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有诗人布罗茨基发表演讲《赞美无聊》，后有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著书《无聊的哲学》，现代人已经开始学会审视无聊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对无聊的积极态度也许可以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视角，但孜孜以求一个目的物填补无聊的努力，人类从未放弃。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一书中写道，“哪怕搓手顿脚、千推万阻，（由工作、文本而起的）无聊一旦袭来，我们依旧无处可逃。”而在今时今日，手机为我们提供了一处无聊的庇护所。只要拿起手机便不知不觉流逝的三十分钟，似乎不那么无聊了。

如今我们时常提及“注意力经济”，仿佛每一个人的欲求、关注和时间都成为了免费出让的商品，而平台和媒介却在以此获利。我们与手机的交互界面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复杂且不易察觉的关系，涉及个性、渴望、阶级和更宏大的结构性利益。而在我们对这一切有所察觉和思考之前，已然成为了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资本的劳工，一边为无聊所累，一边更加沉迷手机。无聊吊诡地同时成为了手机成瘾的起点和终点，不玩无聊，玩亦无聊。

在批判手机成瘾的时候，我们往往倾向于责备个体，即手机的使用者，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手机界面设计的初衷便是让人上瘾，一大群专业人士和设计师的术业之转攻、工作之目的、利益之来源，便是用户对他们产品的沉迷和投入。然而他们一方面面目不清、难以确定责任，另一方面太过庞大、根本无从反抗，相较之下，责备个体的不自律、不上进或玩物丧志总是容易太多。

我们是否有可能期盼个体进行严格的自主管理，改变不玩手机手无处放的依赖关系？还是必须改善大的环境，让人们压力更小、人际交往更为紧密？或是提高对于设计道德和科技伦理的监管，促使企业在设计层面做出调整？

有两个科技层面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提供戒断的参考：一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算法，可以通过观察一天中你的手机活动，考虑诸如你上次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时间以及你使用手机的强度等因素，推断出你的无聊程度；奥地利一位设计师发明了一款代用电话，它的外观和手感都类似真正的手机，只不过没有屏幕，取而代之的是嵌在不同角度的长槽中的石珠，可以满足你摸手机的动手欲望。

如此看来，关于如何处理致瘾的手机和无聊的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找寻个性、自由和幸福，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成瘾的无尽循环》

（节选自《解剖无聊》）

文 | [加]马克·金维尔  译 | 王喆 章倜

01 谁是恶魔：设计者还是使用者？

但当涉及界面时，仅仅责备成瘾者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尽管这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的、看起来根深蒂固的消遣方式。迈克尔·舒尔森（Michael Schulson）将网瘾比作赌博，正如他指出的：“绝大多数关于赌博的学术文献都聚焦于上瘾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在赌徒和赌博之间存在着某种东西——某种特殊的人机交互，这种交互关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此外，娜塔莎·许尔（Natasha Schüll）在她2012年出版的《被设计的上瘾》（Addiction by Design）中指出，这种交互是由数百名非常聪明的人设计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吸引并抓住你的注意力——然而我们却一直指责你，作为个体的你为此而屈服了。许尔的研究重点是拉斯维加斯的电子老虎机，这是一种赌性极强的上瘾机器。她的见解虽是针对这个专为使人上瘾而精心准备的设计选择，却适用于许多例子。她还强调，设计者、用户、所有者和推动者各自的选择所构成的网络使得赌瘾难以戒除；其次，在老虎机成瘾现象中，可以观察到往往不为人知的性别和阶级差异。

事实上，我们对这种成瘾现象过程的理解一直是错误的。一则对许尔作品的书评在标题中反问道：《物体是邪恶的吗？》当然，它们会允许并助长有害的影响，但这些物体本身可能并不是邪恶的。（如果它们是邪恶的，那意味着什么？比致幻剂更严重吗？）与技术紧密相关的语言可能本身就有抵消责任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关于“发展”之必然性的含蓄思想意识中，还体现在我们摆脱所使用的机器和软件带来的困境时，更微妙的小动作中。我们说的是强迫，而非选择；我们使用的是强制语言，而非代理语言。妙趣横生的《英语遁词词典》（The Evasion-English Dictionary）的作者，语言学家玛吉·巴利斯特雷里（Maggie Balistreri）提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动词选择上的重点措辞：“科技没有‘让’我做任何事，而是‘允许’我做任何事……它使我能够面对面地看某个人，同时也使我不用去与某些人面对面。它允许我联系或逃避。”

