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心理学教授莉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当时正在离家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为了领取荣誉学位我去了新西兰。我把那次旅行安排在春假期间，这样的话我女儿大学也放假，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游览风景。”但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世界各国都开始实施限制措施，巴瑞特教授开始重新考虑这次旅行计划。她问自己：“她（女儿）真的要来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呢？这个疫情到底有多严重？”掂量这些问题的时候，她的心开始狂跳——她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换做是别人一定会害怕甚至是恐慌的状态下。最后，她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但是她并没有直接说“我很害怕”，她脱口而出的是：“此时此刻，眼前的不确定性让我感到极其亢奋。”

2018年，巴瑞特教授出版了心理学著作《情绪》。如果你没有读过这部作品，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她这样的表达非常奇怪。但是对于巴瑞特来说，这样的表达才最贴切、科学地反映出我们在面对事物时，产生各种情绪的方式和原因。她的家人对此都已经习惯。“我的女儿会像其他的大学生一样，表达‘我感到非常焦虑’，然后我会看向她，她就会叹一口气，重新说道：‘好吧，妈妈，我现在感到不确定性，因此而非常亢奋’或者说‘我真的非常沮丧’。然后我会问她：‘你感到沮丧吗？’她会说：‘好吧，我觉得筋疲力尽，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你开心了吧。’”

这样的对话听上去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苦恼的家人来说似乎太过机械化了，但是实际上，巴瑞特绝对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总是富有同情心、幽默风趣，甚至还有一点调皮。但是她觉得人们对于情绪——实际上是对所有的意识——都存在误解，而这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面对这次疫情引发的情绪动荡，她的观点值得人们更广泛的关注。

在这些误解当中，有一个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情绪是天生的、具有普遍性，并且拥有统一的判别标准，就好像每一种情绪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指纹，特定的情绪都对应着特定的行为表现。那么，以愤怒的情绪为例，人们普遍认为愤怒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的生理本能。但巴瑞特认为，这种想法绝对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能够证明她的观点。

“愤怒”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概念，我们将其应用于身体变化的巨大差异模式。即便是同一个人，表达愤怒的面部表情也不是单一固定的。在有些文化体系当中并没有与“愤怒”相对应的概念，比如加拿大西北部地区乌特库的因纽特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快乐”“兴奋”“失望”等等这些情绪都和“愤怒”一样。没有哪一种情绪是和身体中某个单一的、客观的状态绑定在一起的；相反，情绪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

有人或许会质疑，这怎么可能呢？刚出生的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幼儿还不懂用言语表达情绪，但是当他们面对障碍的时候，不是也会吵闹大哭吗？当乌特库的因纽特人遇到难题时，难道不会和我们一样心跳加速、全身紧张吗？答案不言而喻，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反映，但是这种“愤怒”仅仅只是对于这些事件的一种解释，是一种试图赋予这些事件“意义”的尝试，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

巴瑞特认为，人类经验的普遍组成部分并不是情绪，一方面在于持续性的兴奋变化，另一方面则在于愉快和不愉快的感受。专业的术语叫做“影响（Affect）”。这是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本性塑造成带有文化特征的情绪表现。所以当你处在极度兴奋和极度愉悦的状态时，你的大脑可能构建出“狂喜”的情绪；当你处在低迷和沮丧的状态时，大脑就会构建出“痛苦”的情绪。低迷和愉悦相结合可能构建出“满足”的情绪，兴奋和沮丧相结合可能构建出“害怕”的情绪。（有时候，在愉悦的状态下也有可能出现一瞬间的害怕情绪，比如坐过山车的时候。）

还有另一种文化和语言或许也指向了一种类似的生理状态，只不过这个语言体系中的词汇具有不同程度的内涵差异。例如，菲律宾的易隆高人用“liget（愤怒的力量）”来表达极度兴奋和愉悦的情绪，巴瑞特将其解释为“一股强烈的能量”，“当你积极主动地与他人进行比拼和挑战时，往往会迸发出这种能量，比方说在踢足球的时候。”

巴瑞特认为，如果你能够理解“恐惧”其实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种赋予兴奋和沮丧以意义的方式，那么你对“恐惧”的体会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巴瑞特说道：“你要知道，如果你在考试前感到极度亢奋，你的大脑可能会将其理解为考前焦虑，也有可能将其理解为信心满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比如说，我的女儿以前考空手道黑带时，她的老师是黑带十级，是个强壮有力、另人生畏的大块头。考试前，我女儿真的感到非常亢奋，但是老师并没有直接对她说‘冷静点’，而是告诉她‘紧张很正常，但是要学会控制它’。老师的话改变了她的情绪，她不仅没有感到焦虑，反而更加充满决心。”

