词,它不是生活的复刻,而是对生活的记忆和反省。它是生活、记忆和时代的某个肖像,用速写形式记录文学上的篇章,预示着作家会用这些片段写出更完整的文字。

在当今世界,文学的作用是什么?

在诺奖演讲中,托卡尔丘克描述如今的世界是“贪婪、不尊重自然、自私、缺乏想象力、无休止的竞争和丧失责任感,这些已使世界沦落为一个物体,可以被切成碎片,被耗尽,被毁灭。”她在创作过程中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关怀。李洱认为,用文学回应一个不断溃败的世界,“这是当代有责任的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引用托卡尔丘克“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为在一个越来越怪诞的时代,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高兴则指出写作的内在动力成为个中关键,托卡尔丘克是一位真诚温柔的写作者,她认识并相信写作的意义。托卡尔丘克在诺奖演讲词开头提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认为她从中看到了“灵魂”的重要性。而正是“灵魂”,令她成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托卡尔丘克不相信文学能够大众化,它是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事物。但她相信,正是一些有灵魂意识与良知的作家,用心灵传达世界的经验,令文学不再是职业,而是事业。文学的细节和经验源自心灵、头脑和灵魂意识,托卡尔丘克的的作品给人生和世界提供了可能,她的细节令人反复感动。赵刚也认为,托卡尔丘克从细微之处入手述说世界的手法,在这个秩序碎片化的世界中有着精神价值:她为万物发声,也为不发声的事物发声。

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衣柜》即将出版中文版,其中《房号》一篇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托卡尔丘克的个人经验——她曾做服务员来补贴写作。《房号》以碎片式的场景描绘芸芸众生,只有进入每个房间的服务员才能与众人产生隐秘的联系。李怡楠认为,这就像是托卡尔丘克看待文学的方式。她用文学联结起自己、读者与世界,在基于共情的理解中实现教育与启迪。

李怡楠推荐青年人来阅读托卡尔丘克。文学能够带来启迪,激发细微的冲动,令人了解日常外的世界。青年人能够通过文学关注他人的生活,在代入的过程中思考。正如托卡尔丘克所说的那样,“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使我们关注世界具体情形的领域之一,因为从本质上讲,它始终是’心理的’。它重视人物的内在关系和动机,揭示其他人以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获得的经历,激发读者对其行为的心理学解读。只有文学才能使我们深入探知另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观点,分享他的感受,体验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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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怪诞”为名的故事集没有想象中的惊悚,它以温柔的方式邀请每个读者来仔细阅读,读者们也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记者 | 实习生 姚妤婕

编辑 | 林子人

身为波兰作家,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却在“波兰性”之外拥有“非波兰性”。怪诞新奇的想法、温柔细致的笔触、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关怀,都使得托卡尔丘克在波兰文学、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别具一格。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词中,托卡尔丘克称呼自己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她用跳跃式的碎片写作,呼唤着对人类世界的大爱。

日前,托卡尔丘克的最新小说集《怪诞故事集》中文版被引进。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反日常的奇异行文。新书出版之际,单向街书店举办了名为“在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文学罐头里想象未来”的在线讲座,作家李洱,《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院长赵刚,《怪诞故事集》译者李怡楠等嘉宾参与分享。几位嘉宾都指出,托卡尔丘克值得每个读者细读,因为她的文学空间足够广博,能够容纳每一个拥有不同经验的读者,以独特的方式找寻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怪诞”。

《怪诞故事集》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李怡楠 译
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7

托卡尔丘克与波兰文学

波兰是中东欧文学的重镇。在托卡尔丘克获奖之前,亨利克·显克维奇(1905年)、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1924年)、切·米沃什(1980年)、维斯瓦娃·辛波丝卡(1996年)这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已经令波兰文学享有盛誉。为什么波兰能够产生如此重量级的文学?赵刚指出,波兰是一个处于“挤压”中的民族国家。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中,“挤压”通常被用来形容东西方角力下的现实处境。但现代波兰文学拥有更多角度——东西方文化、不同宗教、传统和现代、野蛮和文明不同的价值观都会导致“挤压”。这片土地生产出的“挤压”恰好使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度。华沙大学心理学出身的托卡尔丘克,以舒缓温柔的语调讲述这种“挤压”的状态,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波兰文学史大致分两种流派:以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为代表的一派,作品中充满爱国、奋斗、自强的民族精神,象征着本土“波兰性”;另一派以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布鲁诺·舒尔茨为主,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为波兰沉重的民族性加入了轻盈的东西。

