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公司Coinbas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上月表示，虽然许多硅谷企业都在积极参加与核心业务无关的社会活动，但他的公司却不打算这么做。“我明白这些努力是出于好意，但它们可能会破坏大多数企业的价值观，不仅会分散员工注意力，还容易造成内部分裂。”他以谷歌、Facebook等公司的内部纷争为例，“我相信，大多数员工都不愿在这样分裂的环境中工作。” 

他宣布，未来Coinbase仍将参与与加密货币及新型全球金融体系相关的政治活动，但员工不得在工作期间参与其他无关的活动及辩论，也不应指望公司会公开支持其个人信仰。而对于那些希望公司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员工，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要么接受相当于四到六个月薪资的离职遣散费，要么留下来。据悉大约有60名员工选择了前者，占Coinbase公司员工总数的5%。

Coinbase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业界注意，包括企业老总、技术工作人员和媒体人士。人们开始思考政治激进主义在工作场所扮演的角色，目前看来，Coinbase的决定既没有导致员工大量流失，也并未招致法律纠纷或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害。在职场风气日渐两极分化的今天，这一方法显然有助于保持多样性和包容性，因此很可能会被其他公司所采用。

Coinbase公司内外则对此事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这份内部通知应该是阿姆斯特朗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得出结论：激进行动主义会造成公司不必要的“分裂”，因为我们的员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不同，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也会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职场的政治化对社会变革影响甚微，因为“只有当一群聪明、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花上十数年时间专注于解决某个棘手的问题时，变革才有可能发生”。

“很多发展不顺的企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总是去涉足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领域，无形中分散了员工的注意力，也影响了他们的凝聚力。实际上，只有专注于自身的使命，我们才能对社会产生更多正面影响，”对于阿姆斯特朗此番言论，投资人阿里·保罗（Ari Paul）表示赞同。“我对Coinbase公司去政治化的行为很是欣赏，”他在推特上写道，“我坚信社会运动有其好处，但是为此感到愤怒、或是坐在办公室里争论社会正义，并不能对现实问题产生实质有效的帮助。”

另一部分人则对上述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阿姆斯特朗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试图取悦那些对公司至关重要的客户，毕竟对于部分崇尚无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员工和客户来说，像Coinbase这样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记者蒂莫西·李（Timothy Lee）在博客网站Ars Technica上表示：“Coinbase实际上是在竞购硅谷的这部分劳动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员工自然希望能和政见相投的人共事。显然，Coinbase已经在意识形态匹配上抢先一步，向目标人群发出了邀请信号。大批难以忍受前同事激进作风的人才也许会因此离职，转投Coinbase的怀抱。

此外，一些极端评论人士毫不客气地表示，Coinbase此举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由种族主义者、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敌对人士所控制的邪恶势力。

据《连线》杂志报道，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曾在Coinbase内部引发激烈争论，就公司领导是否应公开发表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声明，大家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阿姆斯特朗在全员会议上听取了员工意见，但没能做出决定。他表示，虽然自己认同这一理念，但他担心此举会被误以为是在为相关政治组织背书，或被有心人利用，令公众错误地认为他们支持削减警方预算的政策。

为了表达不满，一些Coinbase员工通过Slack（一款常用于企业内部的即时通讯软件）发布了“Black Lives Matter”的声明，并鼓励其他同事罢工。几小时后，阿姆斯特朗就做出了妥协。《连线》报道称：“他在推特写下了‘Black Lives Matter’的字样，重申了自己对黑人员工的支持，并宣布了相关的捐款计划。”然而，不少外界批评人士认为，阿姆斯特朗最初的犹豫早已暗示了他真实的想法：对种族正义的否定。

对此，一家殡葬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洛里·格林（Mallory Greene）表示：“就人权问题而言，根本没有中立这一说。你要么选择积极地反对种族主义，要么成为种族主义的同谋，没有中间地带。”科技记者萨拉·莱西（Sarah Lacy）也发帖称，Coinbase实际上是把“Black Lives Matter”视为“一个疯狂激进的议题，说真的，我很多南方朋友种族歧视的程度都比不上他们”。

科技与文化作家尼塔莎·蒂库（Nitasha Tiku）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Coinbase的行为实际上正是“硅谷日益明显的反动倾向”的体现。该专栏引述投资人吉尔·卡尔森（Jill Carlson）的话称，“也许是我太偏执，但过去这半年来，硅谷思想界似乎总是充斥着反对觉醒的狗哨声（指使用编排的隐语的来向特定人群传递政治信息）。”

米米·福克斯·梅尔顿（Mimi Fox Melton）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的代理首席执行官，致力于提高技术行业种族多样性，她告诉蒂库，尽管自己认可Coinbase公司的透明度，“（但）这次的（黑人平权）运动和之前的觉醒文化无关，我们倡导的是自我权利的主张，是对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的追求。当特权成为了常态，平等和压迫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于Coinbase的举动，推特前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特罗（Dick Costolo）的回应更是毫不留情：“这些资本家太过自以为是，天真地认为可以轻易将商业同社会分离，等革命来临的那一天，他们就是第一批排队等着被枪毙的人，”他戏虐地写道，“我会很乐意提供视频解说的。”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则认为，Coinbase的做法开创了先河，是其他企业捍卫自由规范、抵制激进派系的最佳范本。这类人将Coinbase视为受害者，声称这是模式化的迫害：当企业拒绝满足一些在其看来无理的要求时，就会受到激进派记者和媒体煽动家的指责，后者往往将这些企业领导人污蔑为种族主义者、偏执狂或是反动分子——即便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这些词早已被重新定义。