巴瑞特在演讲中提到，人的大脑就像是被关在一个黑暗而寂静的监狱（头骨）中的“囚犯”。它从外部世界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光线（视觉）、气压（听觉）以及接触化学制品（味觉和嗅觉）等变化。大脑并不知道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所以它只能猜测这些变化，然后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大脑会将这些变化与以前经历过的类似的变化进行对比，然后根据经验对当前的变化起因做出推测。想象一下，你正在一片森林中穿行。在你面前有一道斑驳的光影，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波浪形状。在这之前你已经看过无数张蛇的图片，你也知道森林中有蛇。就像这样，当你看到那束斑驳的光影和黑色的波浪形状时，你的大脑已经开始了与蛇有关的一系列的预测。

关键在于，“大脑做出预测”是一种意识行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不断在滚动的过程，通过新的感官输入，大脑不断地对这个世界进行猜测，然后再不断地对这些猜测进行验证。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在森林中你继续向前走，你得到的信息证实了另外一个推测，那不是蛇，而是一根棍子，即关于蛇的预测最终被验证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之前，蛇的形象在你的脑海中如此强烈，以至于刺激到你视觉皮层中的神经元，就好像真的是有一条蛇在那里——也就是说，有那么一刹那，你好像真的看见了一条蛇！可以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大脑里构建自己的世界，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的大脑就无法快速做出生存所必须的改变。如果你脑海中预测的那条“蛇”没有及时出现，而你确实是遇到了一条蛇，而不是一根棍子，你的身体或许就无法及时分泌肾上腺素，保证你能够准确避开它了。

大脑还会接收有关于心率、肺部活动、免疫系统、激素水平等诸多内在信息。巴瑞特教授将这种大脑对身体状况的持续监测称作是“内感受（Interoception）”。“内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觉意识以下发生的，但它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内感受”决定了影响——那些愉快或是不愉快、兴奋或是沮丧的感受总是不断出现，并融入到我们的各种情绪当中。

面对这些从内部接收的信息，大脑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它会根据以往学到的经验来预测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它们意义。巴瑞特在《情绪》一书中记录了她的一次约会经历。一开始她并不情愿和那个男人约会，然而在他们一起喝咖啡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她的胃开始翻腾，她感到满脸通红，头晕脑胀。“好吧，我意识到，我错了。他其实还挺招人喜欢的。”几个小时之后，她躺在床上，才发现是自己得了流感……喝咖啡的时候，根据内脏传来的感觉信息，结合巴瑞特所处的文化对这种信息的理解，她的大脑对发生这种内在身体变化的原因做出了预测：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迷恋”。于是，她便把流感的症状误以为是陷入了爱河。

巴瑞特认为，大脑在不断地尝试着平衡“身体预算”，这是她对于“花哨的科学术语”应变稳态（allostasis）的翻译。如果身体系统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身体预算就会失衡，并且会作为负面影响侵入到意识当中。反过来，根据情况的糟糕程度、过往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你的大脑又会理解为你“患了某种疾病”或是“感到沮丧失落”。

巴瑞特还认为，焦虑和抑郁都是紧张的身体预算所引发的代谢类疾病，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症也都是如此。工作强度太大、睡眠不足和饮食不良都会过度消耗身体预算，但是保持平衡并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巴瑞特解释道：“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毁灭人类代谢预算的体系，那个体系将会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

批判巴瑞特的人主要还是那些持对立观点的人，他们坚持认为情绪是人与生俱来的。而她指出：“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我发现，当人们对自己说谎时，真的非常具有说服力，这就是事实。当有人不喜欢我或是指责我哗众取宠的时候，我会感到受伤吗？当然会，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我是一名科学家，从别人的胡说八道中过滤出真相就是我的工作。”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表明了巴瑞特无畏的态度。正如她在《情绪》一书中写到的，她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分析“人类本性的新视角”。巴瑞特的下一部著作《关于大脑的7½堂课》（Seven and a Half Lessons About the Brain）预计在2020年11月出版，这本书的内容似乎更加广泛，也更加轻松。巴瑞特说道：“我觉得如果有人在沙滩上看一本有关于神经系统科学的书，那一定很有意思。”

本文作者David Shariatmadari系《卫报》评论编辑。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