即使是保留了隐喻性元素的上瘾语言（并不是每个屏幕设备的铁杆用户都有物理上的依赖），也能使人们对这种行为进行一种揶揄的回避。“屏幕峰值”（Peak Screen）的支持者法尔哈德·曼约奥引用了科技研究公司Creative Strategies的分析师卡罗莱娜·米拉尼斯（Carolina Milanesi）对他说的话：“让你深陷其中的不是吸引你注意力的东西——你的短信、推特或其他东西。”相反，曼约奥写道，“你打开手机，就几乎立刻下意识地进入了让人难以抗拒的美妙数字世界，30分钟后才迷迷糊糊地走出来。”米拉尼斯认为：“你只要打开这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小盒子，就无法与之抗衡了。”人们每每谈及自己对触手可及的智能手机的上瘾倾向时，往往会自嘲地大笑，但当刺激因素是赌博、酒精或致幻剂的话，似乎只有那些非常堕落的人才会如此。

那么，设计者才是真正的恶魔吗？其实，既是也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遵循一贯的理性利益的指令，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赚钱而已。所以，持有者才是真正的恶魔吗？是的，但又不完全是。诸种情况以此类推，除了一个始终如一的事实——用户几乎总是被否定的一方。确实如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用户承担着成瘾的指责，而设计师和持有者——通常无名无姓、不露踪迹，因太庞大而无法令人反抗——被认为是并非故意和未必不必承担责任的。“简言之，这并不是一场完全公平的战斗，”舒尔森写道。“当你读到足够多关于网络的强迫和干扰的文章时，你会开始注意到一种奇怪的模式。作家们对类瘾行为的普遍性和效力义愤填膺。他们将科技公司比作赌场老板和其他受监管行业的经营者。然后，在他们愤怒到极致的时候，又会表示应该改变的是用户，而不是设计者。”

02 自主的悖论：个体是否有可能抵抗欲望？

尼尔·利维在将上瘾视为一种外延作用的失败进行讨论时很明确地指出，个体自身对躁动不安欲望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他写道：“统一的自我是谈判协商和潜在个人机制在试图达到目的时所采用的强有力的策略的结果，或至少是一个重要部分。”这个观点与古老如柏拉图一般的思维自我分裂的理念相呼应。当然，所有瘾君子都知道，一个人可以对自己捉摸不定的伎俩，例如狡猾的拖延、讨价还价、虚假承诺和违背誓言习以为常。事实上，这就是上瘾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上瘾心理在不同程度的刺激（如致幻剂、酒精、烟草、食物、赌博、滥交、工作、暴力……）下如此一致。这些伎俩可以理解为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个人因素，这颇有亚里士多德式反转手法的味道。“瘾君子的精神太过分裂，以至于正常的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当他们建构自己的环境，让致幻剂提示物完全消失时，他们是最成功的。”这种环境建构通过隔离或触发负面反应的药物治疗提高了吸毒的机会成本；或者，通过奖励一段时间的致幻剂戒除或定期召开联谊会庆祝戒断，来改变瘾君子与欲望驱动折扣曲线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任何一个与真正的瘾君子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些策略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用更显著的个人以外的环境控制来支持这些机制，提供了备用的防御退路。价格管制、对私有物品征收刑事税、特定时间或地点的使用限制、来自家庭或同辈的压力、有组织的社会反对，都是抑制成瘾的有效措施。我们可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再做增加，比如在有名的自杀地点上设置自杀围栏，让人们停下来反思，这通常足以打消人们自杀的念头；或者通过广告宣传提高人们对意外伤害的认识。这些外部机制，就像对言论的限制一样，都构成了种种矫正架。有害于行为主体的欲望并没有得到消除，而是变得代价极高（哪怕只是暂时的），以至于急于得到满足的欲望被压倒。同样，去矫正架的状态会导致那些瘾君子容易获得刺激，特别是当有其他破坏完全自主的因素介入时，例如贫困、家庭关系异常或遗传易感性，这些会使自我控制更难以执行。（请注意，一些机制，特别是家庭/同辈的压力，在这方面具有双向作用。）