蒂库在其专栏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这些集影响力、权力及资本于一身的自由论者、中间派、右倾投资者和企业高管都认为，科技文化正在受到激进分子的围攻。”许多“觉醒”激进主义的批评者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合理的“社会正义”，而是反对打着社会正义幌子的反自由主义、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攻击，以及利用美国民众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愤怒来操纵社会舆论的做法。

Coinbase事件的背后，是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实问题：企业是否应该公开发表支持“Black Lives Matter”的声明？另外，企业是否应该允许甚至鼓励员工参与政治活动？一位Coinbase工程师告诉《连线》杂志，“很多人觉得发表‘Black Lives Matter’更像是表明一种道德立场，他们认为这是件很容易的事。”为什么有些公司却不愿配合呢？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无论积极发声还是保持沉默，它们显然都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无论出发点如何，这样的声明都可能会因为“不完美”而受到攻击。它也许会令更多的人感到不安，而非受到鼓舞。若稍有差池，高层人员便面临着被迫离职的风险。作为企业CEO，若股东要求发布“Black Lives Matter”的声明，你会怎么做？这时即便短暂的犹豫也会为你招来诸多质疑，因在股东们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肯定了黑人同胞的价值、人性和尊严，任何一个自诩正派的人都不该对此持有异见。但如果你照办了，就有可能被激进分子利用，他们会将这份声明作为筹码，对你的意图展开质疑。到那时，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虚情假意，你也许不得不让步，甚至接受对方一系列无理的要求。

其次，这份声明还可能招致各种棘手的问题。比如，黑人运动议程中有争议的部分该怎么处理？如果一位湾区警官不幸死于谋杀，恰好公司一位员工的孩子也在执法部门工作，这时他要求领导发布“Blue Lives Matter（警察的命也是命）”的声明，你该怎么做？如果一位唐氏综合症患儿的父亲提出希望公司发表反对选择性堕胎的言论，你会答应他吗？或者，当一名巴勒斯坦员工引发了一场有关巴以冲突的辩论时，公司又该如何应对？对于企业高层来说，为避免上述矛盾的发生，拒绝发声似乎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即便此举会招致员工不满，也值得放手一搏。

如果我是一名企业领导，我会很乐意发表支持“Black Lives Matter”的声明，并敦促警务部门进行改革。但上述担忧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公司领导会犹豫不决或拒绝发声，即使他们内心并不反对黑人平权运动。

另一方面，员工是否应该在工作场所讨论政治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支持者认为，美国社会的发展依赖于民众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很长，因此禁止员工谈论政治可能有损政体。在文化高度包容的硅谷，不同观点和谐共存的职场风气也许会渐渐成为主流。

然而，一些科技激进人士和其新闻界盟友的做法却与包容多元的企业文化背道而驰。他们千方百计在工作场所推行对其有利的举措，同时却又敦促管理层严格惩罚那些持有反对意见的员工。

2014年，Mozilla首席执行官布兰登·艾奇（Brendan Eich）因反对同性婚姻的政治风暴被迫辞职；2017年，谷歌工程师詹姆斯·达莫尔（James Damore）在一份备忘录中，讲述了公司目前存在的性别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与他人共事，因此建议谷歌提供“更多团队协作和结对编程”的软件工程环境，同时实施管理改革，以提升女性员工的工作表现。达莫尔此番言论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最终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不得不将他解雇，声称“备忘录的部分内容不仅违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也加重了职场性别偏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前，另一名谷歌员工曾建议公司放宽应聘者的种族和性别条件，却遭到同事们的嘲笑。此外，在拥有乔·罗根（Joe Rogan）播客独家版权的Spotify，仍有部分员工认为，公司应该对一些片段进行审查筛选。

去年，莫宁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曾组织开展一项针对技术工作者的民意调查，该调查由反特朗普的右翼非营利组织“林肯网络”（Lincoln Network）赞助，随后著名商业杂志《快公司》（Fast Company）在其总结报告中称，“在那些开展政治议程的公司中，近一半员工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确实会对工作能力带来影响。”总体上看，自由派企业似乎多于保守派企业。“（而）63%的自由派企业员工表示，当他们与同事意见相左时，遭到嘲笑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在那些对政治不太关心的公司里，只有21%的人表示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比起特定观点所遭受的攻击，各种“禁忌”的出现速度之快更令人感到担忧。由于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人们不再确定究竟哪些行为或言论可以被接受，以至于许多人因为害怕而一遍遍自我审视，时刻担心着，不知何时报应便会降临在自己身上。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警务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对“Campaign Zero”（一项旨在减少美国警察暴力的社会运动）十分赞赏，但同时我也认为，削减警方预算会导致更多黑人同胞丧命。说实话，如果我是谷歌或Spotify的员工，我也不确定以上言论是否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影响。有些时候，即便人们选择沉默，也没法阻挡激进分子将矛头指向自己。对此，Netflix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一语中的：“在这些人眼里，选择沉默，就是选择做暴行的帮凶。”

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的企业文化应当允许员工自由讨论或表达政治观点——无论他们是进步论者、自由主义者、中间派还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只要任何一方无法容忍同事的观点，甚至达到煽动对方离职的地步，那么在工作时谈论政治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很可能加剧两极分化。虽然阿姆斯特朗并没能令Coinbase成为人们心中理想的工作场所，但他的做法却不无道理，也许，这已经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也说不定。

Conor Friedersdorf是《大西洋月刊》驻加州的特约撰稿人，专注于政治及国家事务研究，他同时也是纪实文学网站The Best of Journalism的创始编辑。

（翻译：杨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