高兴认为,托卡尔丘克既具有“波兰性”,又具有“非波兰性”。她有着描绘庞大历史的能力,但也能述说怪诞的想象,熟练运用舒尔茨般的变形和暗喻。“在各个文体领域间顺畅腾跃”,正是托卡尔丘克的独特之处。托卡尔丘克不拒绝讲故事,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比起解构者这个身份,她更像一个建构者,围绕着一定的意义构建小说。高兴指出,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有一种温柔的、轻盈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进入。除了丰富性、碎片化、杂糅式的写作外,托卡尔丘克多样的风格和手法也让人吃惊。她认为世界处于瞬息万变中,需要用无穷的语调来抓住这个世界。

“强烈的中和性”是李洱对《怪诞故事集》的评价。这也是最近20年世界小说发展的潮流。文体在传统讲故事之外,还有着游记、日记、神话、童话等特征。托卡尔丘克本人的思维特征则受荣格影响,认为神话故事从未发生,但神话思维一直存在。这导致她的作品往往溢出日常经验,带有神话或通话特质。同样的“中和性”还体现在对人和自然、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关系上。

李洱用托卡尔丘克在《罐头》一篇中写到的“魔菇”举例,认为托卡尔丘克在描写蘑菇时异常细致,是她亲近自然的体现。李洱认为蘑菇是既非动物或植物的蕨类,而《怪诞故事集》也可以看成是“蘑菇”般的存在:它产生于神话思维和日常思维之间,文体则介于人物传记和童话故事之中。“这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托卡尔丘克。”

另外,这种碎片化的写作是托卡尔丘克回应时代的一种方式。互联网时代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令人们必须处理大众传媒带来的冲击和挤压。作家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尤其需要调整姿态。托卡尔丘克的应对是将故事碎裂成一个个短小篇章,它们都处于某种“挤压”之中。她用非虚构手段处理虚构性故事,这对时代构成了双重呼应:既面对了现实,又对提供了“恶的信息”的时代进行了强烈质疑。

关于“碎片化的问题”,李怡楠称这是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手法:用长短篇的切换,来回应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托卡尔丘克本身崇尚短篇,她在波兰举办短故事节,认为长篇让人进入到恍惚的状态,但短篇却对作家能力要求更高。身为译者,李怡楠特别指出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温情”“温柔”“敏感”“共情”等气质贯穿了她所有的创作。

《怪诞故事集》与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

“怪诞”是托卡尔丘克自创的词语,原文是法语,指的是荒诞、奇幻等各种元素的集合。它不是“奇幻”“魔幻”,更像是与社会大背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经验,令人体味到一种急需控制的异物感。李怡楠说她翻译《旅客》时“冒冷汗”。《旅客》中的主人公身处长途旅行的飞机,身旁的陌生人向他讲起童年时的恐怖经历,这个似梦非梦的过程近似惊悚片,有着巨大的冲击感。尽管托卡尔丘克描述的尽是荒诞与不可思议的事物,但它们都来自今天的日常生活。其实,以“怪诞”为名的故事集没有想象中的惊悚,它以温柔的方式邀请每个读者来仔细阅读,读者们也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怪诞故事集》收录了10个故事。这些故事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题材上,还在于大量丰富的细节,因为它们能够指向多重解释方式。《罐头》中描写母亲去世后留下的奇奇怪怪的罐头。《接缝》描写一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难以接受的变化,陷入自我怀疑。《拜访》《变形中心》《心脏》等带有科幻色彩,《万圣山》《人类的节日年历》则有宗教元素。

托卡尔丘克涉猎颇广,人类学、心理学、植物学和医学都有所涉及。她生产出的文学却碎片化,糅合着巨大的合成感。这种精心安排的碎片作品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但需要读者主动进入,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寻找“怪诞”故事的答案。答案不是现成的,有时甚至没有“答案”。世界的“有解”和“无解”,都是托卡尔丘克想表达的。

