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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集体责任

“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日前再度引爆中文互联网内对“全职太太”的争论。在部分网友认为当不当全职太太是个人选择、他人无权评判的同时,许多网友强烈反对女性选择当“全职太太”,认为退出社会公共生活不仅在个人层面风险重重,而且在社会层面削弱了女性的公共话语权,为男女平等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纷争背后更少被讨论的另外一面是,女性如果选择坚守职场又要面对什么?她要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职场女性恐怕立即就会发现,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的期待充满了自相矛盾,让职场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发现,美国女性背负着“密集母职”的强大压力——所谓“密集母职”,指的是认为维持婚姻和成为母亲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几十年来,这种理念使得女性相信她们的丈夫和子女迫切需要她们的照料,社会要求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产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另一方面,有事业心的美国女性又接受了“理想员工”意识形态的规训,被要求在情感上和时间上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由此获得独立、地位和满足感作为回报。吊诡的是,也正是这一意识形态让男性在职场中取得优势,与女性一步步拉开距离。

因此,问题的真正核心不是“当全职太太是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为何女性难以在“全职太太”的选项之外拥有更多的选项?柯林斯指出,长久以来社会文化规范传递的性别化信息(女性在育儿、家庭、职场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处于怎样的位置)给妈妈们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境,这种冲突决定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职场中对“好员工”的标准,导致“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将如何对自己的家庭最为有利作为工作抉择的前提”。

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国家的女性能更轻松地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而另一些国家的女性则举步维艰,进退维谷。柯林斯花了五年时间在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采访了135位职场妈妈,探讨四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对职场妈妈日常生活的不同影响。她最重要的发现是,政府政策需要和更强调平等分工、合作育儿的社会文化规范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帮助女性兼顾工作与照顾所爱的人。仅靠进步主义的政府政策(比如优渥漫长的产假)不仅不能帮助职场妈妈,反而会令她们陷入不利的位置,乃至被迫退出职场。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

“妈妈们身处的生活世界是被性别、做家长以及就业的不同规范框定的,”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写道,“我所遇到的最为满意的妈妈们能够获得工作-家庭政策在各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主流文化态度也鼓励妈妈们和爸爸们兼顾有偿劳动和育儿职责。而最不满意的妈妈们必须得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来缓解自己的工作-家庭冲突,不受到自己伴侣的支持,且所在国的文化环境认为育儿就是女性的责任。”

在中国,人们争论“全职太太是不是女性的选择自由”;在瑞典,柯林斯发现一些妈妈抱怨女性必须成为职场妈妈、家长必须亲力亲为的文化规范。我们该如何理解性别平等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呢?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柯林斯给出的回答是:

“女权主义帮助女性(和男性)获得多种选择,来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所有人只能按照一种模板生活。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

“这一代的女性集体喊出‘我受够了’肯定是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界面文化:你为什么选择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四个国家做田野调查?

凯特琳·柯林斯:这四个国家代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四种经典模式:瑞典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德国是一个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意大利更偏家庭主义,而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它们代表了国家提供福利的四种经典路线。

界面文化:在进入田野之前你有怎样的预设?其中哪些预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凯特琳·柯林斯:在五年的采访时间里,我对中产职场妈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验政策的实际影响有了长足的了解,这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往往是不一致的。在纸面上,一项政策也许看上去很诱人、很慷慨,但要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起作用,你需要通盘考虑。比如说瑞典有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把它搬到美国就不可能发挥完全同样效果,美国人对女性、男性、工作和家庭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观念。我们需要考虑到文化和政策的交叉作用。

界面文化:在你的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最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吗?

凯特琳·柯林斯:我采访了一位瑞典女人,我在书中称她为卡莎。她向我解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包括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而这在斯德哥尔摩是很常见的。为了向我解释拥有一段平等的亲密关系、育儿过程中与伴侣平等分工的好处,卡莎给我讲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她的女儿艾芭去朋友家过夜,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喊道:“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对卡莎来说,这意味着她和她的伴侣成功地与女儿建立了一种同样亲密的关系。我喜欢这个故事,它展示了平等如何融入亲密关系的肌理。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 凯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0

界面文化:近年来出版的若干新书都讨论了文化规范和政府政策如何塑造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的生活经验,包括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的《回归家庭》(Heading Home)、艾米·韦斯特维尔特(Amy Westervelt)的《忘记“拥有一切”》(Forget “Having It All”)和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的《女佣的故事》(Maid)。我们是否走到了当代女权运动的某个转折点上?