然而，利维的观点可能仍然过于个人主义。“自主管理同政治管理一样，需要对行为主体施加垄断的强制权。”但也许事实并非如此，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发展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出于各种常见的社会原因，我们想要成为完全（如果不是痴心妄想的话）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好公民、好父母、多产的文化领域参与者，等等。当然，构建一个超越强制性自我控制的社会环境有利有弊，在理想的条件下，这种环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的确，“罪恶税”和各种资产控制法规是以这种超越了孤立的个人欲望和行为的力量为假定依据的。即使我们暂不断定这种沉浸是不是一种完全成瘾的情况，这样的机制会不会不适用于与界面有关的自主性损伤呢？

舒尔森认为是这样的，至少暂时是这样。他主张对界面的用户体验进行加强控制，尤其是在基本体验方面：例如，管理通知和广告。更激进一点的话，或许可以禁止某些“强迫性设计”的功能，比如脸书上无止尽的滚屏内容或约会软件上的滑动拒绝功能。此外，通过使用现有的用户偏好监控算法，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对某些界面重度上瘾或明显成瘾的用户。可以设置一种触发器，对“超时”用户发布警报，或拦截对特定站点的访问。这种机制已经存在于面对诱惑的自我控制中，根据预先发布的限制，它会阻止用户访问社交媒体。实际上，这是在使用外延作用从（先前的）较强自我位置来强化较弱自我。也许有些界面本身需要这样的特性作为访问条件。更加激进的监管也是可以实现的，例如根据设定的时间和中央控制来限制所有形式的访问。当然，这会引起广泛不满，但我们应该注意，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满足有害欲望的行为，都会受到某种类似的行动主体外部机能的调控，从公开犯罪行为到发放酒类执照，再到限制营业时间。现在甚至连食品都必须用标签标明其具体原料。

另一个显著的改善途径是“道德设计”的兴起。如果我们不再因为用户沉迷各种界面而指责他们，而是坚持认为这种参与是有害的，那么让设计者们——比如致幻剂、速食、处方药或赌博场所的提供者——承担某些特殊责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首先，这可能包括一种认知，即设计伦理这一问题与利润率或对股东的回应无关，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技术场景都是公共产品。乔·埃德尔曼（Joe Edelman）的论证更加具体，他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经济选择理论这种传统观点来证明，社交媒体上的许多（精心设计的）选择都是有害的，用他的话说，是“令人遗憾以及会让人与外界隔绝的”。

这些危害可以通过更加精巧的菜单设计来应对，这将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并由此提供更多不威胁自主性的商品——甚至可以编制一个菜单、选择和结果的公共数据库来跟踪证据。（目前这类数据库的一个限制因素是，大多数“证据”是道听途说，通常都是些没用的“赞成”或“反对”措辞。）这样的数据库将记录下现有的界面设计中太过常见的隐藏成本和虚假承诺，让我们能够判断它们是否符合我们明智和有益的需求。

03 除了成瘾，无聊生活是否还有其他出路？

设计作家科林·埃拉德（Colin Ellard）指出：“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短暂发作的无聊也会增加皮质醇的水平，这与近期一些其他观点非常吻合，即无聊和死亡率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无聊还可能导致冒险行为。研究人员对成瘾的人进行调查，这其中包括一些对药物和赌博成瘾的人，结果表明，他们的无聊程度普遍较高，并且无聊的发作是瘾症复发或冒险行为最常见的潜在因素之一。”

埃拉德以一种对无聊半妥协的姿态总结道：“当外部世界无法吸引我们时，我们可以向内专注于内心的精神世界。无聊有时会被视作能让我们发挥天生的聪明才智，让我们去应对沉闷的环境，从而产生创造力。但是，有些街景和建筑忽视了我们对感官多样化的需求，它们与人类进化而来的对新奇事物的古老冲动格格不入，可能不会为未来的人类带来舒适、快乐以及最佳的实用功能。”别担心，现在有一款应用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款应用程序功能强大，当你无聊的时候，你的手机会提醒你，以防你自己察觉不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写道：“一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算法，可以通过观察一天中你的手机活动，考虑诸如你上次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时间以及你使用手机的强度等因素，推断出你的无聊程度。”

