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的电话时，她正对自己蒙大拿居所窗外的烟雾进行评论，这是野火的征兆，它正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肆虐，并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笼罩进沉沉的灰色雾霭之中。我为自己家中小孩子尖叫的背景音抱歉，这是疫情的副产品，家长不得不勉力掌控已经显著失衡的工作与育儿。

这是讨论彼得森的新书《无法平等：千禧一代如何变成倦怠一代》（Can't Even: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的恰当时机。尽管关于千禧一代超负荷工作与压力巨大境况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2020年的他们，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倍煎熬。

这现状以多种方式将我们所称的“美国梦”的失败展露无遗。“我们国家正在衰退……千禧一代，是被预言在生活期望上会产生实际倒退的第一代人，”现年39岁的彼得森说，“这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尽管她的书稿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新冠疫情将世界陷入停滞之前，彼得森还是在书中新增了一个前言，说明疫情如何恶化了本已脆弱的现状。

“书都快要开印了。2月中旬的时候我想，我无论如何得说明这一点，”她跟我说，“除了工作让人焦虑之外，我和持这种观点的人聊了聊，‘哦，我感觉我的时间会变多，因为我再也不用通勤了。’然后，早上七点半从通勤变成了回邮件，你懂的，并没有任何属于他们的喘息空间。根本没有时间解压。”

虽然个人时间的消失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封城而备受关注，但工作-生活平衡的观念已经被侵蚀已久，这也启发了彼得森2019年在BuzzFeed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千禧一代精力枯竭的文章，它成了这本书的雏形。这篇文章打破了僵局，引发了关于彼得森这一代很多人经历过的精神疲惫的讨论。

我第一次读她的文章，正巧是在我将要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我拼命地喝着微温的咖啡，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刺激效应，唤醒我慢腾腾的大脑。我14个月大的儿子感冒了，已经是第三次去日托所了。他闹腾了一整晚，所以我一宿都没睡。尤为讽刺的是，恰恰是我的老板把那篇文章发给我的，当我点开文章时，标题几乎是尖叫般向我扑面而来。

《千禧一代是如何变成疲倦一代的》变成了一场即时在线觉知，我那些过劳的朋友都在传阅，在社交媒体里霸屏，转发时通常伴随着一个哭脸表情，或者一个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的动图。这篇文章道出了我们集体的疲惫和动荡的焦虑。当彼得森描述她无法完成小任务的无能时，她将堆积如山的衣物、未寄出的信件与不平衡的工作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联系了起来，她的“任务瘫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真实。

这本新书分析了1981至1996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的经济、文化和制度构成。它探讨了不断上升的学生债务、现代工作场所的零工化，以及工作和家庭生活日益模糊的界限。虽然有些内容是大家熟悉的领域——比如“周末是什么”这一章，重访了休闲的观念，这个主题在珍妮·奥德尔的《如何无为》（How to Do Nothing）中已经有了更生动的阐述——彼得森将就这些因素的累积效应给出更新的洞见。

这本书谈及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同等地体验到那些不平等——特别是在全球陷入危机的时刻。种族化的社区尤其受到影响，不单单是病毒本身，还有经济动荡的余波。母亲被学校和日托的歇业所影响，如果再有第二或者第三波强制封城，将有可能导致女性从工作场所大规模消失的威胁。尽管彼得森的著作主要聚焦于白人，关注郊区以及中产阶级的千禧一代，但她明白这背后是固有的特权。

她身上真正的闪光点在于，当她的写作变得个人化，谈及她决定不要小孩的时候。带着雄心、气候变化和对自身人格的担忧，她得以将千禧一代的倦怠状况置于时代背景中，并阐明了它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带来的痛苦选择——或者别无选择。书本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而是以询问终结：“现在情形如何？”

这个问题是在展望11月的大选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问自己的。“11月的政府换届并不必然可以解决所有事情。或许能解决一些小事，但不是所有事情。”她强调道。

当更大的改变似乎还显得很遥远时，我问彼得森，在个人层面上，她经由写作本书的过程是否使她得以掌控她自己的倦怠。“我觉得，我更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倦怠，我该怎样让自己去做那些会带来快乐的事呢？读小说吗，或者在花园里到处涂鸦，再看着植物生长吗？这些东西真的很治愈我。但是，不，我的精疲力竭并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她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通过与其他年轻人谈论那些使他们焦虑、构成他们担忧的东西，彼得森也得以建立一个关于千禧一代生存现状的、不可忽视的存档。正如书中提到的一位年轻女性所说，“只要你不放弃奔跑，世界的阴暗面就无法获胜。”

在今年，有那么一瞬，疫情仿佛一个转折点，使世界得以停歇一会。但到目前为止，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恢复正常，学校与企业开始逐步重启。我问彼得森她怎么看我们适应这些新标准的能力。“我们不能永远这个样子，”她喟叹道，“我认为，我们必须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整代人来做出决策，来摆脱这个怪圈。”

本文作者Amil Niazi系《卫报》撰稿人。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