凯特琳·柯林斯:我喜欢这些书和作者!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女权运动在美国乃至全球取得了数不清的成就,我认为现在的新关注点在于,有孩子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生活不应该如此艰难,如此压力重重,如此孤独。她们意识到男性、雇主和政府需要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承担起责任,施以援手。这一代的女性集体喊出“我受够了!”,肯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一种集体责任”

界面文化:长久以来,瑞典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誉为性别平等的堡垒,你的研究告诉我们,进步政策、文化规范和叙事必须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帮助到职场妈妈。当我们需要整个社会减轻女性负担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应该先行呢?是政策(自上而下路线)还是文化(自下而上路线)?

凯特琳·柯林斯: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故事。我认为我们需要两者同时作用——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策略,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策略。事实上,这就是我在书中想要传达的。美国的城市、县、州都在出台进步的家庭政策,许多草根组织也在致力于推动性别、工作和育儿文化观念的转变。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瑞典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出台性别中立政策,支持育儿集体责任,这显著地改变了瑞典人对性别分工的态度。这一范式转向的背后动力是什么?瑞典人是不是刚好在一个对的时间做出了对的选择——当时恰逢战后经济繁荣期,整个欧洲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

凯特琳·柯林斯:这个转变得益于多年的女权组织活动,唤起了人们珍视并实际支持养育工作的意识。

界面文化:虽然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许不能在社会和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奏效,不过我们能从瑞典经验中学到什么?

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也应该是一种集体责任。养育下一代既是女人的权利与责任,也是男人的权利与责任。我们不需要盲目迷恋工作——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一些瑞典妈妈抱怨女性必须成为职场妈妈、家长必须亲力亲为的文化规范有些时候令人感到窒息。在中国,有许多人在讨论“成为全职妈妈到底是不是女性的自由”。我们要如何理解性别平等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呢?

凯特琳·柯林斯:我在书中引用了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观点,“最终,女权主义事关女性选择自己期许的命运。”女权主义帮助女性(和男性)获得多种选择,来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所有人只能按照一种模板生活。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

界面文化:你是否计划继续你的职场妈妈跨国研究,比如说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凯特琳·柯林斯:我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够再接再厉,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地域和人群中。我很有兴趣研究单身妈妈、爸爸和低收入家庭。

“平等不是吃披萨,不是我多吃一点你就只能少吃一点”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性别平等的主要障碍是许多人(特别是男性)认为女性的获益一定会带来男性的损失。我们要如何克服这种心态?鉴于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构建在父权制的基础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认旧制度难以运作下去了?

凯特琳·柯林斯: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性别)平等不是吃披萨,不是说我多吃一点你就只能少吃一点了。集体解放意味着男性和女性都能从父权制和性别不公中解放出来。男性需要理解,性别不平等也在伤害他们。我认为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她的作品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界面文化:在美国,生育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支持,因此妈妈们将工作-生活冲突视作需要自我消化解决的个人问题。奥尔加用“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这个词来形容女性是如何被鼓励拥抱自我赋权、自信、适应性和创业精神,但回避直接批判现存不公平的制度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全球现象?

凯特琳·柯林斯: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力。这种对独立和个人主义的痴迷掩盖了如下事实: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高度联结、彼此依赖的。除非我们理解女权和民权组织的典型局限、明白我们当中许多人享有的自由和优势是建立在压迫他人的前提上的,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系统。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白人女性,我的获益建立在针对有色人种的污名化、伤害、仇恨和暴力之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有责任去利用我的特权改变现实。我把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贴在了我的书桌上,时时提醒自己,在我工作的每一天都要反思自己的特权和偏见:“只有当所有人自由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

界面文化:根据盖茨基金会的数据,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也在放大性别不平等。一些早期数据显示,女性失业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鉴于在可见的未来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很难不对职场妈妈肩负的重担感到悲观。我们该如何应对挑战,继续推进性别平等议程?

凯特琳·柯林斯:新冠疫情给全球女性和母亲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它也向我们揭示了照料工作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来说是多么必不可少。没有它,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运转。新冠疫情让我们的集体想象产生了裂缝。是时候狠狠撕开这些缝隙,带来所有家庭都迫切需要的改变了。

我认为我们当下拥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来动员人们为照料工作提供支持、呼吁我在书中提出的“工作-家庭公平”(work-family justice)、开创一个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能拥有机会和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全情参与带薪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世界。这是我为我们设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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