有一些人一旦碰不到手机，就会因为一直挂念手机而焦躁不安。对于这些人，有一个部分的解决方法——这和烟瘾非常相似，太多上瘾行为都是与那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现象学问题有关：我的手该放哪儿？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产生了想要握着手机的近乎生理性的需要，一种奇怪却常见的心身依赖时，就会接受甚至渴望进行治疗性的干预，因为他们意识到已经被自己奴役了。此时，奥地利设计师克莱门斯·席林格（Klemens Schillinger）发明的一款代用电话登场。据报道，这款有用的“设备”有五种型号，而且据说它的外观和手感都类似真正的手机。只不过它“没有屏幕，取而代之的是嵌在不同角度的长槽中的石珠。用户可以通过滚动这些石珠进行滑动、捏合、翻屏等操作，以此来满足想要掏出手机的强烈欲望”。这个奇妙的玩意儿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希腊排忧串珠一样，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安抚奶嘴。这个代用手机是用黑色聚甲醛制成仿智能手机的外形，再嵌上天然矿石制成的圆珠，以模拟真正的手机的滑动和翻屏功能。设计师席林格认为：“代用手机旨在让用户平静下来，帮助他们应对戒断症状。”那些无可救药地上瘾之人还是有药可医的，哪怕是以安抚奶嘴的形式！但是，很遗憾，尽管这个玩意能解当下燃眉之急，却无法推广。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个设计或许更像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辅助治疗手段。

无论如何，随着这种依赖和其相关比喻意象的不断循环，包括我们发展的对瘾症的治疗，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又回到了原点。无聊是由环境引起的；个体以压力的形式感知无聊；这种压力必须得到释放；上瘾行为可能是缓解方式的一种循环。最糟糕的是，这是我们随着进化与生俱来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在第一时间就限制无聊的出现。不过，但让我们更清楚地指出其中的社会和政治假设。新奇感本身也许能部分地解释我们与生俱来的属性，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此外，无聊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往往特别是在有大量刺激和毫不费力的短期欲望满足的情况下。无聊是症状，而不是疾病。如果不这样认为，就会再次成为新自由主义对自我描述的牺牲品。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观点的讨论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只要记住，在所有这些努力以及有关这些努力的政治争论背后，隐藏着全面自主的自我问题，对此我们必须继续报以怀疑的目光。这一点与卡夫卡殊途同归，但并非巧合。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讨论卡夫卡式幽默的独特之处时指出，他很难向他的美国学生传达这些看似黑暗的作品的滑稽之处。

华莱士说，问题在于，卡夫卡式幽默并不符合学生们已经掌握的所有明显的类别。这不是挖苦，不是反讽，不是胡闹，也不是故作伤感。

事实上，卡夫卡式幽默是一种深奥而令人生畏的东西，但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因为它具有人性。欣赏卡夫卡的作品就如透过一扇黑暗的玻璃，看见了自己。约瑟夫·K（Josef K）被控犯有他和我们都不了解的罪行，并帮助那些倒霉的刽子手弄明白了如何挥刀结束他的生命。站在看似被锁上的天堂之门前的那个男人，后来变得神志不清，开始和他饱受折磨的外衣领子上的跳蚤交谈（而门一直是开着的）。华莱士认为，这里的幽默不是你用领会笑话的方式就能“领会”的。他的学生感到困惑，因为“我们一直都教他们把幽默看作是你能领会的东西——就像我们一直教他们自我就是你与生俱来的特质一样”。

因此，难怪学生无法欣赏那个带有卡夫卡精髓的笑话，那是一种可笑又可悲的讽刺：“痛苦挣扎着建立人性自我，结果这种痛苦挣扎就此根植在自我的人性中，不可分割。那么，我们无尽且无望的归途，其实就是我们的归宿。”

完全准确！如果我们永远处于T.S.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Burnt Norton）中生动描述的状态——“既不充实也不空虚。只有一抹微光/ 闪烁在一张张憔而饱经风霜的面孔上/ 心烦意乱不得安宁/ 充满幻想和空洞的意义。”——我们就不会正视这一事实，从而根本意识不到实现自我的复杂性，更不用想着轻而易举地将自我作为一个纯粹的前提假设了。当我们专注于消除无聊，或将无聊转化为创造力或进一步的消费时，我们纯粹在（可能是无限期地）推迟与自我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对自我至关重要。无尽又无望的旅程往往都是无聊的，然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踏上的旅程。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解剖无聊》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