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无论在台湾地区还是在中国大陆，陈映真都是一个孤独者。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冒险阅读鲁迅、巴金乃至毛泽东等人的著作，1968年被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7年后蒋介石离世，他才得以提前出狱。90年代来到大陆后，他又郁闷地发现，在这片有过社会主义经验的土地上，许多作家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以为然，自己的左翼政治话语和观点被视为过时老旧。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记得，陈映真曾在青岛的一次生态环境与文学研讨会之后向他表达过这种失落，而二三十年过去，陈映真的“不入时”才得以被理解。陈映真小说全集今年在大陆出版，值此契机，汪晖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进行了一次对谈。

在对谈中，汪晖将陈映真比作“时代的界标”，能让人看清自己在潮流中的位置。他们还谈起了陈映真小说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接续，戴锦华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下遇冷，与“世界可以改变”的愿景破灭有关，我们尚未看到新的出路，但不能对现实只有一种理解；我们对陈映真小说里讲的一切不再惊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进入“陈词滥调”却是保持敏锐、培养共情能力之必要。

“生不逢时”的陈映真

“我们在历史当中，随波逐流的时候会很多。有时候一个历史时代，需要一两个坐标，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认识坐标本身，而是认识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在汪晖看来，陈映真正是这样一个坐标，他在自己的时代被孤立，甚至很多追随他的人也纷纷犹疑、彷徨或是分离，但不论潮流如何变化，他始终能站在那儿，“以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潮流当中，看见他和他的声音，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去了。”

陈映真的左翼观点可谓“生不逢时”，不论在哪里，他的呼声都相当寂寥，有时甚至招来嘲弄。汪晖回忆了陈映真在90年代的两次孤独呐喊。一次是在台湾地区，当时台湾社会上发生了几场重要的争论，“皇民化”问题是其中一个，“虽然那时候很多人对日本殖民的历史是批判否定的，但在当时的潮流里，敢于站出来公开说的人几乎没有，陈映真一个人在报纸上公开批判、斥责这股潮流，激烈而深刻地批评殖民主义历史问题。”汪晖讲道。

还有一次便是在青岛的生态环境与文学研讨会上，陈映真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阐述了生态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作家张贤亮却说：“我们特别欢迎到我们这儿来无污染。”汪晖认为，张贤亮的观点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理解，但只有二三十年过去后，我们才能看见大陆作家在当时缺乏一个更广的角度来分析理解问题，从而与陈映真产生隔阂，认为他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是过时的，自己才是先进的。

在戴锦华的回忆中，陈映真还遭遇过比嘲讽更沮丧的漠视。当争论、对立、冲突、碰撞的张力消失不见，反而显得更加艰难，用戴锦华的话来说，这种氛围直接宣告“你的观点失效了……不再有真实的政治区隔，不再有真实的社会选择意味，而是过时了、老旧了”。

理解今日的中国身份

汪晖认为，陈映真的这种态度立场不只来源于一般的道德和政治义愤，而是经过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之后提出的。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他对越战、全球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问题的一贯反思和探讨。比如说《六月里的玫瑰花》，讲的是一个美国黑人参加越战到台湾地区以后，跟当地一个妓女发生关系的故事。汪晖讲道，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但通过当兵来到“半殖民”的亚洲社会，借由美国的世界性霸权提升了地位，那么他与台湾妓女的关系是怎样？两者如何通过彼此认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大时代的悲剧如何投射到个体的情感上？陈映真要处理的是这些问题。

同样，他通过鲁迅理解中国、爱上中国，要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这个中国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让人自豪的中国，戴锦华指出，中国在此语境中指的是 “冷战时代的那一岸……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她说，陈映真的这种追问与她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有共鸣，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怎样言说第三世界（如今，第二世界在消失，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无所不在），也就是陈映真当年面对的“我是中国人”的问题。“今天我们第二大经济体也罢，快乐的全球旅行者也罢，一掷千金的消费者也罢，或者疯狂快乐的粉丝、追星族也罢，在我们的形象被勾勒为‘后浪’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中国身份，作为我们个人身份的中国身份，要怎么去指认？”

戴锦华提到，陈映真通过读“禁书”和坐牢把自己接续到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上。她坦言，自己最开始接触陈映真的时候，是把他当作台湾乡土文学来读的，现在重读，发现写作于久远年代的故事更像是我们的当下，而这个“当下”无法从我们现时的文学中找到——我们已经置身其中，却不再书写它，此时阅读陈映真，就是走入一个“被封闭的世界”，获得一种在今天作为“陈词滥调”不再被人们言说的认知。这便是汪晖所讲的——陈映真的小说是界标，“如果没有这个界标，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

追问“可恨”背后的社会性原因

20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日渐失却活力，戴锦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改变、必须改变，把社会建设得更好的愿景破灭了，陈映真所揭示的那个“造成苦难，造成卑微，造成悲剧的结构”没有改变，我们却没有找到新的、可以为之努力的共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有人问，“怎么办？”

汪晖指出，这种“怎么办”的追问造成了陈映真小说的忧郁感，“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人越来越不像人的生活，可是怎么改变，好像找不到那个力量，不能马上投身行动，所以作品里头有忧郁感。”不过，陈映真不满足于描写忧郁，还要对忧郁进行分析。此外，汪晖强调，人们通常从“左派”“统派”的角度去理解陈映真，但他的失望和批评也是对大陆发生的，例如他在《忠孝公园》里面写老兵回到大陆时的一些复杂情感。

在现实生活中，陈映真是个行动派。1957年，台湾人刘自然被美军殴打致死，引发民众抗议，他便参与其中，公开撕毁美国国旗；70年代出狱后，他又投身文学刊物的创办、写作和社会运动。在汪晖的记忆中，陈映真一直不知疲倦地寻找新的连接的可能性，常常和他讨论《读书》杂志上的文章。

换到当下，我们阅读陈映真的意义何在？戴锦华认为，首先，陈映真的作品有一种当代人（乃至文学）所稀缺的品格，即共情能力。我们今天常常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很难像陈映真那样看到“可恨”背后的社会性原因，相反，我们认为人要自己承担责任，再进一步就是说“他活该”；其次，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有选择，是因为在对世界的广阔、丰富缺乏认知的情况下，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没有从我们的异己的生命或者别人给定的结构当中去想象，去选择的文化的空间、心里的空间、文学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