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乌尔曼的父亲耄耋之年时，开始将自己眼下的生活称作“终曲”。早晨醒来，躺在床上，伯格曼就开始细数自己的病痛——他允许自己每过10年就增加一种疾病，如果他的病症少于八种，就愿意起床，如果八种以上的病魔缠身，他宁愿卧床不起。然而这些小办法并不是绥靖主义，而更多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他老骥伏枥的决心几乎从未动摇。

乌尔曼的父亲就是伟大的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倾注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的作品，是与女儿合力完成的。这本书捕捉到了生命临近终了之时，伯格曼对人生的感悟。在奥斯陆，乌尔曼强调了创作在伯格曼这一生中的中心地位。“在工作上，我们都清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在创作——这点是好的。讨论起在这本书中我们要写些什么、以怎样的形式、如何叙述，这个过程妙趣横生。”他曾经开玩笑说，希望将这本书命名为“《埃尔多拉多山谷的性与死》（Laid & Slayed in Eldorado Valle）”，拍一部以之为名的电影是他未竟的愿望。

然而，最终英格玛没能实现这个小心愿。在他去世的12年后，乌尔曼的第六本作品《喧嚣》（Unquiet）面世了。这部作品结构松散，揉杂了回忆、虚构与冥想，但迸发着力量，讲述了伯格曼的生活，尤其是他对巴赫大提琴组曲的热爱。

乌尔曼介绍说，“这本作品在另一本不曾被书写的书中涅槃。”随着这对父女满心欢喜地通信、打电话、多次相见，开始计划这本书的创作，伯格曼也一日一日变老了。正式落笔的时候，正值伯格曼去世前的那个春夏，这位老艺术家的身体状况急剧衰弱，随之而来的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个月后，他的语言与以往不同了，我发现了他记忆的流失，他自己也能清楚意识到。仿佛他脑海中的所有窗户都敞开了，真实和梦幻四处飘忽，而父亲有时并不能辨别其中差异。”

这六卷两人对话的录音带在瑞典法鲁岛伯格曼的家中录制而成，这些录音是《喧嚣》这本书重要的线索，但多年来乌尔曼都不忍播放，她认为这声音是胎死腹中的作品“巨大惨败”的见证之一。“听这些录音带的时候，着实心痛如刀剜。所以我原本选择将它们束之高阁……我本该早些开始的，我本该趁着我们还能面对面坐下的时候提出不一样的问题，我本该用质量好一点的录音机来录制，因为这些录音带的背景音实在嘈杂不堪。我不该这么高嗓门儿说话。”最终她的丈夫，作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达尔说服了乌尔曼从阁楼上翻出录音带：“既然你都开始提笔了，就不想听听这本书吗？”乌尔曼继续说：“于是我听了下去，将语音通过笔头记录下来，又将瑞典语翻译成挪威语，真是令人愉悦。”

当然，这些最初的感受都是死亡难免引起的本能反应，是遗憾的体现——我们总认为，自己如果当时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丧亲之痛就会有所减轻，或是能保留所爱之人生命中更多更切实的片段。在乌尔曼身上，这种感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是原始本能。

琳·乌尔曼出生于1966年，正好是伯格曼的经典名作《假面》上映的那一年。她的母亲挪威演员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也出演了这部电影，饰演舞台剧女演员伊丽莎白，因为在一次演出中忘了台词而在之后的数月中拒绝说话，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由护士阿尔玛（毕比·安德森饰）照顾。英格玛·伯格曼当时还在肺炎的恢复期中，仍然亲自编写剧本。脑中清晰浮动着两个女人的深夜，才思泉涌，速度飞快。这部电影的拍摄地是法鲁岛，随后他不仅在这里安下了家，更打造了自己的王国，不停地盖起新房，包括一家电影院和写作小屋。

这部电影为伯格曼和乌尔曼的合作拉开了帷幕，两人共同拍摄了10部电影，并开始了恋爱关系。此时的伯格曼47岁，结过四次婚，是8个孩子的父亲。丽芙比他年轻20岁，而且也是已婚状态。事实上，琳出生的时候，她的精神病医生丈夫就在身边。伯格曼与缪斯女神乌尔曼离开后，再次结婚了。他的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琳·乌尔曼在哈默斯度过了那个夏天。往后的日子里，她都与母亲为伴，居住在奥斯陆和美国。当母亲外出工作的时候，外祖母和来来去去的保姆们负责帮忙照看她。“我是伯格曼的女儿，也是乌尔曼的孩子，”她在《喧嚣》中写道，“但不是‘他们的’孩子，‘我们仨’是不曾有过的。当我翻看桌上的照片时，从未找到一张三人的合照——她，他和我。我们是无法组合的星群。”

这本书最后以何种面目呈现，慢慢地水落石出。第一人称叙事与小说化的用语交织，“那个女孩”、“父亲”和“母亲”这样的称谓穿插其中。有时候当我提到书中的一个“你”的时候，乌尔曼会善意提醒，这指的是“女孩”。即便是这种虚构写作式的叙事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乌尔曼否认她与父母是《喧嚣》的基石。“这些文字中间的微妙令我着迷。”她还表示雷切尔·卡斯克、黛博拉·利维、约翰·伯格、埃德维奇·丹蒂卡和艾米莉·狄金森都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舞蹈家皮娜·鲍什、默斯·康宁汉和作曲家约翰·凯奇也在她身上留下了不浅的烙印。

如果说伯格曼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骨架，那么今年81岁的丽芙·乌尔曼则以血肉填满了这本书。伯格曼在哈默斯孤独内省，丽芙·乌尔曼则在奥斯陆、洛杉矶和纽约间穿梭，常有女儿相伴，后者在曼哈顿的酒店走廊里被舞蹈皇后玛格特·芳登拨乱了头发，收到过她妈妈的俄罗斯追求者的一罐鱼子酱。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也反映了他们各自在文化中占据的一隅：“一个是传统的男艺术家，另一个是女演员；一个是凝视者，另一个是享受目光的人。”

乌尔曼记得自己小时候对母亲近乎绝望的爱，要是妈妈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痛苦不安。“我疯狂地爱着母亲，不仅因为她无与伦比的美——我用文字描述过这种美，生动、强壮、狂热，令人动容、让人渴望。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面对这种美只感到被击中的晕眩，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即便是长大成人，也无以言表，它令我绝望、油生向往，我意识到，如果这个人消失了，我也会死的。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我提到，拥有一个经常离开的母亲，一定很难熬吧。乌尔曼很快指出，丽芙·乌尔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职业女性，而且是未婚妈妈，永远活在公众的目光下。乌尔曼讨厌狗仔队照片中自己的样子，比如说当她独自乘机去见母亲的时候，总得在脖子上挂一个塑料文件夹：“我不想做个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做孩子，对自己的儿童身份，我甚至感到一丝羞愧。”我问她，母亲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她什么都知道，”琳做了个怪脸回答说，“她是个艺术家啊。”

在《喧嚣》的结尾，这个16岁的女孩独自前往巴黎。她在那座城市的冒险，拼成了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分。“女孩的模样定格在那里，”她解释说，“不再往前，也没继续拘泥于母女的故事。当你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老了，成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而我现在更老（54岁）。因此，我将从这种年龄的视角继续写。”

《喧嚣》首次在挪威出版时，一位记者提问，能不能抽出“五分钟”来讲讲小说中的虚构与现实。她笑了——五分钟不可能客观地分析二者。事实上，这项工程可能要花上一辈子。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