《罐头》中的主人公是“啃老族”,当母亲去世之后,懒汉面临无所依靠的处境,他只能依靠母亲留下的罐头维生,但故事的转折点正是这些罐头。《拜访》不是典型的科幻小说,探讨人工智能将把人类世界引向何方。它所显示的是程序化的生活,井井有条的一切正好被两个人的突然拜访打破。托卡尔丘克以心理的、隐喻的和文学的手法藏匿了批判的锋芒,提出了关于世界结构与未来发展的可能猜想,“这样一个世界,仿佛我们的时间在沿着一个蜗牛的壳向前爬行,越往壳里面走,它的结构越精密,但是空间也越狭窄。”

赵刚称,托卡尔丘克为整个当代文学“闯新路”。他认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式进入了难以突破的阶段,但托卡尔丘克却能在短短几页内间开创出一个新的空间。《绿孩子》提到波兰在17世纪时遭遇的战争。点到为止,不会让不熟悉波兰历史的读者觉得难读,也留下开放性令人思考。除了历史外,《绿孩子》还涉及文明中心论、人与自然等主题。故事的起因是一位法国医生前来波兰,为国王疗伤。途径森林时医生发现了两个受伤男孩,他进行了医疗,孩子却遭到了死亡。在这个故事中,托卡尔丘克对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做出探讨。孩子们除了皮肤是绿色的,“不需要吃太多东西”“既不种地,也不盖房子”之外,和人们没什么区别。在托卡尔丘克的世界中,人与自然没有边界,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立,它们始终融合,具有很强的同一性。

李洱则提到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演讲中,作家提出第一人称叙事“完全改写了世界的叙事”,令文学受众基于同理心彼此理解。但大众传媒盛行的当代给予所有人发声权利,独特的“自我”随之湮灭在“众声喧哗”的世界。这时,从“第一人称”转变到“第三人称”是一个必须的抉择。

另外,这本《怪诞故事集》在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序列中是“速写”的存在。作者匆忙讲述,记录碎片,这些故事的形态不完整,类似卡夫卡的笔记。同为小说家的李洱猜想这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型前的准备阶段。托卡尔丘克也经常强调“经验”这个词,它不是生活的复刻,而是对生活的记忆和反省。它是生活、记忆和时代的某个肖像,用速写形式记录文学上的篇章,预示着作家会用这些片段写出更完整的文字。

在当今世界,文学的作用是什么?

在诺奖演讲中,托卡尔丘克描述如今的世界是“贪婪、不尊重自然、自私、缺乏想象力、无休止的竞争和丧失责任感,这些已使世界沦落为一个物体,可以被切成碎片,被耗尽,被毁灭。”她在创作过程中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关怀。李洱认为,用文学回应一个不断溃败的世界,“这是当代有责任的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引用托卡尔丘克“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为在一个越来越怪诞的时代,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高兴则指出写作的内在动力成为个中关键,托卡尔丘克是一位真诚温柔的写作者,她认识并相信写作的意义。托卡尔丘克在诺奖演讲词开头提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认为她从中看到了“灵魂”的重要性。而正是“灵魂”,令她成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托卡尔丘克不相信文学能够大众化,它是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事物。但她相信,正是一些有灵魂意识与良知的作家,用心灵传达世界的经验,令文学不再是职业,而是事业。文学的细节和经验源自心灵、头脑和灵魂意识,托卡尔丘克的的作品给人生和世界提供了可能,她的细节令人反复感动。赵刚也认为,托卡尔丘克从细微之处入手述说世界的手法,在这个秩序碎片化的世界中有着精神价值:她为万物发声,也为不发声的事物发声。

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衣柜》即将出版中文版,其中《房号》一篇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托卡尔丘克的个人经验——她曾做服务员来补贴写作。《房号》以碎片式的场景描绘芸芸众生,只有进入每个房间的服务员才能与众人产生隐秘的联系。李怡楠认为,这就像是托卡尔丘克看待文学的方式。她用文学联结起自己、读者与世界,在基于共情的理解中实现教育与启迪。

李怡楠推荐青年人来阅读托卡尔丘克。文学能够带来启迪,激发细微的冲动,令人了解日常外的世界。青年人能够通过文学关注他人的生活,在代入的过程中思考。正如托卡尔丘克所说的那样,“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使我们关注世界具体情形的领域之一,因为从本质上讲,它始终是’心理的’。它重视人物的内在关系和动机,揭示其他人以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获得的经历,激发读者对其行为的心理学解读。只有文学才能使我们深入探知另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观点,分享他的感受,体验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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